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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部落的蒙昧促使我继续跋涉。我徒步旅行，从尼泊尔喜马拉雅山脚来到马来群岛的丛林，而后乘坐独木舟寻找猎头族。从一家家的马来华人河工的家走出来，我的足迹遍布婆罗州腹地，最终找到了猎头族居住的长屋子。我想看一下那些人头。可以肯定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猎杀的日本士兵的头颅就垂挂在一间小屋的中央。我就睡在这间小屋里，在那些头颅的下方。早晨起来，我拍了很多照片。
随后，我沿着尼泊尔、老挝、越南、缅甸跋涉，拜访了哈尼族、彝族、苗族、克伦邦（缅甸的一个邦——译者注）和赫蒙人（指移居到东南亚的苗族人——译者注）的山地部落。在完成整个行程的跋涉及拍照后，我会与律师、银行家和商人们在香港的记者俱乐部里叼着雪茄聊天，并在听完休息室的音乐、抽完雪茄、结束工作的小酌之后，向他们展示婆罗州的骷髅、缅甸的长颈人和湄公河沿岸老挝妇人纺织的照片。而他们则向我展示在普吉岛或在马尼拉度假打高尔夫时收集到的酒吧女孩儿的照片。对我不打高尔夫，他们感到非常奇怪。
后来我卖掉了在香港的公寓，把部落的毯子、织品、银手镯和大象雕像等东西一一送人。我把照片装进盒子，然后把盒子储藏起来。那时，中国市场的黄金潮正在北京蓬勃兴起。在这些盒子落满尘土的时候，我忘了一件事，即有一天它们还会被人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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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
第一次在云南见到杨丽萍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想是在1991年。她表演的“孔雀舞”模仿一只孔雀，既美丽又动人。在西双版纳，我与来自北京中央银行的代表团坐在一起，如醉如痴地观看了她的现场演出。
我曾经到过云南。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去云南考察并草拟一部中国可转让单据的法律之时，我是其中的一名法律顾问。在为老挝和越南的中央银行担任顾问之后，货币政策已经成为我的专长。代表团选择在昆明汇合，然后去西双版纳这个傣族人的故乡（傣族人在很多方面与老挝人相像）。在讨论完货币调控的定期限制条款后，我溜出了旅馆的后门，租了一辆吉普车，开进深山，寻找傣族人。我发现他们住在狭窄的村寨里。村寨沿着薄雾缭绕的河边建在高桩上。河边，白塔形单影只。
1992年，我再次见到杨丽萍，而这次是在电视上，当时我正坐在拉萨一个肮脏、破旧的四川饭馆里吃麻辣豆腐。摆在饭店一角的小电视播放着她表演的孔雀舞，观众中还有中国一些重量级的领导人。最后留在我脑海中的是一种模模糊糊的可能性，即总有一天，我和藏传佛教及杨丽萍之间会有一种联系。这是那晚我在拉萨脏兮兮的四川饭店里吃麻辣豆腐时留下的最后一段记忆。我不再想这件事，我离开了拉萨。等我再次返回时，已过了10年。
10年后，我在昆明又与杨丽萍不期而遇。她在那里创办了一个舞蹈工作室，致力于保存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化。由于他们的歌舞是他们口头传承的一部分，因此急速的变化和发展对其文化的侵蚀速度远远超过得到保护的速度。通往村寨的每条道路都给村寨带来了发展和变化，杨丽萍决心竭尽全力在它们尚存之时给予挽救。为了确保本民族文化的持久性，她把村寨里的孩子带到她在昆明的工作室，录下他们的歌曲，摄下他们的舞蹈。为了保持本族人文化的鲜活，她把不同传统的舞蹈和音乐编入了还在进行的表演艺术项目之中。
当我坐在杨丽萍身旁时，她正指导按节奏跳舞的女孩儿们。女孩儿们的动作整齐划一。她们的服装和美丽的头饰都是在村寨里织成的，可能是从上辈传下来的。她们的动作自然流畅，其精髓绝非人为能够设计。
杨丽萍缓缓移动她那呈佛像手印状的纤细手指，延伸至极限，而后停留片刻，仿佛漂浮在流动的空气中。她低声说，“这些云南的孩子很淳朴，就像小佛一样。”
刹那间，我被她率直而深奥的话语打动了。实际上，我完全没有听懂。我希望能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我请杨丽萍重复一遍刚才说过的话。
她没有重复，只是耸了耸肩，补充道，“云南人就像那样。”对她而言，所说的话应该被人理解，否则，就意味着理解不了。随后，当她说到云南和她自己的民族时，她的手指又再次伸展如扇形，黑色的双眸发出深邃而敏锐的光芒，她说道，“位于热带的西双版纳是傣族人的家园。在那里，澜沧江沿岸的峡谷布满梯田，他们像泰国人一样，穿着长长的丝筒裙。沿着流向越南的红河再往北，就是佤族人居住的地方，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和宗教修持甚至与非洲人相同。他们对着太阳祈祷，住在离太阳很近的地方，这种做法是正确的。那里还有彝族人，他们有所不同。他们住在山里，当没有什么东西可维持他们的生活时，他们就伐树烧火并移屋，他们对着火和老虎祈祷。由于不会长时间地驻留在一处，因此他们没有值得保留的财产。”
“谈谈你自己吧”，我问，“你是哪个少数民族的？”
“我是白族，家在大理。那曾经是一个王国。如今，老城依旧保存得很好。许多艺术家去那里寻找香格里拉，它是茶马古道的第一站。如果你想寻找香格里拉，或许它是你旅行的起点。”
随后，杨丽萍轻轻地喘着气，用柔和的声音谈起了她的家乡，“洱海湖形似佛耳，辉映着苍山。在大理，你能看见很多美景，你会发现那里的人和他们的文化保持完整。所以那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我记得小时候，我们跳进湖中，鱼儿在我们的两腿之间游来游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大理的气候四季如春，不太冷也不太热。等我跳不动的时候，我会在那里建一座自己的房子，我想回到我出生的家。我曾周游世界，但还是大理让我感觉最为亲近，对我来说返回那里是最好的选择。我的身后是苍山，前面是洱海，环境得到很好的保护。大理曾经是一个强势的王国，它的文化就像一块磁石。”
“但有人说丽江就是香格里拉？”我狐疑地问道，“有人说它在丽江北边的某地，有人说它就是中甸，而你好像说它是大理。通往香格里拉的路在哪里？是始于大理吗？”
她大笑起来，而后微笑着合拢伸展出的扇形手指说，“人们说云南是香格里拉，因为它环境纯朴，保持着民族的多样性。所以，丽江也是香格里拉，至于中甸嘛，它也是。云南各处都认为自己是香格里拉，要找到它们，就要沿着茶马古道走。这条古道将指引你从大理到丽江，穿越虎跳峡，抵达中甸。沿途有许多神山。对居住此地的每个人来说，它们都是神圣的。”
“神山？”我不太相信地问，“什么会使一座山变得神圣呢？”
“离开大理后，你会去丽江，玉龙雪山对纳西人来说就是神圣的。去爬这座山吧，但山上很冷且难以逗留。丽江的水源来自玉龙雪山融化的雪水。人们向神山祈祷。所以，你可以说他们喝的是圣水，这是生与死的源泉。人们到山上去就是为了寻找‘死亡之爱’。”
“死亡之爱？什么意思？”
“年轻的纳西族男女相信双双殉情就可以共赴理想的第三界，他们相信另一个世界更加美好。”
我更加困惑了。觉察到这一点，杨丽萍的思路并未被打断，她继续说道，“然后经丽江北部前往泸沽湖，那里的摩梭人认为那儿就是香格里拉。女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情人，但从不结婚。摩梭人有点像藏族和纳西族的混血。他们的生活非常自由，是一个母系氏族社会。由于妇女们可以生育，因此，财产传给她们。她们认为自己是对社会有用的部分。在那里，爱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规矩是妇女制定的。她们有着不同的信仰，她们认为爱是觉识的最高状态，所以她们争取爱情，而不用婚姻法律条文来约束它。”
“那么香格里拉究竟在哪里呢？丽江还是泸沽湖？”
“中甸声称自己就是香格里拉。”杨丽萍看到我困惑的样子笑了笑，“更高的海拔使中甸成了藏区，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到极好的保护。由于海拔高，在那里生活十分不易。而正因为人烟稀少，所以自然环境也就得到了更好的保护。继续往北走就是藏族人的神山卡瓦格博，深秋时分，人们到那里去，能看到雪中生长的花朵、自由奔跑的牦牛和羊。那里的人与自然之间毫无隔阂。”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过着一种贴近大山的生活。当你贴近大山生活之时，你能更好地倾听它们的语言，那是灵魂的话语。”她解释说。
“这么说有一种同神山对话的途径了？”我狐疑地问道。
“如果你想听到灵魂的话语，那么我建议你去寻找那座山。”杨丽萍说道。她不再笑，而是伸出手指指向某个不确定的方向。
阁楼梦想
为了寻找神山，我首先去找艺术家叶永青（云南昆明人，著名画家，中国当代艺术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开设了上河会馆及创库，曾在美国、德国、英国、新加坡举办个人作品展，是将昆明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场所的人物之一——译者注）。我记得，他常常在昆明市区一排工厂仓库的阁楼上消磨时间。叶永青已将这些仓库改为了画室、美术陈列室和咖啡店。我知道如果我午夜之后去找他，会在美术陈列室找到他，他要么是在喝咖啡，要么是在喝啤酒。
昆明的街道很空旷。一场小雨刚过，阔叶树叶片的阴影倒映在街上的水坑里。我乘坐出租车驶过水坑和一条小河，穿过摆有露天餐桌的街道，来到从街道岔出的一条小巷里，但那里除了工厂前面的围墙以外，毫无特色。我跳下出租车，根据回忆寻找着叶永青的阁楼。至少要先找到艺术家们的社团才行呀。
我沿着工厂的平砖墙，迈入了漆黑的小巷，一路前行，听到了笑声。笑声是叶永青发出的，他正坐在主画廊的沙发上同岳敏君和方力钧一起喝着啤酒。岳敏君和方力钧是中国两位著名的画家，以绘制自画像而闻名（画面常是痛苦的头或大笑的脸）。他们的作品在市场上售出了中国画的最高价。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位画家都剃了光头。在中国与众不同的艺术家中间，将头剃成僧人的样子似乎已经成为反主流文化的宣言。
在西方，艺术家大多留着长发。20世纪80…90年代间，中国新兴的艺术家全盘照搬西方，把头发留得很长。而现在，中国的艺术已通过商业手段被主流的西方收藏家、艺术馆和博物馆所接纳，因此艺术家们也开始寻求独立表达自我个性的途径。于是，他们剃光了头发。
我渐渐意识到，这种反同一化的转型代表了一种新的同一化。中国独立艺术家的个性化已最终被西方主流艺术批评家所认可，而这种认可完全是出于商业的动机。事实上，这种认可是艺术之外的认可，是一种商业的同一，而这种同一符合西方的艺术品位及西方对当今中国的看法。
我问岳敏君：“为什么你总是画自己在大笑？是想通过大笑表达对社会的某种抗议吗？”
他看看我，仿佛我是个傻瓜，而后直截了当地答道，“我画自己，因为我喜欢自己。”
“你喜欢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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