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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唐朝出现种种问题是从唐中期的唐玄宗开始，因为军阀割据，宦官再次登上历史舞台，使得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为严重的一个历史时期。唐朝的宦官集团不再是简单的当权就满足了，他们还有了官员的身份。（这是因为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逐渐强化，专制君主出于强化君权和抑制臣权的目的，开始有意培植宦官的力量。于是宦官开始以国家官员的身份出现。）这种宦官队伍性质的变化在当时社会上也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入宫充当宦官，即被视为“入仕”。跟一般意义上的当官没什么俩样。很多宦官为了培养自己的势力，把亲戚朋友一起邀请来当太监，居然形成了太监家族。而且唐朝的残疾人保障法也确实很完善，宦官的待遇跟普通士人官僚的是一样的。并且名正言顺地成为统治集团中的正式成员。具有合法性的参政权。他们开始掌控政权、军权，并构建了自身的家族势力，从而形成了一种兼具君主家奴身份的特殊的官僚阶层。
所谓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姑且从宦官的家庭说起。从史籍记载看，宦官大量娶妻养子出现于东汉，举个有名的例子就是曹操的爷爷曹节就是娶了老婆，收了义子，这才有后来鼎足三分天下的曹操。不过东汉时期的人并不认为宦官找老婆是一种婚姻关系，反而认为是对女性的摧残与*，从心理上不能接受这种婚姻关系。
到了唐代，人们的社会心理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宦官娶妻养子习以为常，不再视为违背人性的反常行为。在唐朝有一半的太监是有老婆的。很多五品以上的高级太监不但有老婆，有个三妻四妾也很常见。因为唐朝宦官势力大，娶的老婆很多都被封为诰命夫人。比如著名宦官仇士良的老婆胡氏就被封为鲁国夫人。
宦官婚姻是建立在大批妇女痛苦之上的，因而是一种残酷畸型的婚姻关系。可是尽管宦官婚姻如此残酷无情，由于种种原因，唐代的宦官娶妻并不困难。这个时代与宦官建立婚姻关系的，主要有如下几类家庭：第一类是官僚家庭，与其通婚者多为高层宦官。如右神策军中尉孙荣义的前妻，为骠骑大将军、赠开府仪同三司郭全羽之女；军容使、内侍监仇士良之妻胡氏，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赠户部尚书胡承恩之女；左神策军中尉刘弘规之妻李氏，为太子宾客兼侍御史李文皓之女。还有皇帝亲自为宦官娶妻的事例。李辅国权势正盛之时，唐肃宗曾为其娶故吏部侍郎元希声侄元擢之女为妻，并将元擢迁为梁州长史，元氏家族为北朝旧士族，故肃宗以其家之女嫁与李辅国，以抬高其社会地位，示以恩宠。宦官能娶到大家闺秀必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多数具有一定地位的宦官来说，如果不愿与平民结亲，普通官吏之家的小家碧玉便是其最理想的选择对象。官僚与大宦官联姻，是官僚势力与宦官势力联合的表现。至于普通小官吏与宦官联姻，有迫于宦官权势压力的因素，但也不排除有人想借此飞黄腾达，捞取政治上的好处。第二类是宦官家庭，即宦官之间的相互通婚。这类婚姻在唐代宦官中占较大比例。宦官之间互为婚姻主要是门当户对，择偶方便，此外也有通过联姻以建立更为密切的政治联盟，以便亲党胶固，沆瀣一气的因素。这一点在上层宦官家族的互通婚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第三类是与平民家庭通婚，这类婚姻多发生在中下层宦官家庭中。宦官与平民结亲，实在是不得已之举。虽说唐代宦官势力很大，专权擅政，这仅是对一小部分地位显赫的上层宦官而言，并非所有宦官均有此权势。对大部分宦官来说，不要说与官僚之家，就是与普通官吏联姻也是很困难的，因此只好退而与平民通婚。平民百姓与宦官通婚，不能排除宦官以势强娶的情况发生，更多的恐怕还是由于其生活贫困而被迫嫁女。在中国古代社会，贫苦人口必定占多数，这就为宦官普遍地娶妻养子提供了可能的社会条件。
《中国历代党争》第四章（3）
在唐代，有权势的大宦官家族互相联姻，亲族之间相互庇护，从而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杨志廉家族是唐代著名的宦官世家，从其父杨延祚起，直到五代后唐时止，这个家族一直地位显赫，专权擅政，绵亘一百数十年之久。其家四代五人任神策军中尉，掌握禁军兵权，三人出任枢密使，把持中枢机要之权，史称“世为权家”。宦官世家形成的结果，必然是世代盘踞宫闱，养子凭借其养父的权势而迅速提升；而宦官之间的联姻尤其是高级宦官之间的联姻，则容易形成“枝派蝉联”，亲党胶固的局面，使宦官的势力更加膨胀，专权擅政，在南衙北司之间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这种婚姻关系渗透着浓烈的政治因素。
唐代的宦官对配偶也是有许多要求的，而并非不加选择。归纳起来，大体有如下几种情况：首先是重视门第。找所谓的“名家”、“盛族”，目的自然是拔高自己，希望得到社会公认。其次，重视女方的德行贤淑。一得恪守妇德，耐得住寂寞。潘金莲那样的就算了。省的面子没赚到反而赚个绿帽子。二得能操持家务，赡养教育子女。当然是养子或者养女。三得长的漂亮，而且还得年轻。比如高力士的老婆脸蛋年纪就能跟杨贵妃一拼。
至于婚后，唐代宦官的婚姻观和当时世俗的婚姻观也没什么差别；除了夫妻生活问题和子女一般是收养之外，其家庭结构也与社会其他阶层没有明显的差别。由此看来唐代宦官婚姻是稳定的。稳定性、合法性和普遍性构成了唐代宦官婚姻的全部特点。
宦官娶妻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宦官曾经是正常男性，当了宦官以后，虽然丧失了生育能力，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宗法观念压力下，随着政治与经济地位的变化，便开始力图改变这种状况。宦官娶妻虽无夫妻之间的男女之实，却可以得到有家有妻的满足感。宦官娶妻养子不仅是为了满足有妻有家的愿望，同时也想与其他正常男性一样能够传宗接代，使已经获得的政治地位和财产能得以继承，这是其娶妻养子的最主要目的。宦官通常都具有强烈的自卑心理，唯恐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如正常男性，所以他们除了养子外还要养女，凡是朝官拥有的特权，他们也都同样力争拥有。如封妻荫子，承袭爵位，参与决策，控制军权，兼并土地，营建府宅等，无不全力争取。掌管国学，教授徒众，历来是士大夫的专职，宦官也要染指，这就是唐代宦官中不止一人掌管国子监的原因所在。宦官阶层的这种心理特征，决定了他们必然要首先解决婚姻问题，据史料显示，他们把这个问题解决的不错，下一步，他们要把手伸向整个政局。
宦官专权几乎贯穿了唐朝的中后期，一批批的宦官逼宫弑帝，专权横行，无恶不作。自号称“欺压皇上的老奴”李辅国始，继而有逼宫弑帝的俱文珍与王守澄，经历六代皇帝的仇士良，人称皇帝之“父”的田令孜以及唐昭宗时的权阉杨复恭、刘季述等人。这些人个个都是生前显赫无比，死后臭名昭著的大宦官。
李辅国在唐玄宗年间入宫做了太监。后因尽心侍奉太子李亨而成为太子的心腹。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叛军所到之处，望风披靡，直逼京都长安，唐玄宗仓皇出逃。太子李亨奉命在后安抚百姓，安土重迁的百姓们希望太子留下抗击叛军。李辅国以国家大义劝说太子留下抗敌，太子遂与玄宗兵分两路，北上灵武。李辅国又劝太子迅速称帝，以安民心。公元756年，太子李亨即位，是为唐肃宗，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肃宗为人性格懦弱，此刻见李辅国忠心拥戴，便视其为左右臂，赐名“护国”，后又改名“辅国”，把军政大事都委托于他。
《中国历代党争》第四章（4）
肃宗取玄宗而代之是战时的需要。公元757年，唐玄宗回到了长安。起初过着无所事事但尚算自由的生活。肃宗与李辅国都怕玄宗复位，因此在肃宗的默许下，李辅国对玄宗步步紧逼。先是把玄宗喜欢的三百匹马收回大半，仅留下十匹；然后强令玄宗迁到皇宫内宫，留下几个老弱病残之人伺候玄宗；又把对玄宗忠心耿耿的心腹太监高力士流放，强令玄宗的亲信官员陈玄礼致仕。这样，彻底成了孤家寡人的太上皇唐玄宗在寂寞、凄凉中走完自己的一生。肃宗曾数次想看望重病中的玄宗也因李辅国的阻挠而未成行，李辅国权势之大由此可以想见。
李辅国大权在握，天下大事几乎全决定于李辅国，朝臣所奏之事往往先经他手然后才告知肃宗。为了更准确地了解朝中大臣的动向，李辅国还专门派几十人负责监督官员的一举一动。对于不顺从的官员加以严厉打击。李辅国根据自己的好恶处治全国的讼案，并以皇意相标榜。地方上的节度使也是李辅国一手委派。李辅国权倾朝野，宰相及朝中大臣想见皇帝都须经过李辅国的安排，皇帝的诏书也需要李辅国的署名才能施行，群臣不敢提出不同意见。李辅国出行时，气势之大无与伦比。出于对李辅国嚣张权势的敬畏，宗室贵人也以“五郎”尊之，当时的宰相李揆更称李辅国为“五父”。也有一些正直之士不耻李辅国的行为，宗室李岘多次对肃宗陈说李辅国的违例行径。肃宗虽有所警觉，但在李辅国的操纵下，还是把李岘贬官出京。一手遮天的李辅国企图做唐朝的第一位宦官宰相。此举遭到了宰相萧华的激烈反对。李辅国怀恨在心，多次在皇帝面前诬陷萧华，并威逼皇帝用自己的亲信元载取代了萧华的相位，最终将萧华逐出京城。
李辅国之所以为所欲为，还得益于与肃宗皇后张氏的勾结。张皇后与李辅国内外相应，控制政权。他们对不利于自己的人，无论是高官还是显贵都是除之而后快。肃宗的次子建宁王李炎聪明过人，尽心辅佐太子广平王李豫，深得皇帝的欢心。心胸狭窄的张皇后与李辅国多次在皇帝面前中伤建宁王，诬蔑建宁王心怀不满，准备谋害太子。昏庸的皇帝竟然下诏赐死建宁王。
李辅国与张皇后的狼狈为奸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但两个都想大权独揽的人是不可能永远和平相处的。在肃宗病重期间，李辅国与张皇后终于在决定由谁继承大宝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李辅国支持太子李豫登基，而张皇后素与太子有隙，因而暗中策划越王继位，以便于自己将来继续插手政局。张皇后密谋杀掉太子，其阴谋被李辅国的同党发现，李辅国等首先把太子保护起来，然后冲进皇宫，抓获了越王及其支持者百余人。张皇后逃入重病中的肃宗寝宫，被李辅国抓住。肃宗因受到惊吓而当天死亡。李辅国趁此混乱时机，将张皇后、越王及参与者一并斩首。太子李豫在李辅国的拥戴下即位，是为唐代宗。
代宗上台后，因念其拥立之功，册封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李辅国终于实现了他的宰相梦。李辅国气焰更加嚣张，他曾对代宗皇帝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实际上让代宗把军国大事都托付于他。这一举动自然引起了代宗的不满，但由于李辅国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