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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官员被日本国民所取代。朝鲜军队被解散，强迫接受日本的“保护”。西方世界不理会朝鲜人的抗议。1908年与1910年之间日军武装镇压1450起朝鲜人暴动的事，也被西方国家忽视。朝鲜人企图在1909年暗杀伊藤，但在1910年8月日本更进一步把朝鲜并吞，并未遭遇国际反对。
在日本，日俄战争的余波在某些方面与中日甲午战争类似。胜利本身是荣耀的，但政府因没获得俄国赔款的屈辱受到严厉批评。全国各地有民众示威，仅在东京就造成高达1000人死伤，而政府必须发布戒严令。桂太郎在1906年1月被迫辞职。
他被伊藤的党羽之一的朝廷贵族西园寺公望（1849～1940）所取代，后者也出任政友会主席。与后期的伊藤一样，西园寺也赞成政党政治。在他担任首相期间，日本政治进入另一个相当稳定的阶段。在某一阶段，较强硬路线的桂太郎甚至再度出任首相。超然的内阁与国会之间的关系没发生多少麻烦，政党政治人物感觉他们正获得缓慢但稳定的进展。
然而，特别在1908年中期至1911年中期桂太郎再度出任首相期间，某些事件标志着日本的民主仍有威权气味。
1910年发生“大逆事件”，数百名左翼人士涉嫌阴谋谋杀天皇受到审问，26人被秘密审判。对5名主嫌的证据似乎相当充分，但对其他人的证据则可疑。虽然如此，仍有24人被判死刑；其中12人获得减刑，剩下的12人在1911年1月被处死。
此后明治时代的最后10年，当局展开一系列对左翼活动的镇压。政党政治是一回事，社会主义是另一回事。如同基督教（包括天主教），社会主义似乎从未在日本生根，虽然我们可以说当局从未给社会主义机会。无论如何，社会主义者在日本必须保持极低姿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由于大逆事件，警视厅在1911年设立特别高等警察，这是恶名昭彰的“思想警察”。虽然民主可能在表面结构与制度上有所进展，但内部实质则不一定如此。这种双重性仅是一个长期传统的延续，真正民主的缺乏也是如此。
第六节 指导下的经济发展（1）
日本的经济发展是让西洋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该国现代化的另一项目。明治时代开始时，日本已经拥有若干主要的生产要素，而日本充分利用这些要素并发展其他要素。日本拥有：
⊙大量的劳动人口
⊙受过教育的劳工
⊙大抵顺从的劳工
⊙农业人口多，可以把一大部分人口转移至工业部门
⊙民营部门（大多是商人）累积的资本
⊙商业手法的确立
⊙尽管自然资源缺乏，基本能源诸如木材、水并不缺乏，煤矿有一些，甚至也有铁（铁砂）
日本缺乏的是科技与企业家。
科技方面的缺陷，包括装备与专门技术，被相当迅速地弥补过来。这大多是以进口外国装备、雇用许多西方技术顾问及派遣日本人到海外学习等方式达成。日本没赶上工业革命，但另一方面却因晚发展工业而受益。日本可以利用其他国家经过一个世纪左右的昂贵的试行错误后才发展出来的最新科技。
至于企业家人才，这显然不能留给外国人，建立与拥有主要现代工业的至少应该是日本人自己。来自德川时代的商社通常不太愿意接受建立现代工业的挑战，因为他们认为太冒险。三井与住友事实上是惟一这样做的大商社。在大多数情况下，开创企业反而是由政府本身或构成政府的那些低阶武士阶级（往往是农民出身）所发起的。
明治日本的两个最出名的企业家，三菱创立人岩崎弥太郎（1835～1885）与大阪纺织厂及几十家其他公司创立人涩泽荣一（1840～1931），都有这种农民─武士背景。两人都是实现自助创办企业的代表。涩泽尤其受到政府的照顾，因为他常说商业成功的目的是为了国家以及个人的利益——这正是政府想听的。他建立学校与养老院等慈善行为，也使他在民众之间受欢迎。赚钱获利在德川时代往往被人们认为是羞耻的事，而涩泽对这一观念的改正做出很大的贡献；政府也为这事再度感谢他，因为这一观念可能对日本成功的经济发展造成妨碍。
然而，至少在明治早期，政府对缺少民间企业家感到失望。结果，政府必须自己建立许多企业。政府希望这些企业的成功将成为民间企业跟着做的模范，但实际上结果往往不佳。铁路是一个成功例子，虽然在19世纪70年代几乎所有铁路建设都是由政府为之，至1890年则大约75％的铁路建设是由民间企业承造的。另一方面，政府在纺织工业上的赌注则是有目共睹地不成功。幸运的是，涩泽个人创立并拥有的大阪纺织厂则是成功的模范。政府在19世纪70年代也建立弹药、砖头、水泥及玻璃等方面的工厂，并接管若干矿场与造船厂。
尽管政府期待且努力，明治早期经济情况并不太好，而国家在19世纪70年代末期面临金融危机。原因不仅包括有些官营企业表现拙劣，也因为庞大的外国顾问支出、支付给旧大名与武士的俸禄、平定“西南事变”支出的经费以及缺乏硬通货来支撑纸币。严重的通货膨胀发生了。例如，米价在1877年至1880年之间涨了一倍。
1880年，政府宣布出售非战略性的官营工业的对策。买主很少，政府最终必须以远低于成本的价格来处理官营工业，有些甚至低于成本价格的10％。一个极端的例子是釜石制铁所。政府投资约220万日圆在该厂，但以仅仅12600日圆（仅为成本的05％）的价格卖给当地一名商人。官营工业往往以非正式方式销售，没有投标，卖给与政府已经有来往且被视为可靠的人。这些人显然感觉对政府有义务，而这义务对政府与大企业之间已经正在增长的利益关系有帮助。该销售也有助于将大部分工业集中于少数逐渐膨胀的大公司（后来被称为“财阀，zaibatsu”）手中。
其他对策包括建立央行（日本银行，1882年）与预算结余。这些紧缩措施尤其对农业部门造成困难，但另一方面，这一情况有助于将劳工转移至较现代的工业部门。至1886年，日本已有稳定的金融体系，利率低，而经济进入上升期。此后直到明治时代结束，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稳定增长超过3％。政府积极促进的出口也稳定增长，从19世纪80年代晚期的国民生产总值的6％～7％左右涨至明治末期的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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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指导下的经济发展（2）
尽管工业化有所进展，明治经济整体来说还是农业占优势，在整个明治时代占劳动力量的半数以上。但农业价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之中所占的比例稳定下跌，从1885年的42％跌至明治结束时的31％。对比之下，同一时期制造业所占的比例上涨超过一倍，从7％涨至16％。
在制造业之中，轻工业中的纺织尤其重要。政府促进国内纺织生产作为削减进口的一个手段，往往以提供廉价设备的方式鼓励业者。纺织厂老板也可以利用工资极低的女工，并且可以在农村设立的工业区设厂。这意味着建厂费用便宜且容易获得当地提供的农村劳工。纺织生产从1880年占制造业总生产的25％左右，在其后20年涨至40％。1884年进行的一项对非官营工厂的调查显示，61％是纺织厂。
在明治的最后10年左右，电器产品迅速发展成为另一重要制造工业。虽然政府阻止西方人在日本设立企业，日本公司往往跟西方企业合作以获得西方科技。今日著名的NEC （日本电器公司）在1899年成立时是美国西方电器公司及其日本代理商的合作企业。东芝公司在20世纪初成立时是美国通用电器公司与两家日本企业的合作企业，即东京电器与芝浦电器（三菱集团的企业）。
日本在19世纪70年代工业成品的进口是压倒性的（成品占所有进口货物的91％，大多是纺织品），同时也是农产品的出口国（包括生丝，占所有出口货物的42％）。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即明治时代结束不久后，这形势得以扭转。至此阶段，超过半数以上的进口货物是农产品，而90％左右的出口货物是工业成品（纺织品占约半数）。日本促进棉纺织业来取代进口纺织品的手段非常成功，至明治时代结束时日本已能够出口棉纺织品，即使日本生产的棉花品质差且棉花原料必须进口。日本已成为一个工业加工国家。
明治时代末期，重工业也蓬勃发展，原因之一是为了配合日本的军事。战略上重要的造船业在明治最后约15年获得大力的提升。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起，政府提供高额津贴，鼓励购买日本制钢铁船。在这15年期间，航运业与造船业获得的政府津贴占所有政府津贴的75％。跟纺织业一样十分依赖进口原料的钢铁工业，因政府1901年在北九州设立八幡制铁所而被大力提升。直至20世纪30年代，该工厂的生产量占全国钢铁总产量的半数以上。
政府在整个明治时期在经济上扮演重要的指导角色，发展并维持与企业界的关系，提供协助给政府支持的领域与政府支持的公司。明治时代如同今日日本一样，政府指导角色的确切性质都是激辩的主题。
较流行的模式之一是查摩斯·强生（Chalmers Johnson）所描述的“发展国家“模式。他特别将此模式适用于昭和日本，但认为其起源是在明治时代。这“计划…理性”的模式把国家视为建设性地干涉经济，不让经济听任市场力量的支配，以便以适合于国家利益的方式指导与发展经济。对比之下，Penelope Francks对政府不想单单依赖市场力量表示认同，但她感觉国家参与的建设性被夸大了，而经济发展未如“发展国家”模式所提出的那样有计划。她认为，政府的干预并非事先计划的，而是遭遇情况的临时反应。
政府的指导不总是特别有帮助，因为政府当然会犯错且不总是首尾一贯的。虽然政府有目标，达到目标之路往往一点儿也不平稳。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政府不愿把经济发展完全交给市场力量。今日的日本政府也仍然如此。
第七节 一个时代的结束
1912年7月30日，睦仁天皇死于糖尿病。日本的“现代神话”让天皇在国家的兴隆上扮演核心角色，但他个人实际参与了多少这一时代的伟业是令人怀疑的。
从大约1890年之后睦仁天皇很少公开旅行，即使从这时起新的以天皇为中心的思想受到特别强有力的提倡。他退出公众生活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其有点儿平民化且令人困窘的个人习惯所致。
但全国民众把他当作一个时代的象征来哀悼他的逝世。9月13日，他的葬礼那天，乃木希典将军（1849～1912）甚至依照被理想化的武士殉死传统切腹自杀，其妻静子（1858～1912）也追随她的主人自杀，殉死被禁止已有一些时候，有些人批评乃木的行为是不符合这个时代的，但一般民众为他表现的武士精神而受到感动。如小说家田山花袋（1872～1930）在其回忆录中所评论的，那是与那些在战斗中牺牲以协助日本成为国际大国的人所表现的精神是一样的精神。
明治天皇或明治时代的伟业都不无保留地受到所有人称赞。批评天皇是叛国罪，最高可判死刑，因此批评天皇个人很罕见，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