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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来的发展看，福临的这个选择很难说是有政治眼光的。
在理论上讲，玄烨是在康熙六年七月七日举行的亲政典礼，但此后四位辅政大臣并未完全归政于皇帝，史称“仍行佐理”。据说是为了双方有一个适应期，由孝庄太皇太后特意安排的。因此，这四位辅政大臣真正有效的辅政时间，大约在八年左右，直到康熙八年五月，鳌拜被拿下为止。
仔细打量这些辅政大臣的工作，可以用乏善可陈来评价。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成了他们工作的主要内容。安安静静地做事，大约只有开头的三两年时间。而就在这点儿时间里，他们还干了两件地地道道的混账事儿，一件是哭庙案，另外一件则是制造了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文字狱——《明史》案。
哭庙案发生在康熙继位后不久。当时，苏州吴县的新任知县任维初为了做出政绩，采用许多苛刻的手段征收赋税，引起文人学士们的愤怒。于是，二月初五，他们借着悼念顺治皇帝的机会，聚集在孔庙里，一边哭悼刚刚死去的皇帝，一边宣泄出自己的不满。结果，地方官员恼羞成怒，逮捕了一大批读书人，其中就有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金圣叹。随后，这几位辅政大臣，在奏请孝庄太皇太后同意后，决定继科场案、奏销案之后，在江南再兴大狱。最后，于当年八月，在南京，一次杀死一百二十多人。一时间，真的血流成溪。
史书记载说，金圣叹听说对自己的死刑判决后，十分惊异，他没有想到这个混账的满清政府竟然为了这么一点点事情，便如此大开杀戒，于是，叹息道：“杀头是天下最痛之事，抄家是天下最惨之事。而这至惨至痛之事，居然被我金圣叹在无意之中都碰上了，岂不是天下最奇怪的事情？”
据说，在刑场上，刽子手问他对家人还有什么遗言，这位才华横溢、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大文学批评家让他的儿子附耳过来，他悄悄对儿子说：“用花生米就着豆腐干吃，有火腿风味。记住，不要告诉别人。”随后，从容就死。其悲愤，其惨痛，其无奈，至今读来仍令人扼腕。
随后，康熙二年正月，这四位辅政大臣获得孝庄太皇太后的同意后，再次兴起大狱。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庄廷钅龙《明史》案。
庄廷钅龙是浙江湖州南浔人，家里很有钱，他本人也是一个颇有才学的读书人。中年时，不幸双目失明。他决心仿效前贤左丘明双目失明作《国语》的精神，写一本明朝历史。当时，曾经做过明朝宰相的朱国祯，恰好写有一本未出版的《明书》。庄廷钅龙便花一千两白银买下了这部书稿，请许多文化界知名人士帮助自己补充润色，最后，以他的名义出版了。据说发行后颇受欢迎。
玄烨亲政（6）
这部书中，在写到崇祯一朝时，有一些评价满清的段落具有贬义。当时，有一个被罢职的龌龊官员——前浙江归安知县吴之荣——正在想着弄一笔钱，以便奔走行贿，重新钻营官场。见到这本书后，吴之荣大喜，立即前往庄家敲诈勒索。结果，遭到拒绝。这吴之荣就一路上告，一直告到了辅政四大臣那儿。
随后，四辅政大臣下令，在江浙一带进行大逮捕，将所有与这本书有关的作者、作序者、刊刻者、参校者、买书者、藏书者、卖书者，甚至没有觉察此事的地方官儿，一网打尽，前后被捕者达二千余人。最后，有八十八人被处死，其中十八人被凌迟处死，其家属全部被流放到黑龙江，发配给披甲人为奴。早已死去的庄廷钅龙，也被从坟里挖出来，焚尸扬灰。遥想当年，那已经不是人间世界，根本就退回到了鬼蜮横行的时代。
这些暴行，发生在康熙皇帝继位之初，当时，他还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自然不应该把账记在他的头上。我们已经很难知道这位被称之为“宽厚仁慈”的皇帝，对此作何感想。但在当时和后来的大清官方史书上，对此或者轻描淡写，或者不置一词。他们大约也知道，在他们满口称颂的康熙盛世里，以这些恶行开篇，似乎有些说不出口。而那四位辅政大臣和在今天文化人笔下受到崇高赞美的孝庄太皇太后则难辞其咎，他们必须受到谴责和诅咒，他们必定将为此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否则，就叫没有天理！
康熙皇帝玄烨和四位辅政大臣之间的矛盾纠葛，主要发生在康熙四年及其以后。其导火索是黄、白两旗圈换土地。
本来，这是一本陈年老账，发生在二十多年前。当时，正值多尔衮和两白旗声势如日中天之际。因此，在圈占土地、安置八旗将士的过程中，多尔衮便不按牌理出牌，玩了一个花样，把按照顺序应该用来安置镶黄旗的土地，强行安排给了正白旗。按照大清朝的规矩，由皇帝亲领的两黄旗地位最高。如今，镶黄旗事实上被强力打压到了右翼最末的位置，成了正白旗的小兄弟。结果，导致两黄旗和两白旗之间本来就很难调和的恩怨，更加积重难返。两黄旗将士对此怨恨不已。为二十年之后的这场争斗，埋下了很深很长的伏笔。
在四位辅政大臣中，索尼属正黄旗，遏必隆与鳌拜同属镶黄旗，只有一个苏克萨哈是正白旗。索尼年纪最大，资历与威望也最高，只是，经过一次次官场争斗的血雨腥风，此公老矣，早已不复当年之雄风。他瞧不起苏克萨哈，对鳌拜的凶悍也心怀忌惮，于是，抱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宗旨，凡事不出头，宁愿受世故圆滑之讥。遏必隆在官场几上几下，也练就了一身琉璃球般滑不溜丢的本事。他特别害怕鳌拜，而且，同为镶黄旗，有不少利害与鳌拜是一致的。于是，就在鳌拜咄咄逼人的气势之下，成了他事实上的同路人。苏克萨哈则正相反，他虽然是鳌拜的亲家，却特别不喜欢自己的这位亲家公。只要有什么事，他都要和鳌拜反着来，遂“积以成仇”。
在四人中，鳌拜最是令人一言难尽。他的军功最多，脾气也最大。史书说他“意气凌轹，人多惮之”，就是盛气凌人、英雄欺人，人们都很怕他。从史料中推断，这个刀头舔血，踩着人头滚滚登上帝国最高层的鳌拜，可能是一个豪勇凶悍、粗暴蛮横，但对皇家忠心耿耿的人。他显然缺少政治胸怀与才干，喜欢逞一时之快。他做的那些事儿，更像一个快意恩仇的江湖豪客，而不是一个担负天下兴亡的政治家。
早年间，鳌拜与出身正白旗的内大臣费扬古有仇。当了辅政大臣之后，他认为费扬古担任皇宫侍卫的儿子和其他几个侍卫，对辅政大臣不够恭敬，于是，以擅自骑乘御马和用御用弓矢射鹿的罪名，把这几个人全都杀了。这还不算，不久，又以费扬古心怀怨恨的罪名，把费扬古和他的另外两个儿子又一起干掉，然后，把费扬古被抄的家产一股脑都给了鳌拜自己的弟弟穆里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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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烨亲政（7）
这家伙如此生猛，把大家吓坏了，也把孝庄太皇太后吓了一跳。康熙四年七月，是为公元1665年，孝庄太皇太后突然决定为刚刚十二岁的康熙举行大婚。一般说来，皇帝大婚就意味着这孩子已经成年，意味着不能再拿他当小孩子看待，意味着不久就可以亲政。更加有意思的是，孝庄太皇太后一反皇后要在她老家博尔济吉特部落选的路数，指定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为皇后，指定遏必隆的女儿为皇妃。其用意，显然是为了平衡四辅臣的力量，加强索尼和遏必隆对皇帝的忠诚。
此议一出，鳌拜极为愤怒，认为皇帝选后和大婚是国家大事，不应该不和辅政大臣商量，于是，上书坚决反对。谁知，孝庄太皇太后主意已定，不理那一套。两个月之后便为康熙皇帝举行了大婚典礼。经历过三朝风浪、自己也导演过无数风波的老太太，早已深得帝王政治、皇家威权之精髓，大约根本就没把这个粗野的武夫放在眼里。
康熙五年正月，鳌拜终于把那颗埋藏了二十多年的定时炸弹引爆了。他要求把多尔衮二十年前犯的错误纠正过来，让正白旗和镶黄旗互换圈地，将镶黄旗调回八旗右翼之首的位置。在理论上讲，鳌拜肯定没做错。
去过沈阳故宫的人，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八旗亭的排列，就会一目了然，正黄旗、镶黄旗分别是八旗左右翼之首，这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就已经确定的祖制原则。鳌拜的理由无可辩驳，特别是打出太祖太宗的旗号，具有恢复祖制、维护皇家尊严与权益的大道理，谁也不能再说什么了。因此，当镶黄旗移文户部，要求尽快调换时，起初，“中外皆言不便”，苏克萨哈“相抗尤力”，而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也是正白旗人，他不客气地把八旗移文驳了回去。理由也很充分，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大家早已安居乐业，别这么瞎折腾。后来，鳌拜将祖制这大棍子一抡，所有的人便都只好闭嘴。索尼、遏必隆利益攸关，自然不会反对，孝庄太皇太后和皇帝也没有理由反对。于是，辅政大臣便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命户部会同直隶总督、直隶巡抚前去办理。
鳌拜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办一件正确的事情，谁都知道这是在和苏克萨哈过不去。无奈他手中拎着的那顶帽子太大，没有人能够驳回。不过，谁也不比谁傻多少。这种英雄欺人、霸王硬上弓的做法肯定很是令人讨厌。这大约是他后来被康熙皇帝拿下时，举朝相庆的重要原因。
不久，前去办理圈换事宜的三位大员即相当于今天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相当于华北局第一书记的直隶总督朱昌祚，相当于河北省长的直隶巡抚王登联联名上书给皇帝，希望皇帝千万要自己拿主意，明确下令停止圈换。因为，这件事牵涉面实在太大，涉及到了数十万人的生活和数百万亩土地。搞不好就会出乱子。随后，三人回到北京，并撤回办理此事的官员。
见此情形，鳌拜采用了极端强硬的措施，他下令逮捕上述三人，交刑部议罪，并判处死刑。罪名是结党抗旨，违背祖制。
十三岁的康熙皇帝见事情越闹越大，连忙召集大家开会。会上，索尼、遏必隆同意鳌拜的处置，苏克萨哈默默无语。康熙觉得这三人罪不至死，这样的判决太重了。鳌拜没管那么多，散会之后，便下令将那三个倒霉的大员绞死了。在理论上讲，鳌拜做得还是没有错。因为，此时的皇帝尚未亲政。四个辅臣有三人同意，一人不表态，应该就可以决定了。而且，他定的罪名也可以成立，“不愿迁移，迟延藐旨”，“不照所委料理，妄行具奏”。此时，鳌拜的所作所为，和中国历史上那些权臣入人以罪的做法已经没有太大的不同了。
此时，玄烨已经十三岁。这件事情给他的刺激肯定是足够大，以至于四十年后，回忆起往事，他仍然愤愤不平，认为这是鳌拜等人制造的一起冤案，认为那三个人不但不应该处死，他们根本就没有罪。一般说来，在中国，若让皇帝受到了这么大的刺激，大体上就可以预见到鳌拜未来的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