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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另一个季节是如此的容易，而且丝毫没有留意到其中的原因。
雪顿节是同藏民去山顶寺院的朝圣活动一起开始的，在这些寺院里往往收藏有巨幅的唐卡。唐卡上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巨幅画像。这幅唐卡非常巨大，可以覆盖整面山坡。每年的这个日子，百余位僧人一大清早就会沉浸在诵经声和法号声中。而这个巨幅唐卡由僧人们肩扛到山顶，在日出之前的几秒钟内把唐卡展开。这样，第一缕阳光就会映照在佛祖的脸上，佛祖的面庞也恰好沐浴到第一缕阳光，时间很短暂。仪式一结束，唐卡就会被卷好并收藏起来，一直到明年的这一天才会再度取出来。
代表生命的基本色彩的五颜六色的平安符会被撒到佛祖的脸上，同时还要献上洁白的哈达，甚至还有钱。朝佛的藏民会在巨大的唐卡前面跪拜，并用自己的头触及释迦牟尼的像，依次来祈求佛祖的保佑。辫子上带有镶嵌着大块绿松石的铜首饰或金首饰的康巴妇女们，在祈祷中把自己的头磕在唐卡里佛祖的脚上，而且还把自己孩子甚至婴儿的额头摁在唐卡上，以此为孩子祈求佛祖的护佑。那些喇嘛则用他们黄色的帽子轻轻触摸耐心等待的朝圣者，给予他们自己的祝福。
太阳冉冉升起，苍山不再被黑暗所笼罩。旭日的第一缕阳光触摸到佛祖眼睛的那一瞬间，五彩缤纷的平安符被抛向空中，像万花筒般地在空中飘散开来，稀薄、寒冷的空气也自此变得暖和起来。低沉的法号声伴随着百余位僧人的诵经声，回荡在寺庙金顶和宝塔之前。空中翱翔着苍鹰，它们随风起舞，似乎也陶醉在松枝焚烧的香味里。它们并不关心人们在祈求什么以及人们会得到什么样的护佑，它们甚至也不知道季节正在更迭，它们只是忘记了时常寒冷而又稀薄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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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
如果你想聆听灵魂之语，我建议你找到这座山。
昆明是云南省的省会，飞机从北京直达这里。昆明的飞机场让我想起了曼谷。这说明：云南可能是中国唯一在旅游业上采取行动的一个省。这是因为云南人向南边的泰国和东南亚寻求灵感的缘故。由于受北京影响较小，云南人在这里尝试着一条不同的途径。
当然，这并非是件新鲜事。在古代，中国的皇帝将反叛者放逐到云南。当时，云南被视为离中原皇朝最远的边界，那里居住着被高山低谷禁锢的山地部落，他们固守着自己的文化，而那些被帝王流放至此的反叛者也学会了在远离部落的山野中生存。
当20多年前我第一次访问昆明时，它是一个极具魅力的小城：河道沿岸绿荫遮阳，古木青砖房仿佛摇摇欲坠。现在，这些古老的建筑都已消失，树也已被根除。昆明成了一座用水泥和玻璃堆砌而成的所谓的现代化城市，这座城市的魅力因几年前的国际花卉展而荡然无存。中国政府曾认为，用水泥盖住花卉以破坏与城市自然环境有关的一切是很国际化的。因此，当你来到昆明时，它看起来与中国其他的城市并无两样。但是，昆明是你云南之旅的起点，只有离开这座城市后，你才能开始这趟旅行。
昆明已经变成了一个摇滚类的城镇，古河道沿岸的工厂已被改成了工作室。换季时节，许多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在那里工作。与旅行者一样，他们的的确确把昆明当做前往茶马古道沿途其他地方的起点。
现实中的茶马古道北起思茅，南至普洱：一条路线向南穿过红河谷，一直延伸到越南、老挝和缅甸；另一条路线经大理、丽江、泸沽湖、中甸，沿陆路穿过神圣的卡瓦格博山（也叫“梅里”雪山）抵达圣城拉萨，而后从拉萨转至日喀则，到达尼泊尔和印度。
茶马古道沿途的每个主要站点都有自己的少数民族，而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神山。这里要讲述的就是寻觅神山以及与神山对话的故事。
幻灭般的失落
我出生在纽约。我猜，你一定会说我是在纽约长大的。其实，我在那里只待到10岁，后来便搬到了康涅狄格（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州——译者注）。
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坐在纽约公寓铺有地毯的地板上，翻阅着《国家地理》杂志。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对那些图片格外着迷，情不自禁地就想翻看它们。最让我着迷的是那些放声大笑的孩童、头包印花手帕的妇女、以古银币点缀的部落头饰，以及在亚洲某山建在高桩上的岌岌可危的木屋。这些木屋隐藏在薄雾缭绕的山谷里，依山腰而建。不知为何，我竟对那些地方满怀憧憬，向往能够住在其中的一间房子里。
这些地方看起来十分遥远。有时，我能在下午五点由沃尔特？克朗凯特（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台柱——译者注）主播的晚间新闻里看见它们，在绿色贝雷帽巡查村落时看见它们，或是在沙沙作响的一个电影镜头中，拨开灌木丛看见它们。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的士兵想炸掉建在高桩上的房屋，人们告诉我这是为了拯救那些裹着头帕的妇女和儿童。
从孩提时，我记得自己就流连于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巨型恐龙骨骼、巨足以及熊和藏羚羊的标本面前感觉自身的藐小。我曾几个小时地盯着美洲印第安人长形的独木舟。那里还有身穿熊皮、头戴萨满面具的人物展，整座屋子都充斥着他们的力量。我可以连续几个小时地凝视这些萨满面具，想弄清它们到底像什么。
这家博物馆令我着迷。巨穴形的走廊通往一间屋子，那里摆设着许多身着爱斯基摩人、非洲人、阿拉伯人和波利尼西亚人传统服装的模特。年幼的我凝视着这些模特，很想知道真正身穿这些服饰的人们究竟是怎样生活的。后来有一天，博物馆开放了亚洲屋，于是我前去参观。
山地部落的影像又回来了：从无人攀登的群山中的融化冰川里流淌出一条河流，幽谷用这条河流切断层层梯田。我无法将它们从记忆中抹去。我再次想知道，在山腰上的木屋里居住会是什么情形。这样的木屋周围一无所有，除了风中摇曳的罂粟花和深谷中回荡的缥缈回声。我想要攀登那些群山。
后来，我搬到了康涅狄格州。
在高中时，我曾上过一堂有关印度和东南亚的课程。十分有趣的是，关于两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有千年历史的国家的内容被缩略为仅仅半学期的课程，而且是以“印度和东南亚”的科目教授美国高中生。这听起来有点像拉拉队长在足球场上讲的话。
他们忘记在课堂上告诉我们：这些强大的文化源于恒河、澜沧江和长江。它们汇集在无法攀登的神圣的西藏雪山前面。在听过几次讲座之后，我开始寻找旧的《国家地理》杂志。
我发现了它们，实际上我是在一本杂志里找到了一张地图。地图标示了位于东南亚大陆所有的山地部落，其中有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和中国的云南省。以前，我从未听说过云南，它也没有出现在沃尔特？克朗凯特主播的新闻报道中。地图对苗族、傣族、彝族和长颈喀伦族进行了浪漫的描述。他们居住在建于高桩上的木屋里，皆裹着印花头帕。
我记得，我展开了这张旧地图，用胶带将它贴在我做作业的书桌上方的墙壁上。我告诉母亲我将记下所有这些部落的名称，我的确做到了。后来，我忘了那张地图，也忘了那些部落，我将它留在了早已离开的那个儿时卧室的白灰墙上。
1981年，我作为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当时，人人都穿蓝着绿。我没有看到在《国家地理》杂志上见过的那些色彩丰富的山地部落的装束，只看见在北京火车站游荡的目光阴郁的藏族人，还有许多坐在塞得满满的蓝绿色帆布包上的其他人。他们躺在布包上等购一张火车票，以返回离别不久且并不急于返回的地方。为什么他们都在等购车票呢？不久我便明白了，在当时即便是买一张火车票，你都要有关系才行。
1981年底，我离开了中国大陆前往香港。
那时的香港似乎是一切的中心。的确，它是中国商业的中心，而商业是生活的中心。每天，人们都在长时间地谈论生意。的确，我忘记了那些住在架在高桩上木屋里的山地部落。在合同谈判及讨价还价的刺耳声中，在开放的、发展的及处于困境的市场运作和币值跌升中，我渐渐淡忘了他们。在紧张的早间咖啡、午间茶及晚间的酒精中，我们探讨的话题全是关于市场。
20世纪80年代，我从事律师职业，为跨国公司来华投资草拟合同。我在香港的一家英国法律事务所工作。每天都身着黑色的西服，内穿带有白领和袖扣的蓝色衬衫。有时，我感觉自己已无法呼吸，仿佛被塞进了这套西服里，每天乘电梯上上下下，穿梭于楼层之间，就连晚上做梦都在影印文件。
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一个专门研究中国贸易的律师在香港的生活。事实上，任何一个所谓的“中国通”都不能理解当时中国发生的一切。但那并不重要，没有人能理解。所以你可以非常从容地在中心金融区乘坐豪华办公大楼的电梯上上下下，谈论着实际上你并不理解的事情。对律师、会计、顾问和夜总会的女招待来说，讨论的事情都是按小时计账的，其价格与你微微点头、用双手递给潜在客户的名片上所印的真实身份相符。
当要离开办公室去度假的时候，大多数的律师同行会选择去马尼拉、普吉岛、芭堤雅的海滩和酒吧，或者去打高尔夫。对律师、银行家及他们的客户来说，打高尔夫非常重要。用完全不合适的工具竭力将小球打入无数的小洞中以消磨时光，我从不加入这些高尔夫式的休假队伍中。
相反，我更愿去那些山地部落区，去寻找建在高桩上的木屋。它们建在无法攀登的山边，位于薄雾笼罩的山腰上。我穿越泰国北部的罂粟地，经过艰苦跋涉，终于找到了住在高桩上木屋里的哈尼族及彝族的部落。他们佩戴着用银币制成的华丽头饰，与我在《国家地理》上见到的如出一辙。我开始为他们拍摄，我不停地拍，就像《国家地理》上的那些照片一样。
令我惊讶的是，这些部落有一共同之处，即他们讲的都是云南方言。部落的长者解释说，很久以前，他们都来自一个叫做“云之南”的地方。它位于神山之间，一座座神山由过去运茶的一个马帮通道连接起来。他们在山边、木屋旁种植茶叶，直到后来在内战期间被逐到泰国。于是，他们在泰国定居下来并开始种植鸦片。而茶叶凭借马匹运输，沿着与座座神山相连的线路，最终抵达拉萨。这个故事令我感到困惑，我真的无法理解，我只是忙于拍照。
我在背包里装着几个魔术道具，晚上坐在壁炉旁进行表演，哈尼族人和彝族人看得着了迷。妇女们深信我是巫医，把生病的孩子带到我面前，请求我治疗。男人们问我，我的魔法是否可以避开他们黑火药猎枪射出的子弹。我坦言说自己并非巫医，这件事情令我心烦意乱。我渐渐明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类似组织的表演也是简单的骗术。许多处在不同的社会、处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少数民族族群也同样被诱导去相信巫医们的虚幻力量。
山地部落的蒙昧促使我继续跋涉。我徒步旅行，从尼泊尔喜马拉雅山脚来到马来群岛的丛林，而后乘坐独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