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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契丹人掠夺而来的汉人子女赎身送还；
奖掖孤寒学子，大力提倡文教；
连天战火里，花大力气刻印《九经》，竭力保存文化；
每逢荒年就用自己的俸禄赈灾；
……
板荡的人世间，冯道使出浑身解数，力求使在他所能影响的土地上苦苦挣扎的百姓们，尽可能活得好一些。应该说一定程度上也做到了：起码后唐明宗时，史书上记载着“粗为小康”。
把目光稍微离开一下冯道，让我们看看那短短八十多年里，一茬一茬地在大唐帝国的废墟上来来往往的枭雄们吧。
有意思的是，无论他们用什么办法得到这个残缺的政权，也无论他们姓什么、属于什么族，只要他们的屁股下了战马，在坐上那把血迹斑斑的龙椅的同时，首先几乎都要做同一件事：
恭迎或者征召冯道。
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乾祐三年（公元950年），后汉隐帝刘承祐猜忌大将郭威并想杀了他，结果激起兵变。郭威率军进攻开封，刘承祐为乱兵所杀，皇位空出来了。羽翼已丰的郭威一心以为后汉大臣将拥自己为帝，可是见了冯道之后，居然发觉他一点表示也没有。他试探着向冯道行了礼，冯道竟然大咧咧地受了，郭威由此意识到夺位时机未到，只得暂且推别人为帝了。
冯道拥戴与否，差不多成了政权是否合法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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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老（3）
仔细想来，这个现象其实合情合理。
政权，原本就得由皇帝和大臣共同组成。在皇位如野菇般朝生夕灭缺少可靠性的时候，反而是较为固定的大臣们，对这个纷纭杂乱的天下能起多一些的震慑稳定作用。流水的皇帝铁打的臣，只要不在兴替的杀戮中卷得太深，大臣们就如同滔滔洪流中的舢板，继续漂流，继续载人——
而皇帝只是舵手：舵手可以常换，舢板要重打一艘却是麻烦。
冯道，这时就是小小舢板不可或缺的沉重的铁锚。
也许在那个时代，登基时，面对脚底万民，玉玺、龙案、兵马、冯道，四者俱全，新主刚放下刀枪戈矛的手才会觉得好像又抓住了什么，才会有沉甸甸的稳定感安全感，觉得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坐稳了。只有老臣顺服听命了，在子民们看来你才像是真正继承了那副烂摊子，才会绝了对前朝的念想——连多年的老伙计都不是继续干上活了吗？
而齐崭崭一色新人新衣的朝廷怎么看都像是草寇的山寨或是暴发户的店堂。
后来明成祖和方孝儒之间，以千百条人命了结的冲突，悲剧背后，也应该存在着同样的原因吧。
再看看当时的百姓吧。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短短两句俗语，道出了多少痛苦辛酸。走马灯般来去的帝王将相，早就使得他们流血的心结痂麻木了，谁有闲心管金銮殿上坐着的是哪一个呢，他们只想在兵与火的间隙喘口气，稍微舒舒蜷缩已久的腰。什么狗屁道德、狗屁气节，谁能让我们多活一天谁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冯道清廉、简朴、正直、聪明、仁慈、大度、博学……
就算你们说他圆滑、懦弱、没廉耻、有奶便是娘，可我们就是需要这样没廉耻没气节的不倒翁长乐老。
那些道貌岸然的大人君子，除了死死抱着自己的名节，为苍生做了什么？
退一万步讲，即使冯道是个卑鄙狠毒贪婪的赃官，养了这么几十年，也已经用民脂民膏磨钝了爪牙填饱了中囊，如果每朝兴起就新来一个瘦骨嶙峋双眼冒绿光的饿鬼，从头开始喂养，那岂不是雪上加霜，再剥一层皮吗？
老百姓对此，有个形象的比喻：“新锅费油。”
锅是谁也离不了的，家家已经穷得丁当响，经不起折腾，还是用老锅的好。
冯道能诗。绝不是风流才子风花雪月的格调，简简单单，从从容容，随手写来：
“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豺虎丛中也立身。”
这联诗，不知道当时他可敢吟诵于大庭广众，否则谁都可以听出，这个整天和颜悦色唯唯诺诺的老头，其实在心里，对于高高倨坐于九重玉墀之上那一位位轮流发威的君主，看出的是这样的一副本相：
豺虎，一丛丛的豺狼虎豹！
如果人人为了名节拂袖而去，难道满目疮痍的天下就任由这等尖牙利爪肆无忌惮地蹂躏残毒吗？
他一生要做的，就是从这些豺狼虎豹的血盆大口里尽可能多的救人。
苦海滔滔，何取何舍：白衣胜雪保持一生名节，抑或伏身泥淖不顾肮脏救几人算几人？
冯道似乎早就看透了名节的实质：我所做的，还不是与诸位口口声声的廉耻道德一样，最终都是为了大济苍生吗？
为什么要被个虚名束缚呢？
有个著名的笑话似乎能说明冯道对名讳的看法。一日，冯道让门客讲《道德经》。但读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就有了麻烦。由于避讳，直接说出“道”字便是对冯道不敬，门客于是自作聪明，读做：“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冯道不禁大笑，当即摆手制止，让他照原文放声读去便是。
名，对于彻悟者，是个什么东西呢？
坦然做去，“但教方寸无诸恶”，何处不长乐？
纸钱撒满了大路，风吹过，纷纷飞舞，舞白了绿树……
回溯千年吧，让我幻想一个场景，但我相信这很可能曾经真的发生过：
夜沉沉，除了有气无力的几声更柝，万籁俱寂。
冯道的相府如同城里其他人家一样，灭了灯火，大门紧闭。冯道已经熟睡了。
突然，皇宫方向响起了惊心动魄的呼噪，起了火，熊熊地照亮了半个天空。京城的每个角落，都传来金铁交击声和凄厉的惨叫哭喊。
一支支响镝呼啸着在大街上飞驰。
惊慌失措的下人衣冠不整地在冯道门外大声喊叫：“相爷，不好了，又有一支军队在攻打皇宫了，看情形是守不住了……”
“哦？”被惊醒的冯道翻了个身，呢哝了一声，“真的吗？”
没等下人回答，他就接着吩咐了：“那么你们起来，把家里打扫干净，摆好香案……把我那件最好的朝服准备好。下去吧。”
又翻了个身，掖了掖被角，冯道面朝床里，重新睡着了。
只是不知道，那夜的梦里，他会不会记起年轻时那次强谏暴戾的刘守光，劝阻其攻打邻镇，而下狱差点送命，从此完成了一生性格转变过程的经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梦到那为了天下苍生而一次次奔走于桀、汤之间的伊尹；更不知道，他在梦里会不会一次次地自责：
“奉身即有余矣，为时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
谁能怪他呢？大君，英明仁慈的大君，能结束这悲惨的乱世的大君，你在哪里呢？
我只知道，这位“四臣”，决不会像后世那些贰臣那样咬着被角抽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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拣尽寒枝（1）
拣尽寒枝——苏轼的“平生功业”
抚着船舷，他突然记起了父亲为他取的名：“轼”。
轼，不就是车上扶手的横木吗？有了扶手当然更稳当，但没有扶手，难道就会摔下车来吗？
没有轼，难道这车就走不动了吗？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的一个秋日。汴京最有名的篆工，安民老汉又提起了他那把已封多年的刻刀。这次的任务是刻一块蔡京蔡太师草拟、今上亲自审定，并且亲书的名录石碑。碑的名称很有些吓人：《元祐奸党碑》，听说天下所有的府县衙门前都要立一块永世留存——安民老汉这块则将安置在皇宫端礼门右侧。
那个老内侍正眯着眼倚坐在一边，似睡非睡的监着工。
“要说这世道变得也真快，”安民捋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才几年的功夫，新的来旧的去，旧的来新的去，翻了几遭快数不着了。也不知现在到底该算新呢还是算旧。”
“轻声呢——”内侍微微睁开眼，四下掠了一遍：“这是你我打听的吗？”
匠人干笑几声，又埋头干上了。过了一会，实在忍不住，又停下来问内侍：“小民可怎么也想不通，文太师、司马温公怎么成大奸臣了——”
内侍哼了一声。
安民连忙转过话头：“皇上的字就是漂亮！”
又是一阵沉默。
“啊！”突然一声惊呼，“苏轼！苏学士怎么又……”
这回内侍睁大了眼：“幸亏他死得早几年，不然……”
他冷笑几声：“圣上已经下令要焚了他所有的文集，毁了全部印版，天底下，只要他题过的碑、碣、榜、额，通通都得砸了。”
好像想起了什么，内侍来了劲头：“也奇怪了，每次无论谁上台，不管新的旧的，倒霉的怎么总是这个姓苏的呢？”可能想想有些滑稽，他也干笑了几声，接着给自己找了个理由：“八成是他家祖坟冲了哪方神圣了吧。”
安民再不开口，一凿一凿憋着劲刻着。他要使出这辈子所有的本事，把这个名字刻得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字——甚至御笔——都遒劲都潇洒。
同时他暗暗打定了主意，就是杀头，也不在这块碑的刻工位置上像从前每一次那样，留下自己的名字。
冰冷的石屑簌簌落地。
那批石碑早已不知去向。
而直到今天，无论是大陆、香港、台湾，还是美国、日本，所有的中文教材上，都能在显眼的位置找出一篇又一篇苏轼的诗文。谁也无法统计，每天到底有多少张形状肤色各异、口音不同的嘴，吟哦着、朗诵着，陶醉在苏轼营造的艺术世界中。
甚至当年徽宗如此严厉的禁苏令，也无法抑制人们对苏轼诗文的喜爱，反而大大提高了苏轼诗文的身价：连官家搜来焚毁的悬赏高的都有八十万钱一篇（约相当于人民币十万元），那黑市的价格还了得？听说有个徐州太守，卖境内苏轼一块碑的拓片发了大财呢。太学生间，不是流传着这么一个顺口溜：“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根”吗？
同为艺术家的徽宗和蔡京如此大伤风雅的做法，是不是也因为妒忌呢？
如果能知道这些，作者苏轼会是什么感觉？欣慰？满足？骄傲？还是……
这许多文人墨客梦寐以求的辉煌，是苏轼一生终极的目标吗？
“问汝平生功业？”
宋元符三年（1100年），六十五岁的苏东坡，终于从海南贬所获赦北归。
立在船头，脚下波涛汹涌，身边大帆猎猎。倚着船栏，老人长长舒了口气，他仿佛预感到了什么，是啊，该对这一生做个总结了：他低声吟出了以上诗句。
良久良久，他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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拣尽寒枝（2）
这一生，似乎都在风尘仆仆地奔走：外任、贬斥，好不容易进了京，又是外任、贬斥。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熬着吧，时间到了，量移吧，近了八寸倒随着又远了一尺。一把年纪了，干脆来个破天荒：快六十岁时居然做了本朝第一个被贬谪到大庾岭以南的朝官——甚至还过了海，那个蛮荒之地简直不能算是大宋本土了。由此想起很多年前另一个从手心里溜走的天下第一：进士会试时，被欧阳修误认为是门生曾巩而避嫌改判的第二，不觉涩涩一笑。
那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