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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到了宿营地，她同大家一起，为民工们张罗食宿，给他们烧热水烫脚。民工休息后，她又和大家轮流值班，照管连队的东西。
一批民工返回后，又招来一批新民工，她又去做这些新来民工的思想工作。长征路上的红军，是一所政治学校，通过对民工的教育，传播了党的思想和作风。贺自珍成了一名不是政治战士的政治战士。
哪像打仗，倒像机关搬家
她身在连队里，关心的不仅是连队的事情，民工的事情，而且一直注视着全军的情况。头天出发，他们走了一夜，才走了五里路。她看到红军前进的速度很慢，最多一个晚上前进一二十里，不像个打仗的样子。行军的组织工作也很混乱，经常两支队伍并排着走，行李又多，把路都堵塞了。贺自珍对这样的行军深深地担着心。
她上路后没几天，就同毛泽东相遇了。
毛泽东编在红星司令部里。当时，长征的指挥机关分成两个司令部，军队系统的同志编在红星司令部，负责指挥作战；党政系统的同志编在红章司令部。红星司令部的队伍与卫生部休养连的队伍相隔不远，有时候到了一个大的集镇，就同在一个镇上宿营，或者在挨得较近的两个村庄宿营。贺自珍利用这个工夫，常去看望毛泽东。
毛泽东看到贺自珍一路平安，很是欣慰，听她说起小毛思念爸爸的情形，又不禁神色黯然。
贺自珍告诉他自己一路所见到的情形，毛泽东听后叹口气说：
“是不像个打仗的样子，倒像机关搬家。”
贺自珍发现，毛泽东虽然被编在红星司令部，但他所在的第三队，并没有一个军队的指挥决策人，同队的都是马夫、挑夫和担架员，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这样安排分明有意要冷落他。毛泽东并没有计较这些，甚至没有同贺自珍谈到这个问题。他是个寡言的人，从不愿意多讲自己的委屈。贺自珍还发现，他这个在军队中已经没有任何职务的人，住所的布置却仍然像个指挥千军万马的指挥员。他让警卫员用门板为他搭起了办公桌，上面放着他的公文包、马灯，还有打开着的军用地图。很显然，在贺自珍到来之前，他正在地图前工作。贺自珍了解他的为人，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打击，都不能把他的心同党、同革命的事业、同军队的命运分开。现在，没有任何人对他提出任何要求，他却在为全军的安危操心。贺自珍没有说什么，只是提醒他要多注意身体，就返回自己的连队去了。
遵义会议前，毛泽东主动接近王、张、周
在“左”倾路线的领导下，红一方面军在上路以后，仍然执行硬打硬拼的战略。国民党很快觉察到红军把队伍开往湖南，企图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动向，于是在红军前进的路上，派重兵设置了一道又一道防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明知国民党在前面摆开了阵势，却仍然撞到南墙不回头，一个劲儿地往前进。结果红军战士虽然作战英勇，一连突破了敌人的四道防线，但伤亡惨重。上路不到三个月，人员已经损失过半，始终摆脱不了被动的局面。
提起这段往事，贺自珍这样说：
“我没有学过军事，也不会打仗，只是常听毛泽东说，打仗是兵不厌诈，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让敌人摸不着自己的底细和意图，才能出奇制胜，把仗打赢。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指挥打仗，都是认准了一个方向，死也不回头，连迂回一下都觉得不像革命军队的样子，这样打仗法，怎能不败呢？” txt小说上传分享
征程万里，比肩踏山河（5）
1934年年底，红一方面军的队伍来到湖南的通道城。中央军委了解到，在红军北上的路上，国民党又集结了重兵，是不是再往国民党张开的网里钻？中央军委有的同志也怀疑起来了。在这之前，毛泽东曾多次向军委建议，改变行军路线，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军委的重视。在通道城，他又一次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在中央军委一些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军委在通道城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了毛泽东的作战方案。王明路线的执行者面对严重的局势，一筹莫展，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只得接受毛泽东的主张。
于是红军转战到了贵州，攻克了敌军兵力薄弱的黎平。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已在1934年1月举行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他出席了黎平会议，并且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主张。政治局的多数同志，肯定了毛泽东进军贵州的主张是正确的。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军队强渡乌江，攻下了遵义城。在那里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回忆起遵义会议，贺自珍这样说：“现在，历史已经作了结论了，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的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军队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遵义会议是怎么开的。”
“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上，要重新由毛泽东领导军队，这是要出席会议的二十多个同志举手表决的。毛泽东如果争取不到多数，就不可能实现这个转折。他是在最受打击、最受孤立的情况下从少数变为多数的。为了让更多的同志了解他，了解王明路线的错误，他在上路（长征）以后，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由于王明路线的执行者给毛泽东加上的种种罪名，一直到长征时都没有勾销，在离开中央苏区前，任何人都不同毛泽东说话，他也不去找任何人。在长征初期，人们仍然不同他说话，而他却打破沉默，主动去找同志们谈话。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抓紧时间，同政治局的同志、中央军委的同志一个个地谈话，反复阐述他的意见：敌人实行堡垒政策，我们不能同他们硬拼，要机动灵活地打运动战，消灭敌人。”
毛泽东第一个做的是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开始他思想很“左”。1932年打赣州，说是“打下赣州，就是实现一省数省的胜利”，就是他的主意。赣州没打下来，红军损失很大，这时他思想还没转弯。后来他看到，原来那么兴旺的中央苏区给丢掉了，长征开始后才几个月，八万多红军减少到三万，使他开始考虑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路线有问题了。毛泽东看到王稼祥思想的这些变化，主动作他的工作。毛泽东详细分析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实质，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王稼祥对这些分析，都是同意的。毛泽东还谈到了自己对改变当前红军被动局面的战略策略，王稼祥听了直点头。他回想起毛泽东一贯的主张，认识到毛泽东是正确的，要改变现在中央领导的状况，由毛泽东担任军队的指挥工作，这个思想产生了。那时，王稼祥因负伤睡在担架上，毛泽东因身体不好，有时也睡在担架上，两个人利用这个机会倾谈起来。要召开一个会议，总结一下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这个想法，就是在他们的交谈中酝酿出来的。
毛泽东第二个主动接近的是张闻天。张闻天原来也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开始使他清醒过来。在长征路途中，毛泽东主动要求同张闻天、王稼祥住在一起。这样，他们之间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的机会。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向张闻天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张闻天都接受了。这为他后来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上起来反对博古，坚决支持毛泽东，打下了思想基础。
毛泽东还经常去找周恩来。在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时期，周恩来是主要领导人之一，是军委主席，但毛泽东对他的看法，一向与其他人不同。他常常对贺自珍说，周恩来实际上是个执行者，真正的决策人，一个是李德，一个是博古。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给中央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的。他建议中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把红军队伍拉到贵州，也是先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并通过周恩来去实行的，以后，毛泽东同贺自珍谈起遵义会议，还说过这样一句话，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征程万里，比肩踏山河（6）
毛泽东也找其他军委、中委的同志谈，其中有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这些同志原来对毛泽东比较了解，也同意他的观点，谈一谈，是为了更多地增进了解。
贺自珍心里很清楚，毛泽东主要做这三个同志的工作，是为了在执行王明路线的同志中，把可以争取过来的同志，都争取过来。这样，在政治局和军委中，就争取到多数同志对他的了解和支持。他不仅做中央领导同志的工作，还找中级的军政干部、以至普通战士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贺自珍曾这样说：“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具体怎样同这些同志谈的，我说不上来。因为我们不在一个连队，行军时不在一起，有时宿营了，我去看他，他不在，同志们告诉我，他去找什么人谈话了。到了遵义后，他的活动我倒是知道一些。”
红军打开遵义城后，军委安排毛泽东在旧城的一栋洋房里住下，贺自珍同他住在一起。这是一栋两层的小洋楼，离开会的地点不远。他们夫妻住在楼上，警卫员住在楼下。遵义会议是在红军进入遵义后几天才开的。来到遵义后，毛泽东忙极了，抓紧时间做同志们的工作。在那些天，他整天不在家，也很少睡觉，一改过去晚睡晚起的习惯，早早就起床走了，有时中午都不回来吃饭，晚上回来得很晚，也不敢马上睡觉，还要趴在桌子上写一阵。
遵义是贵州省一个比较繁华的中等城市，市面很热闹，店家很多。有一天，贺自珍上街，见到有很新鲜的鱼卖。她知道，毛泽东爱吃鱼，就用自己的津贴，买了一点鱼。回来后，她加上辣椒，烧好了，等着毛泽东一起吃。谁知她从傍晚等到天黑，又从天黑等到深夜，都不见毛泽东的影子。她困得睁不开眼，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也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毛泽东才回来。贺自珍有些埋怨地说：“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吃饭了没有？肚子不饿啦？”
“还没吃饭，顾不上呀！”毛泽东这样回答。
“这么晚了，还忙什么？”
“找人谈话嘛。明天就要开会了，得抓紧时间做工作！”
他看到贺自珍因为等他还没有吃饭，便歉意地笑了笑，说：“来，我们一块吃吧，把你饿坏了吧！”
这样，他们的晚饭成了“夜宵饭”。
在这个关键时刻，忙碌的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周恩来的屋子也是彻夜亮着灯光。周恩来的住所离贺自珍他们的住所很近，从贺自珍窗口便可以望到周恩来房里的灯光。第二天，她听到周恩来的警卫员说，周副主席为了准备这次会，熬了个通宵。他不但要准备会议的报告，还打了好多电话，布置警戒。他身体不好，带病工作，警卫员几次劝他休息，他总是说：明天要开会了，敌人包围上来怎么办？不布置行吗？最后，他累得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遵义会议召开的那几天，贺自珍觉得，会上、会下都很紧张。会上紧张，是两种意见斗争得很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