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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结束了这种充满“C K”“G…STAR”或是“KENZO”“CLINIQUE”等没营养话题的聊天后，往往是入夜十一点或十一点半往家赶。因为错过了地铁末班车，不得不咬牙切齿地改乘的士，看着那从“11。00”元起价，随后以比眨眼还快的速度往上跳的价格怎么让我头皮发麻，眼角余光以对阶级仇人般的愤怒一阵阵扫向无辜的驾驶员叔叔。
一段的士坐下来，够我十天的生活费。
就是这样，如果不提什么IZZUE，什么CLINIQUE，平日里最低消费可以控制在每天四块钱——碰到不读书的日子，去掉公交巴士的费用，只用两块钱。就是在这样的极端节俭中，成了穿着名牌揣着香水却濒临饿死的穷人。
如果换作早几个月，我们还没有那么熟络的时候，应该还不会和你们谈到这么多牵扯到金钱的东西。毕竟这是一个无论怎样都有些敏感和尴尬的字眼，常常会使人掩藏起一些本性不由自主地变得扭捏，矛盾在想要坦荡荡又怕遭非议的窘迫境地中，恨不得永远把“我只是工薪阶层，不过每年都有两次给希望工程捐款哦”的话挂在嘴上。
最初我也以为，什么都可以谈，谈钱总是不恰当的。就是嘛，怎么总是满身铜臭似的，和年轻美丽的读者们多提提那些风花雪月的悲伤前世今生的迷茫不是更合适么。可每一次，每一次当落落从出租车上故作镇定地下来，回忆起十天的生活费就沿着马路一路撒花完毕，别说什么风花雪月了，就连腐皮寿司都会使她因为买不起而非常非常的悲伤。
1。25 ￥一元两角五分￥
在没有自己挣取生活费时，或者更早些，在对生活费没有任何概念的时候，作为只是被牵在父母屁股后的小东西，既理解不了某个字母组合对于服装价格的意义，也不明白“爱她就带她吃的哈根达斯”是鱿鱼丝还是萝卜丝。那时我只是毫无意识地被塞到某个套头毛衣里，吃着门口小店卖的五角钱零食。似乎也有过因为妈妈不准我频繁地去找小店老板联络感情而大哭大闹过，但那时对于钱的感情还没有完全地建立，只是将他们简单化为对父母的不满。
事实上，当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社会是会被许多种售价不同的东西区分出三六九等时，生活总是显得那么简单与平和。
那会儿我念幼儿园，也可能连幼儿园都没有进，全家还留在外地，身为知青的父母一边工作一边想着办法怎么返回上海，记忆里他们的工资都没有上三位数，家里的开销又总是减少不了的。我是个一无所知的小屁孩儿，听不见爸爸与妈妈关于生活的合计，只会记得他们给了我什么，没有给我什么。又因为对花花世界一无所知，所以对于他们给了我什么的记忆，总是比没给我什么要多一些。
把生活平均分配给了吃饭、睡觉和看电视、在后院里玩耍的时候，谁也不会来告诉我，有哪些好东西，比看卡通动画、摘葵花子更有趣的东西，是多少多少钱。那些爸爸妈妈知道的价值，全都被他们阻挡在了我所接触的世界外，什么都单纯得没有起伏。
过了许多年后，一只阿童木的玩具以我完全忘怀的样子重新出现在脑海里。是在读到高中的某一天，我从父母的某个抽屉里找到一本黄皮记录册。非常小的册子，也就一巴掌那么点大。因为圆珠笔书写的缘故，封面上那“女儿日记”四个字已经在久远的年月里晕开了。爸爸在十多年前的笔迹让我感觉惊讶和有趣，又由于被那四个字误导，使我起初以为难道是我每天写的日记么？
其实不是。是爸爸每天写的关于我的日记。没有太长的篇幅。都是一小段一小段。给我吃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我玩了什么。今天带我见了什么样的人。从日期上推断，那时我应该五岁吧。总之很小。因而他提的事件，都一点也不记得了。
里面写到了一段他去购买阿童木玩具的过程。此刻小本子不在身边，所以我不可能将那段话准确无误地摘下来。
可又记得很清楚。
爸爸是这么写的。“今天在城里看见一个阿童木玩具，一块两毛五分钱。想了很久，还是给毛毛（我的小名）买下来了。买完后，小黄的车子开去办公事，所以我只能自己走回去。不知道是不是午饭没吃的关系，走了一个小时后感到很饿，但是因为买了玩具所以没什么钱了，最后只够买一个白馒头。五分钱。回到家时很累。不过毛毛很喜欢那个玩具。”
说实在的，我一点一点也不记得有过这样一个阿童木的玩具了。它什么样，我有多喜欢，是不是拿它来办家家，还是抱在手里睡觉，都一点也不记得了。这个特地被爸爸记下来的应该很重要的东西，如果不是因为被我发现的手册的话，也许永远就要消失也说不定。
我怎么就能忘记它呢？售价一元两角五分。爸爸在橱窗那边看见，犹豫了很久，把它和全家一个月不多的收入除来除去，比例应该还是高的，却终于咬咬牙买下来。致使他走回家的路上非常饿也没有更多的钱买吃的，只好买个馒头充饥。
曾经以为因为自己的年幼无知与那些金钱决无瓜葛的平和日子，却总是在我记不得、看不见、听不到、理解不了的地方，投入了父母许许多多的奋斗，有时候甚至是辛酸的无奈的背景，他们怎么挣钱，怎么养育下一代，怎么想办法过好一点的生活。好一点的生活，或许是可以不用计算着买玩具，买完后不至于没有钱而饿肚子。用现在的思维来想想，“饿肚子”是个距离多么遥远而不真实的词语啊，但在某个阿童木玩具的背后，确实存在着这样囊中羞涩的无奈。
就在这样即将变得更淡漠的时候，那个从遥远的梦境中突然伸出手臂，缓慢地搂住我的脖子的阿童木——它还有着经典的黑色发型和红色着装，用和我接触的那部分外表，突然地把一切都包裹起来。重新落回那个对钱一无所知的过去，看见阳光下有个爸爸怎么拿着新买的玩具，走过狭长的小道。
16￥十六元￥
小学与初中的一段时间里，因为爸爸常常出差的缘故，几乎都是我和妈妈这样相伴着生活过来的。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好比水管爆裂之类的技术活只能找邻居帮忙，碰上邻居不在的时候只有水漫金山一场。有时候我会很想念爸爸，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如果爸爸在的话，妈妈这句“把碗和筷子摆好”的要求就不会是对我说了。我也不用从电视机前百般不情愿地离开了。
后来给课本包的书皮等不到爸爸来写“数学”和“语文”，就只能找妈妈。虽然心里很不满意妈妈的字没有爸爸好看，不过总比那时的我要强些。
等着每个周末被妈妈带去附近的超市买东西，可以买一个礼拜需要的零食。那时候乐事薯片还没影呢吧。吃的最多的好像还是青梅？无花果丝？如果妈妈答应给我一口气买四罐蜂蜜牛奶的话，说明她那天心情很好。
比起爸爸，世界上所有的妈妈显然都是抠门的生物。所以和她在一起的冲突总是最多的。无奈当时我还处于太弱势地位，每次只能心里气愤地一语不发。一遍遍想着“给我买双鞋子会死啊？”会不会死不知道，因为终究还是挥别了小红鞋。
妈妈给零花钱，每个礼拜给一次。被我用来买一些半真不假的邮票，或是女歌手的磁带，又或者小浣熊干脆面上去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动作。曾经发誓等我将来长大的时候一定要把超市里所有味道的零食都买一遍，晚上想得痛苦得翻来覆去，看妈妈睡在身边，眼皮下的眼珠有时候转动了，是做梦了吧。
妈妈该做什么梦呢？梦里的她把商场里所有的服装都买了一遍么？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在写作文时的两篇文章被老师推荐去了某刊物，使我的文章第一次有机会印刷成铅字——这事几乎被完全忘记了，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所得的稿费低到让我硬生生把这回忆给挖了出来。
稿费是妈妈给我的。她那时候还是在我的学校里做教务主任呢。两篇，所得的稿费是十六元钱，嗯，人民币。十六元整。
一度还没有从喜悦中恢复过来的我对于这个数字只有一个难以置信的神情，仿佛这个泱泱五千年文化大国会出现这么低的稿费是一件伤天害理的事。于是我对妈妈产生了怀疑，因为她常常是个没收我掉在卫生间里的铜板的不善良角色。更何况，她总是对我特别严格，没准扣掉一半钱，为了培养我节俭的良好品质。
总之，对妈妈质问了一番。口气用的是鄙夷加气愤。故意把筷子放在一边，像要绝食抗争的样子。
妈妈听见我的疑问，呆了一下，随后她笑笑。
“你不要太贪心。”
我想要穷追猛打，又掰不出别的话。当时自己的心智只能操纵一场争执的前一回合，后面都毫无办法。但我还是认定了，妈妈克扣了我的稿费，让我失去了起码八袋小浣熊干脆面。
然后我们要把时间跳一跳。
等到几年后，进入初中。在哪天的闲聊里提起当时这笔寒酸的稿费，爸爸才突然说：“你妈妈还多给了你呢。”
什么。
“其实原来两篇只有八元钱的。你妈妈怕你太失落，她自己加了八块钱。”
原来不是少了八袋干脆面，是多了八袋。并不是每个时候都要记得那些被妈妈不允许的事情。更多的时候，是她每天想着办法变化菜色，是她常常自告奋勇地给我买来无花果丝，是她想到，才八元钱，怎么办，可恶的，小家伙一定会不开心，她想啊想，要不再拿出八元钱吧。十六，听起来总是稍稍多一点的。
人生第一笔稿费，妈妈给了我一半。
100 ￥一百元￥
也许高中真是一个很毒害人的阶段，因为从那时起，借助大量浪费在学业外的精力，我们接受了一场新的信息爆炸。ESPRIT对于自己来说还是个有些难度的奋斗目标，而出门就打的也算得上是一桩壮举。可即便是手无分文的小屁孩儿，却还是会逐渐地发现了这个社会上许多精彩的东西都有着它独特的标价。女生也许常常会站在橱窗边为了一件秋季新装而咬牙切齿，男生则知道去一次“钱柜”，就和它的名字一样，吞钱机器。
高中的时候开始频繁地向家里伸手要钱。那会儿还不知道如何自我奋斗。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父母今天心情好或是考试能够勉强在年级中游水平上。也不是没有想过“爸爸妈妈凭什么要给我那些零花？”但这个念头只是转瞬即逝。他们不凭什么，就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我是他们的孩子。答应那些还没有过分离谱的条件，似乎都是他们愿意做的。
脱离了义务教育制而每年都要交的学费，寄宿制高中必备的住宿费、饭费，还有补课费教材费等等额外的，给家里的压力也就不再似前几年那般轻描淡写。然后每个月从父母那里领来零花钱，几乎没有一次是够花费的。不知道怎么了，吃了一次火锅还是看了两场电影，总之每到月底就穷得满床打滚。直到最后把饭钱侵吞私用，那两三百元最后的紧急资金也消费完后，已经被泡面练就的不会抱怨的淀粉神经，便再一次要发挥鼓舞整个身体机能系统的作用。
这些都是不能让父母知道的，不然的话又是一顿训。他们也许会觉得自己的孩子会花钱如流水呢。每个月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