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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例子本就不多，而且提出来还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据说颜真卿任临州内使的时候，当地有一名叫杨志坚的书生，由于家境贫寒，妻子难以忍受，向其索要休书。杨志坚无奈赋诗一首，内含同意离婚之意。他的妻子拿着这首诗到了临州，请求官方能允许她再嫁。这件事情后被颜真卿获知而大发雷霆，认为杨志坚妻子主动提出离婚实属“伤风败俗”之举，打了她二十大板才允许她再嫁。杨志坚的妻子虽如愿以偿离了婚，但却没有得到道义上的支持，不但挨了板子，还成了反面教材。
离婚，不是谁都可以（3）
本就势单力薄的女子能提出离婚也算是勇气可嘉了，但社会风气根本不允许女子提出离婚，不但不允许还要受到惩罚。这样的情况让本来有意提出离婚的女人都不敢开口。主动提出离婚的女人越来越少。即使真的离了婚，这些女人还要面对父老乡亲背后的指指点点，日子也不好过。
如果说朱买臣、杨志坚的老婆提出离婚的理由不正当，有嫌贫爱富的嫌疑，那么有正当理由提出离婚的女人能如愿离婚么？结果还是不能。
元朝时期，有记载说清平县有个叫樊裕的人状告自己的女婿偷盗，要求女儿和他离婚。清平县有关部门却以丈夫没有休妻之意，妻子不能反弃丈夫的理由驳回了这一请求。即使是贵为宰相，也难以让女儿离婚。北宋年间宰相向敏中的女儿卧病在床，女婿皇甫泌却终日不在家，在外花天酒地，向敏中不得以向皇帝请求让女儿和皇甫泌离婚。向敏中以为可以依仗皇帝的权威使自己女儿离婚，但结果却不了了之。
现代人离婚程序极其简单，俩人商量好了，到民政部门把证一换就算完事。然而这都是社会发展，法制健全的结果。在古代，最初的离婚都是口头协议，到后来在法律上才有离婚的程序。
春秋战国时期，如果是普通百姓休妻，只要请人到女方家，告诉女方家长把事情一说就行了。这“说”可是有讲究的。双方的说法要谦虚一些，要说是自己配不上人家的女儿，女方家长也会谦虚地说是自己的女儿不好。双方谦虚来，谦虚去，就把离婚这事儿给敲定了。贵族的离婚过程也大同小异。如果双方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那当初女方嫁过去的嫁妆定是为数不少，在离婚的时候，男方要把这些嫁妆还给女方。
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离婚完全属于个人的私事，双方家长打个招呼就行了，无须经过官方认可，也没有任何律法规定离婚的程序。
离婚列入律法是在汉代。当时的《九章律》规定离婚时男方要归还女方的嫁妆。但具体有哪些程序，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无法考证。总之从此以后，官员要想离婚似乎都要请求皇帝或有关部门批准。
在唐代，如果男方提出离婚，只要丈夫及双方家长签字，并经邻居作证后，离婚就生效了。女方愿不愿意离婚都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如果是女方要求离婚，那情况就要复杂得多。妇女首先要征得男方的同意，并做出书面证明，然后再呈请官府批准，这才能离婚改嫁。如果丈夫失踪或逃亡，妇女无法获得丈夫的同意，则可直接请官方批准。这时，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官方手中，官*得理由充分，合法，就可以在丈夫缺席的情况下判决离婚。如果官方不想让妇人离婚，那她只能等丈夫回来或守寡至死。
宋朝的离婚证书是由丈夫写好后交给妻子，如丈夫不会写字就用打手模代替。在古代，寻常百姓会写字的人少，所以打手模的居多。到了元代，手模式的休书无效了，必须明立休书离婚才能生效。不过民间对手模的信任度还比较高，除了书写文字外，离婚证书上的手模也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如果双方父母在世，仍需要征得父母的同意，且休书也需要证人，最后经官方批准后才能生效。
休书的具体格式虽然各个朝代都有所不同，但大体上都没什么变化。在敦煌发现的唐代离婚文书中休书被叫做“放妻书”，内容大致是先摆清夫妻结合与分手都是前世的姻缘，应该好聚好散。丈夫还祝愿妻子在离婚后能找一个更好的男人当老公。
离婚，不是谁都可以（4）
宋代离婚文书也是先将妻子猛夸一番，然后再说实在是两人没什么缘分才分手，但也说不上谁怨谁的问题。最后也都祝愿妻子能找一个更好的男人。文中通篇不提离婚的真正原因，完全将“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美德发挥到了极致。
在清代，律法中明确规定，官员休妻，如果妻子曾受过册封，要向刑部申请，经刑部审批后，如果符合离婚条件，才能准予办理离婚手续。如不符合规定强行离婚的，要按律治罪。但如果是平民就没那么多说头了。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婚姻包含有很多的层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它不仅是两个男女的结合，还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因此，离婚并不仅仅意味着取消夫妻二人的关系，而是取消了两家人的关系。但也有离婚之后，仍保持两家关系的。据《左传》记载，齐桓公要求与叔姬分手，但并不绝婚，这得到了鲁文公的同意。又如曹操和丁夫人两人吵架，曹操便将丁夫人休了，但并未绝婚，不过是想冷处理一下，让丁夫人好好反省反省。一段时间后，曹操想重修旧好，便来到丁妇人处献殷勤。谁知丁妇人却将曹操休妻当真了，真正想与曹操恩断义绝，对曹操不理不睬。曹操此刻终于意识到自己是一点机会也没有了，于是便与丁夫人正式绝婚，立其妾卞氏为正妻了。
另外，如果夫妻中一方死亡，并不意味着两家婚姻关系的终结。如果要断绝两家的关系，还要写正式的休书。不过话又说回来，写了休书又如何呢？两家早就因婚姻关系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双方有子女的，按法律男孩要归夫家，女孩大多归夫家，也有随母亲的。但无论判给谁，母子、母女关系都不会中断，历朝历代的法律对此也是予以保护的。如果离婚之妇死了，子女也有服丧的义务。儿子如果将来有出息，遇到有封赠或恩荫之事，被休的母亲也是能借上光的。
离婚作为调节夫妻关系的最后手段，在古代基本是以男子为主导的。男人有很多离婚的理由，并将这些理由无限扩展，基本上是想离就能离。而妇女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环境下才有权离婚，而且还要有特殊的理由，即使这样，妇女的离婚权还是得不到官方的支持。
男人离婚后可以再娶，娶几个都没人说闲话，但离了婚的女人却常常受到歧视和非议，再婚也很难。如果嫁得是有钱有势的大富之家，妻子费心劳力操持家业不说，被休之后还没有一点好处，夫家的财产更是半毛钱也捞不到。碰上蛮横不讲理的主，孩子都不让看。
纵观离婚的发展史，从中不难看出女性地位在男权社会中的低下，无论如何，婚姻中受伤害最大的还是女性。毕竟婚姻是女人的第二生命，离开第二生命，女人孱弱的身躯能抵挡多大的风雨？好在社会发展，女性独自扛起了头顶上的半边天，男女终于可以公平地处理离婚了。
闲话古时婚姻中的“革命”（1）
婚姻和爱情一样，是人类永恒的话题。谁离婚了，谁再婚了，都能引起周遭人的热切关注。有人刨根问底，有人幸灾乐祸，有人扼腕惋惜，也有人大发感慨。人们喜欢议论别人离婚。因为在他们看来，离婚和再婚绝非个人的私事，而是整个社会的事。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到了年龄不结婚就成了“公害”，谁看到谁就有责任消除它。于是，一群群以消灭单身为己任的媒婆们整装上阵了。同样的，已婚男女各奔东西也多少要有人劝几句，好像他们离婚有碍“市容”一样。
说一千道一万，古时的离婚和再婚都是婚姻中的“革命”，如此受人关注主要还是因为婚姻在国人心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婚姻就是把一男一女结为夫妻。所谓夫妻，从字形上看也是有一定意思的。“夫”是一人正面而立，头上插了一根簪子。而“童子披发，成人束发”，故“夫”就是成年男人的意思。在甲骨文中没有“妻”这个字，只有“妇”，所以夫妻，也叫夫妇。但准确地说，妻只是妇的一种，因为妇还包括妾。虽然妻妾同属妇的范围，但妻的地位是远远高于妾的。从字形上看，妇是一个女子手拿一把扫帚，妻则是一个女人头上戴了装饰品。这个头戴“凤冠”的女人自然要比手拿扫帚的女人高贵。古语言“妻，妇与夫齐者也”，也就是说，妻是妇中唯一可以和夫平起平坐的人。
在古代，男女订婚都在成年仪式上举行。在这个仪式上，男人要束发加冠，女人要束发加笄。束发加冠成为夫，束发加笄成为妻，这样的夫妻就叫“结发夫妻”。
再来看看妾。妾的本意是女奴，起初也一般都由奴隶之女充任。女奴和奴女是没有资格参加成年礼的，也没有人为她们举行这种仪式。有资格参加的只能是贵族的女儿，她们的头上才能戴簪子，也才能成为*。女奴和奴女只能成为人妇，天天操着扫帚扫地。
婚姻不仅意味着“成人”，还意味着“成家”。“成家”在中国可不是件小事。中国传统社会有“以家为本”的伦理道德观，家固则国宁。而使家庭稳固的办法就是让每个人都有事干，有饭吃，还要有配偶，有个家室。有饭吃就不会闹事，有家室就不会出事。所以一个人按时成家，大家才放心。所有人能按时成家，社会才安定，天下才太平。
成家的标志就是成亲，也就是“合二姓之好”。国家是建立在无数家庭基础上的大家，如果一个个小家都成了“亲”，那整个国家就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好说话，好办事，也好统治。
婚姻意味着成人，成家，成亲，个个都不是小事，似乎它关系着社会的安定团结，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传统社会对离婚和独身持反对意见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离婚破坏了成亲，独身则是拒绝成人，两者都会对家庭这个国家的根本产生动摇和颠覆，往严重了说还会造成社会*。婚姻既是合二姓之好，那离婚就是结二姓之怨，至少可以说是绝两姓之好了。生活中不少见，夫妻离异往往出现两个家族之间的仇恨和敌对，甚至引起祸端，引发纠纷。这种结果造成的影响是极其严重的。
当然也有不一样的文化传承，如西方社会，他们认为婚姻完全是个人的事，离婚、再婚都无法对别人造成伤害。而在中国社会，每个人的身份、地位、权力、义务、责任、荣誉都和他的家庭有着紧密地联系，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家庭。这样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离婚，尤其是女方被“休”，对女方家族而言是非常有损颜面的。对于他们而言往往意味着自己的女儿“不好”，有问题，没准是家教问题，为人父母的自然会觉得脸上无光。自然，谁还会觉得离婚是好事？既然如此，人们当然会表示惊诧，甚至是反对。
闲话古时婚姻中的“革命”（2）
中国人是主张凑合的，“好死不如赖活”。凑合凑合得了，好好的，离什么婚呢？一旦一对夫妻不愿意凑合了，那人们得出的结论便是“出事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呢？可能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