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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占彪：有许多解释主观幸福感的模式。其中一个是满足与需要模式，是说一个人有了幸福感是因为某种需要得到了满足。需要是有层次的。人性具有各种属性，既有生物属性也有社会属性，还有精神层面需要友爱、尊重、得到别人承认等。在这三个属性的基础上产生了三种需要，即生物性的需要、社会性的需要和精神性的需要，如果某种需要得到满足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满足，他或多或少就会体验到幸福感。以前人们对物质的需求即生物性的需求占首位，而现在则不一样了，生物性的需求已退居其次，更多是精神上的需要和社会性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人们虽然不缺吃少穿而幸福感有时反而不那么强了的原因。客观上的需求虽然得到了满足，但主观上的需要层次却在往上升，只有更高层次的需要也得到满足，人们才能够体验到幸福感。
幸福感虽然是主观感受，但它与客观的现实是有联系的，当一个人肚子尚且填不饱的时候也就谈不上幸福感。但是有了客观的物质条件是否一定有幸福感，这中间有个过程，这个过程跟人格、认知、信念、价值观等等有关。另外，在相同的条件和环境中，有的人体验到幸福感，有的人没有体验到幸福感，其中一个基本的因素在于安全感和认知的差异。比如同样半杯水，乐观的人会说，瓶子里还有半杯水；悲观的人会说，这杯子怎么空了一半呢？
二、信仰，指引幸福的航标
主持人：可以谈谈价值观和信仰对人的幸福感是如何施加影响的吗？
祝卓宏：从出生年代来看，生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对社会的接受程度和满意程度是不一样的。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和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差异很大，甚至截然不同；从历史角度看，刚解放时农民由没有土地到得到了土地，感受到巨大的幸福，“文革”中产生了很多混乱，之后改革开放，西方的价值观念进来后，原来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影响到一些人的幸福感；另外，性别和行业不同，幸福指数也不尽相同。
史占彪：其实物质文明有时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增加幸福感，用得不好就会降低幸福感。有时一个人在物质生活条件简单的地方享受的就是单纯的快乐。比如出家人，一辈子敲着木鱼，生活和思想非常单纯，他们的幸福就是无欲无求。社会转型期有很多理念，多元化的社会提供给人们太多的思想，就像进商场买东西，一种东西有很多品牌，种类多得让你无从选择。选择多了就痛苦，没有一个单纯的坚定的信念，人容易受许多杂念的影响，就会活得很累，体验不到幸福感，所以人一定要有信仰。
三、心理健康教育迫在眉睫
主持人：现在国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太普遍了。应该怎么对待这些心理问题？怎样有效地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史占彪：一些人感到不幸福，一定程度上由于社会的分化、贫富差异带来的心理失衡，有些无聊的人无故砸人家的玻璃、扎人家的车胎，就是因为心理不平衡。比较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种方法，不正确的比较带来的负面结果就是嫉妒，别人的快乐成了他痛苦或者不幸福的根源。
祝卓宏：现在首要的是从青少年时期就重视起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政府、学校、社会、父母都应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目前我们要做的是心理学的普及教育和健康的普及教育，人只有增加自我了解之后，对人际关系的不正确认知、不合理的信念才能得以调整。幸福感跟人的心理状态有很大关系。人们一定要正确看待社会，摆正心态，弱化物质上的攀比，增加心理自我调节能力，这样才会更多地体验到幸福感。
史占彪：拿自杀来说，中国一年死于自杀的人数是20多万，而青少年是主要的自杀群体。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心理疾病，还有一些人由于应付不了社会转型期带来的冲突、挫折等压力而选择自杀。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只关注生理健康，而忽视了心理健康。建立心理健康的防护体系非常必要，我们应该让孩子从小就系统地学习科学的心理学知识，应该将心理学变成一门与数学、语文、物理并重的中学基础课程。
祝卓宏：目前我们国内也在积极建立心理干预机制。有的人表面上看过得很好，其实自己却常常焦虑，我们就通过心理学的方法，帮助他克服心理问题，在认知上调整，在精神上疏导，在行动上矫正，增加他的安全感，学会享受所拥有的东西，体验到幸福感。
主持人：健康教育培养一个健康的人的总目标和基本内涵是什么？
祝卓宏：包括三层含义：生理健康、良好的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心理功能包括正常的认知能力、情感能力、行为能力等几个层面。我们进行健康教育，就是为了提升一个人这几个层面的能力，让他成为把握自己幸福的调控者和主宰者。
四、家庭，感受幸福的摇篮
主持人：在临床工作中你们有什么深刻的体会？
史占彪：我有一个非常深切的感受，就是家庭很重要，和谐的家庭生活对孩子幸福感的提升有很大影响，甚至影响孩子的一生。如果一个孩子处在一个气氛融洽的家庭环境中，那么这个孩子在社会上出现心理上不适应、心理健康滑坡的可能性就小得多。家庭是社会组织最基本的细胞，早期性格是在家庭中形成，来自家庭和父母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有很多的调查数据也显示，那些单亲家庭或者遭受父母抛弃的青少年犯罪率很高。
祝卓宏：在门诊中，十三四岁的孩子与家长之间有很多对抗，问题十分突出。在今天，如何做父母可以说是项十分艰巨的职业或事业。其实对父母也应该进行心理干预，父母要学会欣赏并表扬孩子，学会和孩子相处，要履行一个让孩子完成社会化过程的主导教育使命，促使孩子的社会化，遵守社会规范，遵守伦理道德，能够独立生活等等，另一方面，要极大限度地尊重孩子的天性，把孩子当朋友来看，平等地交流。
主持人：现在离婚率不断增长，有人在家庭中体验到安全感和幸福感可能会越来越少，那么应该如何对孩子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呢？
祝卓宏：首先，随着社会的发展，离婚变成一件很平常的事情。离婚有很多方式，通常很多家庭都是以吵闹和伤害结束。我们建议采取友好的方式，这样对孩子和双方来说，伤害可以降到最低限度。离婚之后我们强调一致性的教育，否则孩子在心理承受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从父亲和母亲那里受到的教育不一致，孩子会无所适从，人格慢慢就会解体。
主持人：对于中国人的普遍人格要素来讲，当与幸福感相联系的时候，有哪些方面可以增加幸福感，哪些方面会减少幸福感呢？
祝卓宏：国内中文的人格量表还没有研究，现在国内学者认同美国的“大五原则”，即每个人都有五个纬度，即开放性、内外向、神经质、怡人性、责任心。其中怡人性即人际交往的和谐性和责任心与幸福指数是正相关的。开放性本身与幸福指数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它是个基础。神经质与幸福指数是负相关的，如果与开放性叠加就更加负相关。比如说，一个人很开放，同时神经质，经历事情又多，刺激性更大。还有内外向，外向相对来说与幸福感是成正比的。每个人都有这5个纬度，主要是看倾向于哪个纬度更多一些。
有人说，21世纪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世纪。人们最终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有更多的金钱。增加全社会的幸福感，这是政府的责任，也理应成为全社会每一个成员自发的追求。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正确看待社会，努力培养自己的健康人格，从而尽可能让自己拥有更多的幸福。
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指数
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指数
张小曼
老年群体生活幸福的实现，不仅要求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作出制度性安排，还要求老年人自身和整个社会打破将高龄者视为无能、是社会负担和无社会贡献可言的旧观念，确立“积极老龄化”的新思维。
对于迅猛到来的老龄化社会所产生的巨大需求，我们的思想意识、心理状态以及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严重滞后，使得老年群体对未来社会能否满足他们对幸福的期待充满疑虑和不安。所以，在讨论幸福指数时，不能回避如何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这样一个话题。
一、幸福感因素在老年群体渐趋消退
幸福本身是一种内心的感觉，它与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状态直接相关。但幸福也不是一个无法界定和判断的概念。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戴维·迈尔斯在分析了几百项研究成果后，曾归纳概括出一组与幸福感有关的因素：健全和健康的身体；实际的目标和期望；自尊；控制感情；乐观；豁达；益友；合群；挑战性的工作和活动性的消遣；集体意识。这些因素固然受到了价值观和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但仍然具有普遍性意义，我们不妨用这些与幸福感有关的因素在老年人身上的变化，来说明老年群体面临的困惑。
首先，从“健全和健康的身体”因素讲，大多数老人都或多或少患有某些老年性疾病，尤其到了高龄期身体功能会有明显的下降，生活自理能力会越来越弱，生活在不断丧失健康的过程中。其次，比起青年人对人生“目标”的追求和对美好未来的“期望”时的那种心理状态，老年人似乎已经不会有太多的“梦”。益友、合群和集体意识这三个因素与老年人的社会交往能力相关，就多数老人的现状来看，退休意味着从以往最依赖的集体中脱离出来，许多人没能再找到能接纳自己的集体。并且，随着年事的增高，身体活动能力会逐渐弱化，社会交往的圈子可能会越缩越小，以至老友的去世等都会使老人陷入越来越孤独的境地。至于挑战性的工作和活动性的消遣所带来的一张一弛的刺激，这种幸福感似乎更多是属于年轻人的专利。最后只剩下乐观、豁达和控制感情这三个具有浓厚主观色彩的因素。有人说老年期是丧失期，面对逐渐失去的健康、地位、能力和好友，更能代表老年群体普遍心理特征的似乎应是一种“无奈”的情绪。对已逝去的东西的无奈，对想做的事情不能做的无奈，对身处环境不满而又无力改变的无奈。
由此可见，与幸福有关的因素在老年人身上几乎都表现为负面效应，而且这些变化基本上是与生理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幸福毕竟在本质上表现为期望和需求的不断满足过程，老龄化虽然带来了种种困惑，但只是生理变化造成了期望和需求在内容上的新变化，因此，与幸福相关的因素在老年人身上的减少并非不可调整和改变，老龄化社会所提出的挑战也并非无法应对，根本一点在于我们需要正视现实。
二、我国老龄群体面临的现实困惑
在我国，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老龄群体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面临着诸多困惑。从经济方面来看，老年人随时面对疾病的威胁和生理变化所导致的工作能力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