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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冷战现实形塑梦想（3）
朝鲜战争另一重大影响是必须加速与日本签署和约以及占领日本的正式终止。这尤其将使美国正式摆脱继续对日本负正式责任的担子。有关和约的模糊的讨论持续进行已有若干年，至少自从1947年初就已经开始了，但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前，讨论并未有真正的进展。讨论复杂且费时。和会终于在1951年9月初于旧金山举行，而日本与48国在9月8日签订和约。
苏联、捷克、南斯拉夫、波兰及印度没在公约上签字。若干国家仅在美国答应跟他们签署特别安全条约后才签字，诸如《澳新美条约》。由于外交原因，中国未被邀参加会议。
麦克阿瑟曾与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共同推敲和约，但他没被邀请参加和会。
《旧金山和约》证实日本失去其殖民地，包括台湾地区、朝鲜。萨哈林岛南半部及其附近的千岛群岛诸岛屿划给苏联，虽然双方对于到底什么岛屿构成千岛群岛有激烈争论，而这争论至今仍持续着。在日本的另一端，琉球群岛被置于美国无限期托管之下，但最后在1972年被正式还给日本。位于太平洋、距离东京1000公里的小笠原群岛，也于1968年还给日本。根据和约，日本同意支付赔偿，但因为附加条款规定这要看日本经济情况而定而被打折扣。尽管后来日本经济高度增长，但最后日本支付得很少。大体而言，和约对日本很有利。和约从1952年4月28日起生效，占领时期因而告终。
但美军驻日并未因此告终。美国可能很想放下对日本的完全与正式的责任，但美国当然不愿意让共产党有机可乘。日本许多领导人士也不愿意。和约签署仅几个小时后，日本与美国签署安保条约，无限期保障美国在日本维持美军基地，大多是在冲绳。这不仅在军事安全方面帮助日本，它也带来重大经济利益，尤其日本不必像大多数国家那样在国防上花大笔经费。从这时起至今日，日本的国防支出仅仅是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而对于大多数国家，和平时期的军事支出大约是6％～7％。
一般民众对美军继续驻日不大热心，而这后来将引发若干政治与社会问题。但其经济利益是无可置疑的，这是使日本走上成为经济超强之路的重大因素。
盟军占领日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盟军总部从一开始就面对许多困难。它必须有权威而又不可太威权。它必须保存某些日本方式同时去除某些方式，以维持日本人的士气。它必须培养民主，但不让人觉得美国“不民主地”将民主强行加在日本人身上。它甚至于必须中途改变方向。而且它必须在有限知识的基础上做这些事。占领一个外国以便将它建造为新国家不是小工作，尤其是面临所有这些困难。但整体来说，这工作似乎大致成功了。这有一大部分是由于日本人愿意学习与愿意将国家再度建造为受人尊敬的国家。这也受到下列事实的帮助：美国政府的占领政策意味着，它主要不是要惩罚，让日本陷入瘫痪。这是日本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建设阶段，让日本处于健全的地位，继续沿着恢复大国地位的道路行走。
第三节 日本第一（1）
日本没有浪费美国给予的经济机会。自从明治时代以来政府在经济上扮演指导角色，而它继续如此。经济增长太重要了，不能任由市场力量与私人利益去操纵。
1949年由商工省发展而成的通商产业省（经济部），扮演尤其重要的角色，其主要功能之一是“行政指导”。通产省官员与工业领导人士定期开会，拟定政府、官僚及大企业都同意的广泛政策。这些政策涉及投资与发展有成长前景的部门、保护主要工业以及理顺不再有投资价值的部门。
虽然通产省角色的实际技术有效性被夸大（一个出名的例子是20世纪50年代索尼公司初创时期通产省未能支持该公司），但它有重要的象征作用。这一角色指出政府与工业之间的亲密关系，工业领导人士愿意倾听政府意见与考虑国家利益。这很像明治时代的形势。虽然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多少规划其经济并希望指导经济发展，日本经济尤其有规划比纯粹市场力量占优势的特色。以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它与其是市场理性的，毋宁是规划理性的，与其是自由放任的，毋宁是被控制的。
20世纪50年代优先的是发展重工业，尤其钢铁且包括诸如船只与重机械等产品，标语是“重、厚、长、大”。60年代的新焦点是知识与科技较密集的轻工业，诸如电气产品与照相机，标语变成“轻、薄、短、小”。当然，这不意味着重工业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绝非如此，造船业尤其继续增长。结合钢铁与科技的车辆生产，在20世纪60年代也加速进行。
以劳工雇用来说，第二产业（大多是制造业但也包括建筑业）从1950年的22％增加至1970年的35％。对比之下，基础产业，尤其农业，从1950年的48％减少至1970年的约18％。显然焦点放在制造业生产增加，但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不应忽视。第三产业在日本经济中一直很重要，而事实上在本时期它雇用的劳工比第二产业多，从1950年的30％增至1970年的48％。
消费类型也有其标志性词语。20世纪50年代有“三宝”——收音机、摩托车及缝纫机。60年代初期，“三宝”变成电冰箱、电视及洗衣机。60年代晚期是“三C”的时代——汽车（car）、彩色电视机（color TV）及冷气机（cooler）。日本消费者能够获得更多物品，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与1973年之间实际工资增加了两倍。
以国民生产总值来度量，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增长相当平均，每年增长约9％。这在20世纪60年代初略微增加至10％左右，然后在60年代晚期至70年代初增加至超过13％。这就是说，在占领期结束与1973年全球石油危机之间，日本经济每年平均增长超过10％。至石油危机发生时，日本已经是经济强权。日本是全球第三经济大国（次于美国与苏联）、第一大船只生产国、第三大钢铁生产国、第二大汽车生产国（至20世纪70年代结束时成为最大生产国）、第一大收音机与电视机生产国等等。
日本令人注目的战后经济增长，常常被称为“经济奇迹”（有些人指称它是“第二次奇迹”，第一次奇迹是明治时代的经济增长）。但它是有原因可辨的——事实上有几十个原因，虽然这些原因都集中在一起可能也是奇迹。这些原因有的已经讨论过，有的值得进一步讨论，而有些原因无法在此详细讨论。美国也在好几项原因中占显著地位。一般而言，主要原因包括（未按任何优先顺序排列）：
⊙美国／占领当局建设性的政策，诸如恢复财阀与放弃赔偿支付（以及将没收来的机械交给中小企业）；
⊙美国／占领当局的财经建言，例如顾问约瑟夫·道奇的建言；
⊙美国／占领当局的财经援助（占领期间共提供20亿美元）；
⊙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的采购；
⊙美国对日本提供的安全保护，使日本的军事支出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远比大多数国家低；
⊙美国的善意（至少直至20世纪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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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日本第一（2）
⊙政府与官僚对企业的支持与指导；
⊙政商人士普遍认为，与其纯粹依赖市场力量，毋宁重视规划，与其仅仅考虑公司利益，毋宁重视国家利益；
⊙时常使用非关税壁垒保护国内工业以防止外国企业的竞争；
⊙由于现有的装备与设施在战时被摧毁，大企业有机会大规模使用最新式科技（而在某些情况下因为装备被没收作为赔偿之用）；
⊙政府与官僚相当稳定；
⊙焦点放在生存与市场占有率的长期定向，而不是以利润为主的短期定向（受到日本股东低要求的帮助）；
⊙在这广泛的长期架构之内，必要时有为短期目的转变焦点与多元化的务实能力；
⊙政府在相对非生产性的“社会经常费用”上的支出低，诸如住宅与福利；
⊙个人储蓄率高，因而能累积巨额资本。储蓄率高是因为个人想补偿政府提供福利的不足，加上政府提供纳税优惠及其他类似诱因；
⊙受到日本银行的政策支持的高债务─剩余财产比率（意味着以小额担保能够获得高贷款）；
⊙公司税优惠与激励措施；
⊙购买专利的政策，而不是根据执照获得专利；
⊙为了实际商业考虑，委托企业进行大部分的研究与发展，不交由中立的学术机构或类似的机构来做；
⊙有利的国际贸易形势允许日本进口便宜原料并对外国输出成品；
⊙大量劳工从相对没有生产性的基础产业（尤其农业），转移至较有生产性的第二产业（制造业）与第三产业（服务业）；
⊙奖励消费；
⊙日本劳工勤勉（勤勉作为永久的日本民族性是值得怀疑的，但它当然是战后时期的一项特色）；
⊙整体来说，日本人普遍决心重建国家并重新获得强国地位；
⊙借着大企业采用的所谓的“终身雇用制”，有经验且忠诚的人在同一家大企业工作至退休的比率相当高（虽然这被夸大了）；
⊙劳工借着行业行动破坏生产的事件少（虽然这也被夸大，尤其战后至1960年）。
包括一些日本人自己在内的许多人，会把强调出口加到上述这张表中。事实上，日本出口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通常比大多数国家低。只是因为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至如此巨大，以至于从绝对数字来看其出口似乎支配了全球。人们倾向于仅仅把日本跟美国相比，美国的出口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很低而且也对日本有巨额贸易逆差，这使得误解加深。
政府的稳定对经济增长提供了有益的环境。1948年后，尽管首相频繁换人且有幕后操纵，日本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由基本上相同哲学的保守派统治。尤其日本从1955年至1993年由自由民主党统治。自民党在1955年的成立基本上是现有政党的再结盟，并且实际上继续了战前的政友会与民政党系统的合并。因此，战后与战前之间保守派的成分是连续的。
这一连续性在政府─官僚─企业三者的组合中也可看见。在整肃停止后，许多有势力的战前人物（甚至于一些因为战时所扮演的角色坐牢的人）恢复权力。这些人之中最出名的可能是岸信介，是必须为1936年把福特公司逐出日本的法案负责的官员，他后来还参加东条的战时内阁。他因战时参加的活动入狱服刑，1948年获释。他在1953年以自由党党员身份当选众议员，是导致自民党在1955年透过再结盟而成立的主要设计者，并在1957年出任首相直至1960年。
岸信介和其弟佐藤荣作（岸信介出生在佐藤家，但被一位叔叔收养）只是战后出任首相的六位战前官僚的其中两人。佐藤从1964年至1972年担任首相。其他四位是吉田茂（1946～1947，然后1948～1954）、池田勇人（1960～1964）、福田纠夫（1976～1978）以及大平正芳（1978～1980）。这就是说，战后重要的几十年大多由战前官僚统治。
这些战前官僚及其同僚尽力重新执行若干战前的做法，通常微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