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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皮之后，争食雁粪，甚至吃观音土、青叶石充饥。据说，这些矿物质用水煮之后，呈糊状，吃下去可以充饥。但几日后，便在肠胃里凝结成块，导致死亡。而真正意义上的人吃人现象，也在南北方大量出现。翻检当日史料，很难找到政府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减免赋税、赈济灾民的努力。而催征各种苛捐杂税的记录则比比皆是。甚至崇祯皇帝死前一个月，还发出过一道诏书，命令各地官员加紧征收赋税。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在皇宫大内搜检出三千七百万两白银，旧藏黄金四十余窖，约一百五十万两。在崇祯皇帝身边担任检讨的杨士聪著有《甲申核真略》一书，他记录并感叹说：“呜呼！三千七百万！拿出一个零头就抵得上两年加派了。”他很悲伤，无论如何也不明白圣明的皇帝究竟在想什么。
帝国官场的景象也令人很难乐观。当时，北京城里有“饷不出京”一说。据说，发往各地的军饷有一半以上要留在京城。其中，20％到30％是给各级财政主管官员的回扣，另外20％到30％是打点各部门官员，以便朝中有人好升官。各种文献中，对帝国官场几乎无官不贪的情形有极多的记载，称得上数不胜数。有两句经典的设问，道出了当日的实情：“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六，韩一良。）于是，官因为钱而升，升了官自然加倍搜刮地皮以补偿。人们普遍通过一个反问句式，确认着一个帝国时代的信条：若不能弄钱，当这个官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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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石（2）
政治上的溷浊，可以天然孳生出淘汰廉能之士的机制。在我国历朝历代，这几乎成了一个铁打的定律。若从社会控制的角度观察，不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对于一个国家与社会最大的伤害，一定是来自这个国家政权本身，来自决策者的自私、无能与贪婪，来自对此缺少制度性约束机制。外部敌人所能带来的损害永远是第二位的。诚如毛主席所说，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仅仅是变化的条件而已，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温度永远不能令鸭梨孵出小鸡，只有鸡蛋才行。这应该也是一条类似牛顿定律一般的铁律。
晚明时期，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崇祯皇帝曾经提高军功奖励标准，将杀死一名敌人奖励三两白银，提高到五两。有证据表明，为了得到奖赏，帝国军队中普遍存在杀良冒功现象。譬如，崇祯四年，陕西副总兵上报杀贼五十的军功，检验结果是其中有三十五颗首级是妇女和孩子。崇祯五年，山西官兵追剿农民军到河南，领兵将领要当地县长为自己报功。县长说：“没有敌人的首级怎么报？”那位将领回答说：“这个好办。”很快命人送来了一千多个人头。结果，县长在其中发现了八十多颗县学里学生的脑袋。
那位当年推荐过袁崇焕的著名官员侯恂，曾经给洪承畴写过一封信，其中谈到了当时广为流行的一句话，叫做“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显然，老百姓对官员和官兵的恐惧，已经超过了贼匪。当时的观察家注意到，北京城里普遍弥漫着一种情绪——“流贼到门，我即开门请进”。（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北都崩溃情景。）
决策层失道且无能，导致贪官污吏横行，法纪荡然无存，社会离心离德，在此情形下，轻动刀兵的结果，势必蕴含了不可测的后果，不可能不自取其辱。
崇祯皇帝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走向绝路，而李自成也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路所向披靡地走进北京城的。
有记载显示，崇祯三年以前，李自成是甘肃总兵杨肇基部下的一个把总（大约相当于今日的连、排长）。崇祯二年底到三年上半年，皇太极第一次率大军打到北京城下时，杨肇基奉命进京勤王。在金县，李自成和他的弟兄们哗变，投入了暴动的农民军。时间大约是在崇祯三年正月。（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李自成起。）
此后的十余年间，他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政治纲领。其情形大约和陈胜、吴广的“苟富贵，毋相忘”差相仿佛。
崇祯十一年底，在洪承畴、孙传庭的打击下，他全军覆灭，只带着十八骑逃进商洛山中。此后，他的坚忍不拔、多尔衮大规模进入中原、崇祯皇帝的庸劣与河南严重的自然灾害，四者合一，帮了他的大忙。到崇祯十三年年底，在得到李岩等知识分子的帮助后，他第一次提出了“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口号，并由李岩替他编出了朗朗上口的歌谣。歌词大意是：“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以此，与大明帝国形成鲜明对照，受到饥寒交迫的中原人民的热烈欢迎。
有证据显示，进入北京之初，李自成的部队军纪严明，并曾经处死过骚扰百姓的军士。可能是下列两个原因，导致了这支大军战斗力的衰减。
首先，李自成提出三年免纳钱粮的政治承诺之后，必须筹措大批量的粮饷以供给他那百万大军。这种财政上的压力，应该是他向原大明帝国官员们逼缴钱财的基本原因。假如考虑到大明帝国官员们的贪婪与腐败的话，这种措施显然具有毋庸置疑的正义性。然而，却也具有很难遏制的传染性腐蚀力量。从而，被追逼的范围，由旧政权官员迅速蔓延到了商户和普通百姓人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有记载说，当李自成下令###吴三桂时，他的部队中，许多官兵的脖子上挂着数量不等的金银项链，腰间携带着珠宝银钱，两只手臂上则戴着大约不止一个金银手镯。很难想像，这些将士们会在心里想着如何奋勇杀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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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石（3）
另外一个因素则与伟大的弗洛伊德学说中“利比多”的作用有密切关系。这种源自荷尔蒙的力量无所不在，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支胜利开进帝国中心的大军，曾经有效地控制住了这种冲动。据文献记载，当时，大明帝国皇宫中有大约九千名宫女。其中，纯粹为了追随先皇帝于地下的人数不是很多，有大约二三百人因为害怕受辱而自杀。其余的除留在皇宫中继续服役之外，大部分被分配给了各级军官和战功卓著的人们。最多的可能分到了三十人左右，少的则三四人、一二人不等。
当时，发生过一个惊人的事件，有一个姓费的宫女，据说是皇宫中最美貌的女子之一。李自成做主，命她嫁给一位青年军官。这位姓罗的将军可能是李自成最为欣赏的部下。不料，在新婚的当天晚上，这位费姓女子将酒醉的罗将军杀死后自杀。李自成震惊之余，很有风度地下令礼葬这位烈性女子。有人推测，这位宫女想要刺杀的目标，本来是李自成。
关于陈圆圆的故事有多种版本，流传极广。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个故事发生在大军第二号统帅刘宗敏身上，还有人认为故事的男主角应该是李自成。在学术界能够考证出权威说法之前，我们姑且存疑。不过，无论如何，这个故事想必不是空穴来风。这种发生在军队最高统帅中间的情形，在对吴三桂将军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不可能对这支军队毫无影响。事实上，已经有足够多的文献可以证明这种影响的深重程度。譬如，有记载说，在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降官妻妾俱不能免，悉怨悔”。（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奸淫。）据说，有些士兵是带着抢来的女子在城墙上站岗的，为了害怕被查哨的长官发现，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将那些女子扔到城墙外面去。北京城墙的高度大约都在十米上下。
李自成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率领部队开往山海关并投入一片石大会战的。
此时的吴三桂，夹在李自成和多尔衮之间，应该是最难受的一个人。
吴三桂，字长伯，江南高邮人，落籍辽东。他是武举出身，父亲吴襄曾经是锦州总兵。按照明朝的军事制度，吴三桂中武举后，承父荫授职都督指挥。后来，吴襄因为贻误军机罪被捕入狱，吴三桂则因军功晋升总兵，负责宁远的防守。从年龄上推算，他的青少年时代应该是在与满清八旗搏杀的金戈铁马中度过的。
传说吴三桂的脸上有一道刀疤，很深很长。据说，这道疤是他青年时代，为了救他父亲而落下的。当时，吴襄被敌人重兵团团包围，情形危殆。踞守城中的吴三桂请求主将出兵救援，主将和其他将领谁也不敢出城。吴三桂遂带领自己的五百名部下，冲出城去，杀入战阵，救出父亲后，复杀出重围。就此，留下了这道伤疤。这件事情，令他一战成名，给他带来了光荣与尊敬。有史书形容他“勇冠三军”。这可能是后来即便声名狼藉，还有一帮子家伙死心塌地跟着他的部分原因。
崇祯十七年正月，吴三桂的父亲被重新起用，受命提督京营。吴三桂被封为平西伯，进入了帝国贵族行列，并成为宁远、山海关一线的最高军事统帅。这一年，吴三桂应该是二十九岁到三十岁的样子。此次晋封勋爵，应该与福临继位后，多尔衮以顺治皇帝的名义命令济尔哈朗攻打宁远有关。有证据显示，当时，济尔哈朗在宁远城下，曾经受挫于吴三桂之手。有人认为，吴三桂主要是继承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一策，取得的胜利。也有人认为，吴三桂在野战中也颇有斩获。不管怎样，济尔哈朗确实曾经有些狼狈地退回了沈阳。为此，吴三桂在写给皇帝的报告中还觉得很蹊跷，不明白为什么一次不大的挫折，就会让济尔哈朗匆忙退兵。由此怀疑沈阳城里或许有内讧。济尔哈朗回沈阳后不久，便召开会议，主动要求诸王贝勒大臣向多尔衮汇报工作，并提出将多尔衮的名字排列在自己前面，可能也和这一次挫败有关。
在二十多年的反复攻守搏杀中，驻守在宁远、山海关一线的明军经过千锤百炼，已经成为大明帝国军队中最为强悍的一支，素有关宁铁骑之称。刚届而立之年便成为这样一支大军的统帅，吴三桂当然不会是等闲之辈。之所以在官方和民间记载中，很少看到关于他的正面记载与评价，显然和他后来降清又叛清、使自己成了几乎所有人的敌人有关。把他说得从来就是个笨蛋加投机家，大概不是事实。至少无法解释，后来，他何以如此凶悍，几乎打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于六十岁以后，还把大半个中国搅得鸡飞狗跳。
一片石（4）
事实上，在正月里册封吴三桂为伯爵时，崇祯皇帝可能就有了调他和关宁铁骑前来拱卫京师的意思，但皇帝瞻前顾后，不愿落下将关外国土拱手让给清兵的骂名。于是，便一直搁置在那里。此时，皇帝缺少战略头脑、一再错失良机的恶果已经不断显现出来，他仍然毫无悔悟，在错误中继续不停地滑行着，似乎已经失去了进行正常判断的能力。
到二月二十八日，皇帝诏天下兵马入京勤王，并把几位大臣要求调吴三桂入卫京师的报告，交给两位内阁大学士陈演、魏藻德，让他们拿出意见来。这两位大学士恍若呆鹅，谁都不敢应对。退出来后，这两个家伙嘀嘀咕咕地商量：“现在皇帝急了，想调吴三桂进京。若事情平定下来后，以丧失国土的罪名修理我们怎么办？”（《小腆纪年》卷三）最后，他们想出的主意是，动员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去说服皇帝不必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