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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不会萎缩-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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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没有出路的情形,也是政局不能稳定的一大主因。  在很多国家田赋是收入之大宗,在英国和日本都在国家现代化的当头,发生决定性的功效。但是在中国既然这样的微薄,又分散而无法集中,只能维持省级单位的旧式衙门,有时省级尚只能让县级用作开销,自己另觅财源,说到军费更是可怜,很多地方只能靠卖鸦片烟,再不然则出自厘金。厘金创立于太平天国发难时,清朝政府准许各地驻军在防区内设关卡,对转口税值两抽厘,亦即千分之一,取其税率低。但是关卡林立,老百姓贩布卖猪都要付税,经过5个关卡就要付5次税,它和鸦片税捐一样,只有附近驻军作主,才有成效,其收入也是就地支用,不受中央管制。  综合起来,这是一种可怕的现象:军队的向心力不在国法与纪律,而在忠义的成分,亦即是私人关系与私人道德。军队的维持又靠地方上鸦片的贩卖与内陆的物品转口税,也伏下了〃地盘〃的观念。这两种成分加起来就是军阀体制。所以当日的军队统治有内在的原因,预先埋伏了若干军阀性格(当然与带兵将领的性格也有关系,但仍是这内在的力量强),中原之战也可视作政府企图中央集权,与这地方部队和省区部队的军阀性格冲突之表现。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首先就想整理财政,寻觅新税源,也在上海新增了若干税捐,曾遇到外人的抵抗。我这里有当日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的一幅漫画,表示外人的反感。尤其国民政府收回盐税,曾遇到《字林西报》的抗议,因为盐税在北京时代已经用作外债的担保。  可是中原之战发生在1930年,隔1927年又已经3年,国民党又已经在江浙地区产生了稳定的力量,外商的态度也渐渐改变,逐渐希望当日之蒋总司令完成中国之统一。中原之战爆发之近因,乃是阎锡山在5月3日扣留了天津海关的收入。以前南京政府还在与北方通电,互相争辩。海关收入被扣之后,蒋即在5月8日北上指挥军事,和议到此绝望。还有一项局势之展开,至今为写中原之战的历史学家所忽略。当战事激剧地展开时,南京的财政部长宋子文曾于5月27日,在河南归德的总司令部发表谈话,强调军费不易维持。他说到过去军队随处作战、遇地征粮的方法已不适用,但是他的财政部筹款的办法,也已山穷水尽了。这种情形,非常特别,很少有作战期间自己的财政部长,自己暴露本方即将破产的弱点,而且这种呼吁又向外人提出。我的观察他的目的在唤起西方国家的注意,即对南京政府如不加援助,至少也应当不加阻挠。如果中国再又弄得四分五裂,各人都截留关税,对外商也没有好处。果然他的呼吁发生效力。两天之后,亦即1930年5月29日《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社论,支持宋子文的言论,在我看来这与当年年底南京政府宣布废除厘金,实行关税自主,没有遇到外人之阻挠有关。  中国的关税一般称为〃值百抽五〃,其实这是一个大概之原则,各种品目有高下。只是自从与西方各国订立不平等条约以来,一直维持19世纪的价格与税率,海关的管制,也操在外人手中,其收入除去赔款与借款之本利外,只有剩余一部分,称为〃关余〃,才由英国人充当的总税务司拿去交中国政府。中国过去曾屡次要求关税自主,修改较合理之税率,也和美国订有合约,只是无法执行,直到中原之战后于1931年1月1日成为事实。对中国讲这是一件大事。与革新之盐税摆在一起,南京政府才勉强有一点像现代国家之财政与税收。所以中原之战,正面看来只是同类相残,损害了国家的元气,在侧面却并未缺乏隐藏着的好处。  国民政府希望全国确实统一的计划,因此一战只片面地做到。阎锡山部于7月被击败,冯军战线至10月才整个崩溃,但是中央军对二者都没有追击。这时候东北军也已进入华北,蒋、张同盟,张学良就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蒋委托他对冯、阎军改编。冯玉祥从此无力再问鼎中原。阎锡山虽然失去平津地盘,也仍然能够控制山西与绥远,冯旧部如宋哲元、张自忠仍有掌握一省的力量。蒋介石能够确实掌握的地区只在黄河之南和北纬35°接近。这和北宋统一中国,留着吴越钱家半独立的姿态大致相似,好像是一种妥协的方式。  可是仔细看去,内在的更变,多于外界的妥协。有如过去西北军受到苏联的资助,东北直接与日本办外交,经过1930年后此类事再未发生(虽说阎锡山战败后一度退居大连,与日人保持接触),同时日本增强对中国之侵略,发动〃九?一八〃事变,也是因为中国之统一,与他们的大陆政策极不相容。   。。

(二) 过渡期间的社会与经济(3)
从国民政府的档案看来,蒋介石于10月9日中央军攻占洛阳之日,即返南京。1931年1月7日财政部长宋子文北上与张学良洽商北方财政问题,他去后十天,各问题即已解决,1月18日宋哲元、商震、徐永昌、傅作义等(都是冯、阎军之将领)通电中央,表示服从,接受改编,宋子文于第二天回南京。这当中的详情缺乏记载。一直到最近我看到宁恩承先生在《传记文学》(331号,1989年12月)发表的一篇回忆,才知道宋子文与张学良的协议产生了一个河北财政特派员,后来所属为冀察晋绥四省统税局,名义上属财政部,实际由张委派。厘金取消后改抽统税,所属为棉纱、卷烟、火柴、面粉、洋灰,再加上矿税、烟酒税、印花税等,即以收入径发四省军饷与政费。这样虽然没有做到财政统一的理想境界,与过去卖鸦片、抽厘金的军阀体制相比,则已进步多多了。  从此南京政府以新式装备维持核心约30个师,被人家称为〃蒋氏嫡系〃,外国人也称之为Chiangs Own,  外围又用津贴的方式,维持到可能近于100个师的地方部队,再更外围的部队,如云南、四川各处的部队,只要他们名义上服从中央,细部已不过问,大体上仍保存他们的补给办法。这种新平衡的方式,除了极少的调整外,维持到抗战前夕。换言之,此亦即是中国对日抗战开始时之阵营。直到八年抗战之后,中央军与地方军之痕迹才逐渐消失,但有些仍保留至抗战结束。  这不是一种理想的解决之方式。前天我已经和各位谈及,我们学历史的人不当着重历史应当如何地展开,最好先注重历史何以如是地展开。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于1926年开始北伐,只有4年时间,他想成立一支现代军队,由财政集中的方式支持,为中国历史之前所未有,至此已尽到最大的力量。并且抗战之决策,并不是以同等的兵力与敌方对拼,而是利用中国人力与土地的广大和对方拖,把对方拖垮,同时得到欧美的同情,使中日间之冲突化为一个国际战争。中原之战前提议裁军,将全国军队缩编为65师,人数为80万,务必要采取精兵主义,可是中国的军需工业和交通通信的设备,都够不上支持现代化的军队。抗战开始一年之内,中央军现代化的表面就无法保全,以后被驱入内地,工厂的数目只有全国6%,发电量只有全国4%。这不是精兵主义可能融洽得下的。1986年年底我来台北参加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我已经当场报告:我做下级军官的经验〃半像乞丐,半像土匪〃。可是也只有这样,能在内地农村生活条件下生存的力量,才使抗战持久。虽然没有凭自己的力量打败对方,我们却已达到将它拖垮的目的。如此看来,中原之战不是那样毫无意义。虽然我们仍旧痛心于20多万的伤亡数,虽然我们仍旧可惜那每天两万发炮弹的火力,至此我们可以想到这次战争是北伐到抗战之间的一种必经阶段,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就此承认它在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了(此即long 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  前面已说,我来此的目的不是注解中国历史,而是提及自己读历史的经验。我所提出的中原之战不过是举一个例,说明中国近代史可以从社会史和经济史发展。如果我们注重1930年间社会情形、军官与士兵心理状态,我们就知道军阀割据的内在原因。如果我们推广到抽税、筹饷,我们就可以想见虽在最黑暗的关头,中国仍在前进。  我曾被批评说是我写的历史完全以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为标准,这种批评完全不正确,同时我也不是〃人是我非,人非我是〃。那样所谓〃平反〃也不是我的目的。我写历史,重于已经发生的事情之因果关系,而不着重私人情绪上之好恶,外国人叫做positivism,本来是积极性,也有人翻译为〃实证主义〃(我也不高兴这样主义那样主义,因为中文一提到主义,就是一个大泥坑,一跳进去,  就爬不出来了。英文之ism比较轻松)。说来说去,历史学家的工作,主要在探询在我们面前发生的事情之前因后果。一件事情既已发生,最低限度经过20年,其成果尚不可逆转,那我们就务必要就事解释。虽说我们高兴某人,不同情某人,不能完全避免,那已经不是作史者之正途,有时反而使读史者误入歧途。  昨天我已经提起,在我们这一生衣食住行无不经过一段改造。我在1950年第一次来台北,从飞机上看下去,触眼只看到日本式的木房子。下飞机之后街上飞尘扑鼻,所见通行的车辆无非军用卡车与吉普车。今昔相比,这样变动已经很大,可是环顾内外,不仅台北如此改变,其他各地方也有类似的改变。在时间上讲,我们眼前所经历到一段的改变,也仍只是一个长时间亘世纪的一个大改变中之一部分。1988年我来台北时,社会大学吕学海先生说他在基隆附近的农村里有一所房子,星期天他要我同他去当地参观。第一件引起我注意的则是当地乡村里有电气设备。信不信由你,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中国农村里有电。我一问起何时开始,是日据时代还是光复之后,村民告诉我们,开始于1960年代,离我们访问的时候已经20多年,快30年。  农村里有电气固然是物质生活的一大增进,同时也反映社会组织的改变。电线能通到农民的屋顶上,表示电力公司已经在会计上认为每家是一个单一的用户,能够把电力供给他,到期按电表收费。在我看来,这不仅是进步,而且是改组了。以前怎样呢?据我在大陆上的经验,在乡村里和一般农民打交道的只有政府。政府尚不承认各家各户在法律之前是一个独立的单位。凡是有何交易进出,概由保甲经手,征兵纳税无不如此。一家漏税,唯保长、甲长是问。一个人犯法在逃,亲朋邻舍负责。这也就是上次所说集体责任之由来。从那样的体制,到今天各人自付电费的体制,是一段很大的改革,在中国讲牵涉1000年的背景。不仅我今天所讲的中原之战,是北伐与抗战中的一个阶段,它把中国军队里的军阀性格稍为约束,也把财政税收、军需出入比较做得更现代化。前者属于社会史,后者属于经济史,这一切已是前所未有,仍只算作改革过程中临时的一段调整。而北伐与抗战也仍不过是这空前庞大运动中之一环节。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二) 过渡期间的社会与经济(4)
用不着说各位已猜透我所要讲的空前庞大的运动,可以说是进入资本主义之体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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