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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爆发后，文廷式不断上书，主张与侵略者开战，弹劾李鸿章不遵谕旨，贻误战机。支持光绪皇帝拒签《马关条约》。戊戌变法中，支持康有为等人。后被李鸿章授意御史杨崇伊，弹劾他与太监相交通，由此革职，永不叙用。光绪三十年时，抑郁而死。
上述四人始终围绕在皇帝周围，拥护光绪的主张。然而他们之中，很少有手握大权的朝廷重臣。志锐和文廷式，只能够在舆论上给予光绪帮助，二人在朝中的官职很低微。
而在慈禧太后周围，由四位满洲亲王为核心的“后党”，则始终执掌着朝中的军政大权，加之他们皇族近亲的显赫地位，中央和地方的多数官僚，趋之附和，大有一呼百应之势。
“帝党”和“后党”之间的力量对比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就决定了多数“帝党”成员的可悲结局。
虽然光绪已经读过康有为的上书，以及他的许多政论性著作，知道康有为在社会贤达中有很高的声望，但是还从未见过面。去年曾想进行召见，被顽固大臣横加阻隔。现在变法已经开始，亲自面询有关事宜，显得尤为重要。
这次光绪已经顾不得不准召见低品级官员的清朝惯例了。召见本身，即是一次变革旧法的行动。
不过，出于防止守旧势力的中伤和破坏的考虑，光绪对召见还是做了精心的安排。
康有为是维新派的头面人物，慈禧集团注意的主要对象，单独召见，目标太大。为此，将当时已在总理衙门任职的张元济列入召见名单，以掩人耳目。召见的地点，没有按传统的习惯，安排于紫禁城的皇宫中，而是选择在慈禧太后的近边，颐和园的勤政殿。
这样做，光绪摆出了一副光明正大的样子，以堵反对派大臣的攻击。而且，皇宫中早已布满太后的眼线，根本没有什么密可保。 。 想看书来
红墙激变（4）
对于康有为来讲，这次进见也是梦寐以求的。不断地向皇帝上书已经十年了，却还从未亲自向皇上陈述过自己的政治见解。他意识到，这次进见将决定着自己的主张能否实现，也同时决定着自己未来的政治前途。
四月二十八日那天，康有为一大早即赶到颐和园朝房，等候召见。不巧，在这里遇到了慈禧太后的心腹荣禄。
荣禄看到康有为等待进见，就立刻抢先来到光绪面前，抵毁和攻击康有为。不过，皇帝丝毫没有被其所动。
随后，轮到康有为进见。
整个召见和谈话非常成功。
据康有为自己后来的回忆，召见时，他根据光绪当时所关心的问题，对于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何加强皇帝权力、怎样任用人才、废除八股文、强国的诸措施等，慷慨陈词。皇帝点头良久，颇多赞许。
召见后的当日，光绪即颁令，命康有为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之职，与康有为原来的工部主事，按照清朝的官位品级，都是下六品，没有升迁。
但是，从工部调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政权中枢的重要地位，使得康有为可以直接参与变法的决策，而且距皇帝近了一大步。况且，光绪还给予其向皇帝专折奏事的权力。
清朝的规矩，低品级的官员，不能直接向皇帝呈奏。
实际上，康有为已成为光绪变法革新的重要谋臣。
五月二十五日，光绪又在紫禁城养心殿东暖阁，召见了广东举人梁启超。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他在光绪二十一年时，曾随康有为在北京“公车上书”。后来一直追随康有为，宣传变法思想，成为其重要助手，故时人合称二人为“康梁”。
梁启超还发表过许多阐述维新思想的论著，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
这些政论文章，在当时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
召见中，梁启超将自己的一些政治论著，呈给皇帝，并当面作了陈述。
召见后，光绪赏给梁启超六品衔，负责办理译书局事务。六品衔，相当于会试的二甲进士，或六部的主事官职。
作为万乘之尊的皇帝，去召见一个没有任何官职的布衣，这在封建社会中已极为少见。而同时又封以六品之官衔，这更是清朝200多年历史中，所绝无仅有的事情。充分反映出，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的急迫心情和破格用人的魄力。
在此期间，光绪接连不断地召见了一批维新知名人士。他们之中除康有为、张元济、梁启超外，还有谭嗣同、黄遵宪、陈宝琛、杨锐、刘光第、严复、林旭等人。并分别封赏以官品，委办事务，或为清廷驻外使节。
然而，光绪的变法，不仅仅是破格任用人才。它来势之猛烈，涉及面之广泛，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因为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年青的皇帝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发布了一系列革除旧制度，实行新措施的政令。这些政令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做了许多前人不敢做，甚至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为了能够基本地了解变法的大概轮廓，以及光绪皇帝当时的想法和作法，我们择其政令中之主要者，分类叙录于下：
（一）选拔任用人才
四月二十三日，谕各省总督、巡抚，保荐品学端正，通达时务，不论官职大小数人，由中央考试，合格者，派遣为驻外使节。
四月二十四日，命宗人府，在王公贝勒中，选拔留心时事，志趣向上者，听候任用。
五月二十五日，命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抚学政，在三个月内，各举荐人才数名，随荐随试，以备朝廷录用。
同日，令京外人员保荐精通制造、声、光、化、电诸学之人才，到京考试，合格者，因才施用。
七月二十日，授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四品卿衔，为军机处章京，参预新政事宜。
八月初一日，电谕清廷驻各国大臣，在寓居国外华侨中，无论士商工匠，选其可用者，随时送回国内，以备任用。
（二）发展近代教育
四月二十三日，命筹办京师大学堂。所有各部院司员及候补、候选道、府、州、县各官之子弟等，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
红墙激变（5）
五月初二日，令总理衙门议设矿务学堂，并在现有之所有学堂内，增开矿务学。拟由各省督抚选派聪明年幼之学生，赴日本学习矿务。
五月初五日，谕令自下科始，乡、会试及童生岁科考试，一律废除八股文，全部改试策论。
五月十五日，命参用西方学规，正式创办京师大学堂。以
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
五月二十二日，令各省、府、州、县之大小书院及民间的祠庙，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校。省城要设高等学校，郡城设中等学校，县城设小学校。
五月二十五日，鼓励各省士民捐资办学。贡献大者，给予世职实官虚衔。
六月初一日，公布科举新章。
六月十七日，为与京师大学堂相辅，谕令京师广立小学堂。
七月二十四日，准设立医学堂。
（三）裁减机构，革除冗员
七月十四日，诏令在中央政府裁撤詹事府、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通政司等机构。各地方政府中，裁撤总督与巡抚同驻一城的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的巡抚；河东总督；以及那些没有运粮事务的粮道、无盐场的盐道。
七月二十五日，谕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及各处督抚，对尚未进行裁、归、并的事宜，尽速切实筹议。
（四）鼓励上书，广开言路
六月十五日，谕令大小臣工，广泛言事。普通百姓有上书者，由都察院转呈，不得找借口扣压。
七月十七日，宣谕，士民有上书言事者，应按其原封进呈。随到随递，不得稽扣。倘有阻隔，以违旨惩处。
七月二十八日，谕各省督抚及藩阜道府官员，有上书者，均可自行专折具奏，无须代递。州县等官言事者，仍由督抚原封转呈。士民上书者，由本省道府随时代奏。
（五）提倡办报、译书和出国求学
四月二十四日，命选派宗室王公，出国游学。
五月十八日，准予在南洋公学内，设立译书院，翻译各国书籍。
五月二十九日，准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
六月十五日，令从同文馆和各省学堂中，选派学生出洋进学。
六月二十九日，命梁启超主办译书局。
七月初二日，令各省学堂挑选聪颖学生，去日本留学。
（六）发展经济
五月初八日，命盛宣怀立即兴建芦汉铁路，并令承办各官员，加速建设粤汉、宁沪各铁路。
六月初七日，谕令在沿海、沿江地区，试办商务局、商会，出版商报，促进设厂兴工。
六月十五日，京师设立矿务、铁路总局，统一管理各省开矿、筑路事宜。
七月初五日，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分局，负责各地农工商事宜。各省府、州、县皆办农学堂。
七月二十七日，裁撤驿站，京师和各省府、州、县设邮政分局。
（七）整顿民事，改革财政
六月二十六日，禁止各省妇女缠足。
七月二十日，命工部疏通京师街道、沟渠。
七月二十九日，准八旗旗民从事各种生产，自谋生计。
同日又令，革卫所屯田旧制，改行征税，以充国用。
八月初一日，命户部依照国外之例，每年编造财政预算，
按月刊报，公诸天下。
（八）整建陆、海军
五月初九日，谕令军机大臣及督办军务王大臣等，参用西法编练军队。
五月二十一日，命将八旗同绿营练勇合并，汰弱留强，改习洋枪。
六月二十三日，令南、北洋大臣及沿海将军督抚，开设专门学堂，为建设海军准备人才。
七月十四日，派官员出洋采办军火。
从上述我们所辑录的这些措施就可以看出，变法新政，涉及当时社会的各个领域。场面宏大，气魄不凡。
而实际上，光绪所颁布的各项政令，远不止上述。据统计，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共有180条之多。
然而，就在光绪皇帝全身心地倾注于变法新政的时候，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官僚集团，正在暗中蓄积力量，伺机扼杀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此时的慈禧太后，对于新政以及光绪皇帝，已经恨之入骨。
因为光绪的新政，不仅要变革祖宗的法规，而且还将改变现行的社会秩序和安排，然而这一切，都是慈禧以太后监朝，几十年经营的心血。她绝不容许任何人改变现状。
皇帝还大量提拔和任用了一批低级别官员，甚至有许多的维新派人士，依靠这些人，排挤当朝大臣。慈禧及其亲信为此怨声载道。
红墙激变（6）
在慈禧太后看来，她最不能容忍的是光绪借助变法的名义，夺取她这个太后的权力。慈禧太后知道，康有为曾经不止一次地奏请皇帝，要限制西太后干预朝政。光绪也通过裁并机构，起用新人，不断撤除她在朝廷中枢里面安插的心腹。
慈禧太后视权力如自己的生命。
她要制止光绪，废掉新政。
事实上，从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