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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史-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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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而受到挫折,但他们没有失去对日本的信心。但尊敬与不敬之间的天平正在改变中,如果日本不尽快面对现实,天平将倒向不敬的一方。
  积极的一面是,日本和韩国联合举办了2002年的世界杯足球赛,这是实质性的合作。
  在这次世界杯中,两国的足球队都表现甚佳,特别是韩国队,这让很多日本人很沮丧,因为他们将韩国队视为他们最主要的对手。不少学者忽略了体育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但它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因为体育是很多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足球是地球上最全球化的运动。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不是联合国,而是国际足球联合会。在很多国家,足球是联系世界的重要纽带,在这个赛场上,他们获得了另类的尊重,比如很多非洲小国可以击败欧洲强国。
  成千上万的海外球迷来到日本观看世界杯。在日本足球的国际化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日本新成立的足球联盟(J League)从巴西、德国、英国和其他地方聘请国际球星参加比赛,推动了国际化的发展——这些球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平成时代受雇于现代日本的外国人的境况。
  足球对日本有着更多的贡献。它不仅仅推动了国际化的发展,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还是一种积极的全球化发展,近年来一些“本土”的职业球员开始活跃在世界各地的足球俱乐部中——中田英寿在意大利,稻本润一在英国,等等。他们的“日本特色”已经融入足球运动的国际舞台。这是个别的、人性化的、自由的全球化,跟日本在全球经营与日本有着经济关联的大社团的全球化是完全不同的。在国内,足球与棒球不同,足球不是由社团经营支配的,而是在地区团体的基础上建立俱乐部,在过去几年中,尤其改变了日渐沉闷的社团主义,鼓励地方团体的复兴,推行分权——这代表着在全球化框架当中国家和地方健康地相互融合。
  可以说体育是战争健康的替代品,但是让人遗憾的是,战争仍然大行其道。由于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实施“支票外交”政策,日本受到来自国内外的诸多批评。在国内,意见分歧强烈,一些人认为日本应该做出如派遣人员之类的更加实质性的工作,一些人认为甚至都不应该提供财政支持。当然,宪法第九条限制日本参与战争,也限制日本拥有武装部队。自卫队实际上是一支武装力量——甚至是世界上的第七大武装力量——其实已经违背了第九条,但是这已经被人们接受,并没有引起特别争议。受到特别争议的是自卫队在战争中的实际运用,虽然只是间接的运用。而且,作为一个大国,日本在近期派遣部队到战争区域的行为招致国际对其施加压力。1992年修改的法律允许日本向非战斗地区(或邻近地区)派遣自卫队,仅供运营支援和停火后的维和工作。而且,日本派兵必须作为联合国行动的一部分,要得到联合国的批准。自卫队人员在若干“适当”的问题地区为联合国提供支援,比如阿富汗,尽管这些地区实际上在潜在的战斗区域之外。
  但是,2003年3~4月的伊拉克战争有所不同,美国领导的军事行动并没有获得联合国的批准。美国从日本得到财政和政治支持,但是,接着在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中,美国也要求日本派遣人员进入占领区。7月,一项特别法令获得通过,允许派遣自卫队人员参与这项未经联合国批准的行动,人员将于2003年末和2004年初派出。这造成了公众的不安,而且再一次在公众当中引发分歧,特别是伊拉克的战斗仍然在进行当中,而且由于日本对美国的支持,基地组织点名将日本列为恐怖袭击的目标。11月末,两名日本外交人员在乘车前往伊拉克北部参加会议的途中遭遇袭击,被杀身亡,这显示出将产生更多伤亡的实实在在的风险。派遣自卫队的行动也再次将宪法第九条的问题突显出来。小泉曾在他的声明中含混地表示应该对宪法进行修订,而且的确很有可能宪法改革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亟需解决的大问题——无论以何种方式。
  

第五节 前途未卜的超级强权(8)
无论如何,日本借助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巩固了与美国之间重中之重的关系。这一点对日本帮助很大,面对近邻朝鲜的威胁,日本十分欢迎来自美国的支持,朝鲜在近几年中已经向日本发射了不少导弹,对外公开的说法是为了进行测试。
  朝日两国关系最近的一个例证是,朝鲜的官方新闻机构朝鲜中央通讯社称,日本于2003年3月发射了首枚间谍卫星,证明其军国主义的复兴,而且还评论说日本想利用伊拉克战争作为“再次入侵亚洲的机会”。
  日本与朝鲜的关系在2002年左右有稍许改善,9月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平壤宣言》,旨在推进邦交正常化,另外有部分被绑架者返回日本,但是很快朝日关系再度紧张,朝鲜目前保持对日本的密切关注。
  当日本面对新世纪时,日本在国内与国外持续遭遇问题。从平成时代开始,一直到最近小泉和他的改革举措,日本似乎没有处理国内问题的真正的总体规划,而日本似乎不知道或不想知道,如何做世界的一分子。没有梦想,没有方向感,没有目的感。日本的形象已经改变,高飞的长生鸟或上升的太阳已经变成没有舵的船,宛如国家这艘船的舵已经不起作用了。有些人说,这是因为日本已经没有模范可以模仿了,日本不再有可以去“追上并超越”的某一个特定目标。全国人民没有发泄精力的管道。
  这大致上是事实。明治时代与战后初期的旧式“成功主义”现在不能轻易地被恢复。日本不能强化其军力,向海外去,以武力建立帝国。日本不能恢复天皇制,尽管有些人似乎愿意尝试。日本不能期待人民做诸如20世纪50年代的“拼命型”的个人牺牲以协助经济增长。而且在任何时候,狭隘地关注经济增长都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但日本或许可以利用其民族性与过去的成功模式。尤其是日本可以利用其人民的民族自尊与愿意为国家利益工作的意愿。日本可以利用人民对学问与成就的高度敬意。日本可以利用其混合旧与新、外国与本国之成分的务实能力。日本可以再度下决心融合自助与国家协助并成为强权。但这种强权必须是跟当今时代相和谐的强权,是沿着宫泽喜一承诺的“生活方式超强”的路线,让人民的生活有意义且在精神上获得满足的强权,要为茫然、迷失方向和破碎的一切提供一个坚实的框架支撑,而不仅仅是提供物质上的便利。日本人民迫切地需要有人为他们指明方向,需要方向感,需要制定目标给他们的生活赋予意义,他们肯定会欢迎建立这样一种框架。在这方面,日本可以再度学习世界各地的经验并加以改良。但这次日本必须寻求跟全世界分享其成就,不只是利用其成就作为其优越性的证据。日本必定会摒弃“锁国”的残余思想,从思想上继续成为世界更加和谐的一个组成部分。
  近年来,当代西方人权思想的萌芽和发展也许是日本参与全球化活动的积极因素。日本民主党的发展对政治活动是一种鼓舞,也给选民提供了更加现实的选择,而且与典型的西方民主也是相吻合的。小泉内阁进行重大改革的意愿也是个好征兆——尽管改革自身可能激化焦虑感,因此改革必须小心谨慎地进行。小泉强调民族自豪感和国际意识相结合的重要性,这似乎是个合理明智的目标——只要其自豪感中不存在傲慢自大,国际意识包含积极的参与而不仅仅是被动的意识。
  成为后现代的生活方式超级强权对于日本将是一大挑战,因为当今时代的许多价值不容易跟日本的传统观念调和,诸如国家的权威指导、个人牺牲及辛勤工作。但日本人长久以来喜欢挑战并积极地对挑战作出反应,朝一个从前被承诺的目标努力,将使得这个挑战更加有吸引力。
  

本章综述(1)
占领战败的日本主要是美国的工作。起初基于解除军备与民主化的双重目标,占领日本主要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对于麦克阿瑟与华盛顿的某些人,这是建立一个乌托邦的机会。解除军备政策包括军队的复员、解散对战争有过贡献的财阀、整肃位居有力职位的不适任人物,以及惩罚战犯。由于麦克阿瑟的私下保护,裕仁不被当作战犯审判,甚至也没被迫逊位。他反而在麦帅的民主化政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成为凡人与全国的象征,而且也使占领当局的改革具有合法性。解除军备的首要政策是放弃战争,而这政策被列入新宪法之中。
  由年轻的美国人拟定而只包含有限日本人意见的新宪法,体现在占领当局大多数的民主改革措施之中。它确立了裕仁的新角色,把国家主权授予人民,确认人权与男女平等,确立政教分离,确认诸如言论、###等各种自由,提供有关劳工与教育的进步改革。此外,政党政治重新实施。进步性的土地改革大大减少佃户数目,使更多人拥有自耕地。
  然而,美国与日本有许多人认为改革太自由化,尤其在日益升高的冷战紧张形势下。人们特别关切共产主义的崛起。麦帅必须在最后关头禁止原定于1947年2月的大罢工,这是劳工骚动与共产党威胁的象征。经济持续疲软增加了共产党接管的威胁。
  华盛顿在1947年似乎对麦帅失去信心,并派来若干采取较强硬路线的顾问。当时主要的目标是加强日本经济并使它成为自由世界的远东堡垒。当局停止整肃与解散财阀,日本也免于支付巨额赔偿给受害国,刚被提出的劳工法律也被强化。在美国专家顾问的指导下,通过严格的金融政策,通货膨胀减少而经济开始复苏。经济复苏的一大后援来自美国参加朝鲜战争(1950年爆发)即需的采购。
  朝鲜战争也导致麦帅因与杜鲁门总统在政策上的歧见而被免职,导致和约的签署与占领的结束。签署和约的同时,美国与日本签署安保条约,允许美军驻日。因美国实际负起日本安全的责任(尽管成立了自卫队),日本花费很少的国防支出,此举对经济有进一步的助益。
  在20世纪50年代,保守的日本政府特意取消占领当局的某些改革。尤其在教育方面,中央集权与紧密的中央控制被重新引进。但它没取消占领当局近年来的经济政策,而是以这些政策作为基础,然后和日本政府指导经济的传统结合起来。经济表现进一步受到传统态度的帮助,诸如为了国家愿意学习与努力工作,有些人甚至于决心重新打一仗,但这次是在经济领域。
  通过这些与种种其他经济因素——自助与美国的协助、权威与民主、文化倾向与经济机制的混合——日本能够在其后20年实现迅速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仅次于美国与苏联。
  进步不总是平稳的。工业化产生严重污染。劳工骚动在20世纪50年代仍持续,在1960年三池矿场的劳资大对抗达到高潮,一方是劳工运动,另一方是政府与商界的联合。后者胜利了。从这时起,许多所谓的日本式管理的政策成型,尤其企业工会与“终身雇用”。幸运的是,经济的改善导致工资增加与消费物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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