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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5月,我出差到上海,去医院看望她。这时,她的身体和情绪都比较好。我得到了医院护士的大力支持,把她用轮椅推到华东医院的花园,照了几张彩色照,我们还一起合影留念。这些照片,成了我最珍贵的纪念品。我返回北京前,曾到医院向她辞行,她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松,一再问: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她还问我:
“你写的书出来没有?”
我明白,她指的是这本写她经历的小册子。我感到歉意,但不得不如实回答:“没有。”
贺自珍沉默了。她显然在想什么,但没有说出来,只是喟然叹了一口气。
我同贺自珍一样,希望这部书能早日出版。但是,我不愿意为了能出版,而对书稿作重大的修改。贺自珍是一个普通的红军女战士,如果不是她特殊的地位和身份,曾经同毛泽东一起战斗、生活了十年——她不可能有这样的经历。要写贺自珍,就不能离开她的家庭,离开毛泽东和他对贺自珍的影响。我始终认为,贺自珍是位杰出的女性,也是个普通的人,正如同毛泽东是位伟大的领袖,同时也是个普通的人一样。他们有自己的性格爱好和喜怒哀乐。他们有很多优点和过人之处,同时也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他们是在革命的实践中,经历过挫折和失败,不断地丰富了自己的认识,从而提高了革命才能的。他们从来不是神,也不应该把他们写成神。只有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如实地反映他们的战斗历程,既不歪曲,也不美化,才能写好这部革命前辈的传记。也正因为抱着这个态度,书稿中有的地方牵涉到我们十分崇敬的周恩来、朱德、陈毅以及毛泽东等革命先辈的某些错误,我没有回避,如实地记录下来了。
采访贺自珍(3)
这就是我和贺自珍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和所谈到的问题。
贺自珍想出版这本书的愿望,生前没能够实现,我感到很内疚,但这的确不是我的力量能够加以改变的。
1984年4月25日零点,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赶忙起床去接电话。
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
“我是北京市电报局,我们刚收到一份打给你的电报,电报是打到北京出版社的。我们想,这时把电报送到单位,你肯定不在,所以用电话通知你了。”
“真是太谢谢了。电报是哪儿打来的?”
“是从上海发来的一份讣告。我念给你听:‘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长征过来的老干部贺自珍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终年75岁。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应简办丧事的精神,定于4月25日上午lO时,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特此讣告。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1984年4月24日。’全文就是这样。”
“啊!贺自珍去世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弄得我心乱如麻,我拿着电话听筒,好一阵子只说出这样一句话。
电报局的同志又说话了:
“你要赶到上海去参加告别仪式,恐怕是不行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打个电报去,表示你的慰问。”
“真是太谢谢了!”这个建议真是太及时了。
我挂上电话,马上穿衣服,步行来到北京站的电报局。电报局的大门也关了,只留了一个收电报的小窗口。我敲开了窗口,写了这样一份电文:
上海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 惊悉贺自珍同志病逝,谨向她的亲属表示深切的慰问,并请节哀。 王行娟
收电报的是一位姑娘。她看了看电文,抬起眼睛,看着我,问:“贺自珍是你什么人?”
“同志。”
我想了想,只能这样回答。在革命队伍里,不兴讲辈分,如果讲辈分,我应该是她的儿女辈了。在认识贺自珍以后,我有时跟着她的女儿叫她妈妈,有时又跟着她的侄女儿、外甥女儿贺小平、贺海峰叫她姨妈。但我同贺自珍没有亲缘关系,只能称同志。我对贺自珍,的确怀着儿女对母亲的深厚感情。当我深入到她的思想深处,我就越加敬重她的为人,同情她的不幸。我常常恨我这支笔,不能充分地表达出贺自珍的思想感情。对我自己来说,我是常常受到深深的感动的,有的章节,我是按照她的叙述,流着眼泪写出来的。我不知道它是否能同样地打动读者。
贺自珍逝世的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84年4月26日早上的新闻节目中广播了。当天,北京各家报纸都刊载了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这则电讯,并刊登了她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贺自珍,白发苍苍,眉毛浓黑,面庞丰润,双目和嘴角含着笑意。我过去没有见过这张照片,但可以肯定这是她近年照的,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她才能拍出神情这样愉快的照片。
在贺自珍遗体火化以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运送北京。贺自珍的哥哥贺敏学、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以及他们的子女,护送骨灰到北京,把它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当我在宾馆里见到贺敏学时,贺老仍沉浸在失去最后一个妹妹的哀痛中。从贺老的谈话里,我了解了贺自珍逝世前后的情况。
对于贺自珍的去世,贺自珍的亲朋好友,她多年生活在上海的上海人民,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她的许多老战友赶到上海吊唁,各地慰问的电报,似雪片飞来。上海多家报纸,除刊登新华社消息外,有的还登载纪念文章。《上海工人报》还将1979年杨子江同我在《新时期》杂志发表的《女红军战士贺自珍》,加以连载。这些报纸,销售一空。人们悼念她,敬仰她。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那天早上,一些知情者自动集合在龙华革命公墓的门前,希望能最后一睹这位女红军战士的遗容。
从告别仪式现场所拍摄的照片中看到,贺自珍的神态舒展安详,像是静静地、深深地睡着了。
几天以后,我来到李敏的家。
自从毛泽东去世以后,李敏就在她家的客厅里,安放了毛泽东的巨幅遗像,并摆上她阖家敬献的花圈。如今,她又在另一个房间,安放上贺自珍的巨幅遗像。这两位老人没能白头偕老,在女儿的心中,他们却是始终在一起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采访贺自珍(4)
李敏告诉我,妈妈去世后,留下了三个箱子,都带回北京了,想让我帮助她整理一下。我答应了。
李敏从一个黑色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包,打开,是一串钥匙。她用钥匙打开了皮箱的锁。她指着包钥匙的那块手绢说:
“这就是我爸爸送给我妈妈的手绢。”
我接过来一看,这是一条米黄色男用真丝手绢,四周有三条窄窄的蓝边,上面没有字。这是用过的旧手绢,但保存得很好。可以想象到,这条手绢到了贺自珍的手里,她是怎样精心地爱护它,共同度过多少日日夜夜。
箱子里有两条西式裙子,一条深蓝色仿毛料的,一条黑色绸质的裙子,又窄又小,腰围顶多有二尺。李敏说:“这是我妈在苏联时穿的。她在苏联的衣物,就剩下这两条裙子了。”可以看出,贺自珍当年是多么纤瘦啊!
三个箱子装的主要是日用衣物。里面还有一沓收支账单和各种发票。
对于一个行政级别相当高的老干部来说,她的遗物是过于菲薄了。贺自珍从来不计较金钱,也不重穿戴。
贺自珍的工资虽然高,但她从不把它看做是自己的私有。只要她看到谁有需要,无论是周围的同志还是同乡,她都慷慨解囊相助,毫不吝啬。住院以后,每逢过节,她都要买礼物送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还请他们吃顿饭,感谢他们的辛勤服务。这样,她留给自己的就很少了。
李敏说,按照妈妈一贯的态度,她在住院期间,自己花钱买的彩色电视机、录音机,在她去世以后,都捐给公家了。
她的遗物中还有一些政治书籍、照片和书信。
书,都有她翻阅过的痕迹,有的还用红铅笔画上了杠,表示学习的重点。照片大都是五六十年代,在福建、江西等地,贺自珍同亲人们一起拍的。有一张60年代贺自珍游览时拍的单人照片,被放大了。照片上的贺自珍,笑容可掬,但两鬓已经花白。忧愁使人衰老,还在盛年的她,头发却过早地变白了。
书信不多。有好几封是傅连暲写的。傅连暲同贺自珍从三十年代中央苏区时就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贺自珍的一个孩子小毛,就是他接的生。傅在1962年5月写的一封信中,重叙了战友的情谊。他以自己作为例子:几十年前被人认为患了不治之症,由于抱定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活到了七十岁。他在信中鼓励贺自珍,只要乐观积极,一定能够把病治好,再为社会主义做很多事情。
在旧信中,翻出1962年5月21日的,李敏写给贺自珍的一封信,从这封信里可以知道,解放以后,毛泽东与贺自珍之间,不仅有书信往来,而且非常关心贺自珍的身体,曾经为她寻医买药。
在贺自珍的遗物中,还有一沓写过字的台历纸。看来她喜欢把自己想到的、要记录的事情,或是随时的感想,随手记在台历上。而写过字的台历纸,她又喜欢把它收起来。我翻了一下这些台历纸,记的事很杂,谁来谁往、身体状况、吃什么药、当天的国内大事,以及报上公布的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都有记录。比如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时,报上发表了毛泽东关于评法批儒很长的一段话,这段话建议大家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还读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的某些段落,贺自珍都用钢笔端端正正抄了下来。
在1976年3月6日和7日的台历纸上,贺自珍用毛笔写下了这样几行字:
欲上青天览(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销(消)愁愁更愁。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忧(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她感怀身世、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
看了她的遗物,我似乎对她的了解,又深了一层。
本书的主要事实是贺自珍本人提供的。她的叙述难免带有个人主观的色彩,难免有记忆错误之处。特别是,当她的精神由于过度的重负,过度的压抑而罹患了神经症,因而她的叙述某些地方反映了她的猜疑,有一些记述与事实不尽相符。为此,在随后的岁月中,我又拜访了一些曾与贺自珍一起战斗过、生活过的老革命家曾志、刘英、蹇先任、彭儒、水静等,听到她们对贺自珍的了解、介绍与评价,她们提供了很多有关贺自珍的珍贵资料。在毛泽东身边长期工作过的汪东兴,他的介绍更具有权威性,他的几次谈话都使我对贺自珍与毛泽东、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担任过1948—1951年毛泽东警卫班班长的武象庭,毛泽东的大秘书叶子龙的夫人蒋英,林伯渠的女儿林利都热情地提供了很多很好的材料。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和她的丈夫王景清,也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很多有价值的材料。特别是,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的贺自珍的女儿李敏,她常常不顾自己体弱多病,心脏衰弱,整天整夜地同我谈她的母亲贺自珍与她的父亲毛泽东的故事,这些充满了生活情趣的材料,生动地反映了毛泽东家庭生活的一个侧面。在采访中,还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