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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泽东呢，想的却是另一回事，一看到陈毅，心里十分高兴，好像大病好了一半多。他想利用这个机会，说服自己的战友，不要去冒这个险。
于是，一场不可避免的争论在这一对战友之间爆发了。
毛泽东说：“广东去不得，那里的敌人比较强大，我们比较弱。”
“你不要把敌人的力量看得过高了，我们现在不能算弱了。”这是陈毅的回答。
“不肯坐下来做艰苦的建立根据地的工作，这是流寇主义。”
“你这是扣帽子。红军多打一些地方，多扩大点影响，有什么不好？”
“能不能多打一些地方，要看我们有没有这个力量。把现在的根据地建设好了，巩固了，影响也会很大。”
“广东比较富，打下广东，可以筹到更多的款子。”
“我们完全能够解决军队的给养问题，用不着到广东去筹款。”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越说声音越大，越说情绪越激动。陈毅发火了，大声说：
“这不是我们哪个人的意见，这是中央的决议！我们执行中央的决议！”说罢，重重地拍了几下桌子。
毛泽东的脸色一下子变白了。
一直在旁边听着他们争论的贺自珍，真吓坏了。从井冈山会师起，毛泽东同陈毅始终并肩战斗，他们之间虽然有过意见分歧，也争吵过，但从没有像这次这么厉害。这回，他们吵得那么凶，会不会闹翻了呢？单纯、善良的贺自珍，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领导人之间的谈话，没有她插嘴的地方，她只能坐在那里擦眼泪。
事实上，陈毅把桌子一拍，并没有使紧张的气氛继续加剧，反倒使激烈的争论一下子沉寂下来。毛泽东极力控制自己，不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冷静而又坚决地说：
“你们要打，你们去吧，我不去。”
陈毅看看毛泽东坚毅的神情，知道谈话不会有他预期的结果。就说：
“那好吧。我打算到上海去，把这些情况直接向中央汇报，请示中央如何解决。”
毛泽东点了点头，陈毅转身走了。
陈毅一走，毛泽东难过极了，沉痛地说：
“胡来！胡来！他们要把红军都搞光了。”
不久，贺自珍果然听说，陈毅到上海去了。他走后，由朱德兼任前委的代书记。
红四军还没来得及执行中央关于打广东的指示，形势又出现新的变化。敌军刘和鼎部向闽西革命根据地发起了进攻。怎样应付来犯之敌呢？燃眉之急，朱德立即派人把毛泽东请到龙岩，商量对策。毛泽东身体不好，来人用担架抬着毛泽东，翻山越岭，贺自珍一直守护在毛泽东身边。
这次商谈，仍然得不出一致的意见。多数人的意见是，把红四军的队伍拉出去打闽中，端掉敌人的老窝，迫使敌人退军。毛泽东不同意这种打法。他说，红军可以从外线打击敌人，但不一定要出击闽中。红军从来没到那里去过，那里党的力量、群众基础都不够。毛泽东的意见没有为大家所接受，前委仍然决定出击闽中。
会开过后，毛泽东和贺自珍又回到上杭。
这时，红四军已经按照纵队建制了。原来的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和两个营，改编为一、二、三纵队，福建地方武装组成第四纵队。前委留一、四纵队守闽西，二、三纵队去闽中。
红军大队开走后，毛泽东同贺自珍一起来到永定县的苏家坡，继续养病。
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但他的心一时一刻都没有离开军队、根据地和人民。他仍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这里的一切。贺自珍陪着他，从龙岩到上杭，从上杭到苏家坡。毛泽东一路走，一路把自己看到、想到的问题和意见，告诉前来看望他的干部，提出各种建议：
“现在稻子快熟了，你们要赶快把田分完，农民拿到了一季稻子，情绪就稳定了，我们的队伍就站住了。”
“分田地一定要注意发动好群众，群众没有起来，分田地是假的，农民还会把打到的粮食送到地主家去。”
朱、陈与毛泽东意见分歧（4）
……
毛泽东这种关心大局、不计较个人恩怨的作风，使周围的同志很感动。即使是一些在红四军的七大上对毛泽东有意见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一心为了革命的。
最后，贺自珍和毛泽东来到了苏家坡。苏家坡是永定县的一个村子。村子比较大，坐落在一个山沟沟里，很偏僻。朱德带部队出发前惦记着毛泽东的安全，专门调了二支队的士兵来担任警戒。永定县委书记张鼎丞，怕二支队的兵力太弱，又抽调了相当一个连的地方武装配合警卫，同时封锁毛泽东住在这一带的消息。
他们这样周到的考虑并不是多余的。毛泽东和贺自珍在这里生活了两个多月，几次遭到敌人的袭击。他们在一个村子里住长了，消息就很难封锁住。一些对苏维埃政权有仇恨的人，偷偷地给附近的地主民团和保安队送信，他们不一定知道住在这里的是谁，但他们能猜想到是个重要领导干部。于是，地主武装就利用晚间人们不防备的时候，搞突然袭击。有一次还来了几个连的国民党正规军，他们倒是在白天行动的。
那时，毛泽东还不能自己走动，遇到紧急情况，战士们就把他扶上担架，抬到山上去隐蔽，等敌人走了，再回来。晚上，他们也不敢有一点大意。白天，住在村子的这户人家里，入夜以后，他们又换到村子的另一头的人家住宿，使敌人摸不着他们的行踪。这样，敌人的多次袭击，都扑了空。
永定县委的同志非常关怀毛泽东的健康。他们送来了银元、大米和蔬菜，还专门派来一位中医跟着毛泽东行动，为他治病。
根据地的老百姓和红军心连着心。他们了解到附近的敌人有什么动向，都会自动跑来报告，并且承担掩护工作。毛泽东和贺自珍住在哪一家，哪一家的群众就同红军一起放哨，让毛泽东睡个安稳觉。
同志们的友谊，群众的深情，温暖着毛泽东的心。他的病慢慢好起来了。他在病中最好的消遣，就是同这里的群众聊天，从天时地利、风土人情到年成的好坏，他都想听，而且听得津津有味。他还详细了解这里进行土地革命的情况，群众对分田政策的意见。他同这里的群众聊天，往往一坐就是大半天。
在苏家坡，消息十分闭塞，报纸很难看到。这使毛泽东感到难以忍受。幸好县委常有人来，给他们介绍外界的情况。红四军出击闽中失利，已经回到闽西根据地的消息，就是县委的同志告诉他和贺自珍的。毛泽东很关心这次战斗，详细询问了作战的经过。
朱、陈恳请毛泽东出山
10月上旬，红四军决定在上杭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前委通知毛泽东去参加。毛泽东虽然能自己走路了，但身体仍很虚弱，贺自珍放心不下，就劝他说：
“这次会不去算了。”
毛泽东不肯同意，耐心地对妻子说：“这是一个做思想工作的好机会，我怎能不去？”
毛泽东拖着虚弱的身子，骑马到上杭去了。
贺自珍没有一起去，留在苏家坡。
几天以后，毛泽东回来了。贺自珍见他神情不悦，心里明白一定是说服工作又没有效果。原来，前委又接到中央来信，说粤桂的军阀又发生新的冲突，这是打广东的好时机，重申要红四军立即到广东去活动的指示。毛泽东在会上反复劝说，仍然没有得到战友的理解。会议以后，红四军留了一个纵队守根据地，其余三个纵队开到广东去了。
过了些日子，毛泽东身体又好了一点，他就不安于无所事事的休养生活了。从聊天中，他了解到这里的农民大多不识字，就向贺自珍提议说：
“我们办个农民夜校，教这里的群众认字吧！”
贺自珍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非常赞成。经过几天筹备，农民夜校就开学了。这天，太阳落了山，农民回家吃过饭后，就欢欢喜喜来到夜校上课了。毛泽东宣布开学后，便和贺自珍轮流教他们认字，最后，毛泽东还用农民亲身事例，深入浅出地给他们讲革命道理。农民们听得津津有味，直到很晚才下课回家。这个夜校一直办到他们离开。
白天，贺自珍经常陪着毛泽东走家串户，同村干部一起研究土地革命中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他常对贺自珍说：
“农民世世代代想的是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我们要巩固苏维埃政权，扩大工农武装，动员农民支援红军，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朱、陈与毛泽东意见分歧（5）
他走到哪里，都要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要干部们注意，一定要让农民在自己分得的土地上获得第一个好收成，让农民实际看到革命胜利成果。
一个多月过去了。
有一天，陈毅突然来到苏家坡。他一进门，就爽朗地说：
“毛委员，你好。我从上海回来了，还带来了中央的信。这次我们错了，打广东也失败了。”
毛泽东看见战友回来，真是喜出望外。他急忙站起来，拉住陈毅的手，热情地说：“啊，你回来了，很好，很好。”接着，他又急切地问，“我们的队伍现在在哪里，损失有多少？”
“我从上海来，半道上碰到朱德。他带着队伍正往闽西开过来，损失大约有一个团。”陈毅说着，接过贺自珍倒的茶喝了一口，接着说：“我这次去中央，找到了周恩来同志，他代表中央详细听了我的汇报，谈了很多很多的意见，还说，前委书记还是要请毛泽东来当。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要提高朱德、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红军才能担负好自己的任务。我现在是接你来的。”
毛泽东兴奋地看着自己的战友，仿佛看到了对方那颗赤热的心。
接着，陈毅把朱德给他介绍的打广东的情况告诉了毛泽东。原来，红四军到达广东时，粤桂军阀的斗争已经结束。他们在东江遇到了国民党的十九路军。十九路军派出三个师，紧紧咬住红军不放，使红军受到很大的损失。战斗失利后，军队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泛滥起来，逃兵现象严重，红四军的战斗力削弱了。现在，许多同志都感到，加强军队的思想工作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的重要了，都怀念毛委员。陈毅告诉毛泽东，朱德说这次出击是严重失策，他希望毛泽东重新回到前委的领导岗位上来。
说到这里，陈毅站起身，以极其诚恳的语调说：
“朱德盼望你快些回来领导前委的工作呢！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这一段时间，他代理前委书记，感到困难重重。他给中央的报告里，也谈到自从你生病以后，各级党组织不健全，政治水平很低，亟待加强。”
毛泽东听了，没有说话，目光中流露出欣慰和感激之情。他感激中央领导对自己的信任，更感激战友对自己的坦诚。
接着，陈毅沉重地说：
“我一生犯过两个错误，一次是1928年没有阻止住红四军的两个团去湘南，二是这次没有支持你的意见，制止军队的冒险行动……”
陈毅这位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好同志，谈到自己的错误，是这样的坦率，迎请毛泽东主持前委的工作，是这样的恳切。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