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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眼前这一桌绝非杜撰的“红楼宴”，我们充分体会到大师曹雪芹的艺术功力，他在这部不朽之作中，几乎提供了有关美食的全部细节。包括原料、加工制作过程，以及形状、颜色、品味等等事项。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无法做到他笔下如此详尽完善的程度。否则，那位穿着古装的服务小姐，也就无法头头是道地给在座的食客讲解“胭脂鹅脯”、“姥姥鸽蛋”、“茄鲞”的来历和特点了。
由此，我也联想到作家能够写出什么，写成什么，和他成长的环境，有着莫大的关系。不是我们写不出，不是我们不会写。说出这个结论，是要请读者原谅的：一个没有三代为官，从只吃过炸酱面、面糊糊的地间田头，从只吃过猪头肉、羊杂碎的市井胡同，走出来的文学先生或文学女士，要他们来写满汉全席，写山珍海味，那是很困难的。
出身于贵族之家的曹雪芹，与施耐庵、罗贯中这样来自士绅阶层的文人，在饮食文化层次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曹雪芹从南京吃到北京，这两处都是中国精致美食的发源地。但是，施耐庵的家乡江苏兴化，除了咸鸭蛋外，罗贯中的家乡山西太原，除了刀削面外，便乏善可陈了。何况，曹雪芹所写的“吃”，都是他吃过的，而罗、施二位大师，所写的那些“吃”，不但没吃过，甚至没见过，没听说过。无米之炊，巧妇难为，道理就全在这里了。
那次“红楼宴”上，在座陪同的地方上的头头脑脑，一再征询那位前辈，对推出这样的旅游饮食项目，有些什么评价？对那位显然读过《红楼梦》的服务员小姐的讲解，有些什么看法时，某某老呵呵一笑，不作正面答复地支应过去。
不过，对打成右派、经过劳改的我来说，还是很过瘾的一次口福享受。
事后，我问他：为什么不表态？没想到老人家语出惊人：“如果曹雪芹就吃这种样子的，色香味毫无特点的所谓美食，他还能成为那个不朽的文学大师吗？”
这位前辈是见过大世面的，我相信他的评价。
然后，他突发奇想地问我：你觉得一个作家最要紧的自身素质是什么？我还没有想好如何回答，他先把答案讲了出来：一个是感觉，一个是想象，感觉要细微得不能再细微，想象要丰富得不能再丰富。就这桌“红楼宴”，能给我什么感觉，能使我有什么想象啊！
他这一说，我对曹雪芹更加肃然起敬了。
窃国大盗最后的日子
李宗一
袁世凯做不成皇帝，回过头来想再做总统，继续实行专制###统治。关于这一点，他在撤销承认帝制的申令中已公开说出来。
在这个精心炮制的申令里，虽然他不得不轻描淡写地写上“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这句封建帝王“罪己诏”中常用的话，借以平息全国各阶层对他的愤慨，但是，在谈到洪宪帝制这场大变乱的具体责任时，他却推卸得一干二净。他说：“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文电纷陈，迫切呼吁。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之谅。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已至无可逶避，始以筹备为词，藉塞众望，并未实行。”袁世凯公然抹煞事实，说什么帝制“并未实行”，这不过是为了证明他仍有继续做总统的资格。所以，接着他便以调解者的口吻说：“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申令结尾特别强调：“今承认之案业已撤消，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
自闹皇帝以来，袁世凯颁发的命令都自称予，和清朝皇帝自称朕是一样的。“本大总统”字样已久不见了，现在又重新出现在申令里。这几个字是袁氏看到张一起草的原稿后，亲自提笔添上去的。这是他由皇帝变总统的点睛传神之笔。据张一回忆：由袁的幕僚起草的长篇文字，经袁删改者，“如神龙点睛，起稿者自愧弗如，固由更事之多，抑其天禀有大过人者。”这个由“予”改为“本大总统”的办法，正是袁在穷途末路时“天禀过人”的表现。
袁世凯深知自为总统，不容易取得独立各省的承认。因此，他不得不借重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的名声，来推动议和，而自己在幕后又包揽把持一切。1916年3月25日，他用黎、徐、段三人的名义致电独立各省说：“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同时，指令陈宦与蔡锷商议停战。他又拟定了议和六项条件，于4月1日仍以黎、徐、段三人名义向独立各省提出：一、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二、三省治安由各该省军民长官维持；三、三省添募新兵一律解散；四、三省战地所有兵士退回原驻地点；五、三省兵士自即日始不准与官兵交战；六、三省各派代表一人来京，筹商善后。
袁世凯妄想重演辛亥革命时“南北议和”的旧戏法，来结束独立各省的反抗。然而，这时的政治形势与4年前大不相同。那时袁氏戴着“赞成共和”的假面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而今人们已看清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共和国英雄”，原来却是一个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寡廉鲜耻的卖国贼。血的教训使人们认识到要实行###共和，必须铲除他。
阶级的共同利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利益造成的。但是，共同利益一旦形成，它又区别于个人的利益。袁世凯建立家天下的私欲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以致进步党人和那些对家天下心怀疑忌的北洋军阀们都觉察到不抛弃袁氏，就无法保住他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因此，原来积极拥护袁世凯的人，也变成了积极或消极的反对者。
当时，全国反袁的舆论中心在上海。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联络各方面人士，坚决主张把反袁斗争进行到底。他发表《讨袁宣言》，愤怒地指出袁世凯是帝制的罪魁，无情地揭露了袁所谓“停战议和”的险恶用心，号召各地反袁力量“猛向前进”，“决不使危害民国如袁氏者生息于国内”。另外，唐绍仪、谭延、汤化龙、吴景濂、彭程万、胡景伊、张继、孙洪伊、张耀曾、井勿幕及一大批国会议员和社会名流，以各省“旅沪公民”或各界人士名义纷纷通电，或指出袁“盗国奴民”，“久已丧失总统资格”；或揭露袁“帝梦不成，皇冠强卸，又复退攫总统”，“无非忍辱一时，思为卷土重来”；或表示“吾四万万国民绝非无血气者，安能一再受其愚弄”，“戴兹罪魁”；或要求“扑杀此獠，以绝乱种”。全国各阶层纷纷声讨，对袁世凯展开了强大的舆论攻势。
3月底，在川南和湘西，北洋军和护国军虽然达成暂时停战协议，但是，全国的反袁武装斗争方兴未艾，日益高涨，而以广东、浙江、山东、湖南、陕西最为猛烈。广东人民对帝制和龙济光的野蛮统治异常不满，武装起义遍及全省：广州及其附近各县有朱执信领导的中华革命军和徐勤率领的护国军；惠州、增城一带有陈炯明、邓铿组织的武装力量；潮州、汕头、钦州、廉州的驻军也相继宣布独立讨袁，广州大为震动。龙济光面临灭顶之灾，急电袁世凯求援。4月初，袁决定抽调驻上海的第十师一部乘军舰到广州，但当北洋军将要开拔时，龙济光在民军的压迫下于4月6日宣布“独立”。袁世凯无可奈何，只得放弃派兵入粤的计划，而企图派遣北洋军入浙江。因此，又立即激起浙江人民和地方军队反对北洋军入浙的风潮。在中华革命党人的策动和影响下，宁波、嘉兴先后宣布独立，一批浙军军官趁势把兴武将军朱瑞赶走，于12日宣布浙江独立，推巡按使屈映光为都督。不久，因屈映光暗通袁世凯，又被赶下台，改推嘉湖镇守使吕公望继任。
广东和浙江独立后，反袁怒潮进一步高涨，南方独立各省即筹划成立政府。原来，梁启超于3月下旬已经到达广西，经陆荣廷和梁启超等策划，独立各省于5月8日在肇庆（今高要）宣布成立“###军务院”，遥推黎元洪为大总统，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蔡锷、陆荣廷、刘显世、龙济光、李烈钧等为抚军，又推举唐绍仪为驻沪外交专使。军务院表面上统一了南方独立各省的军事和外交，与袁政府形成对峙的局面。独立各省断然拒绝了袁世凯提出的议和条件，一致表示非袁退位，无协商善后之余地。稍后，又提出将袁世凯“驱逐至国外”和“抄没袁世凯及附逆十三人家产”等作为南北议和的条件。
与此同时，袁世凯企图取得帝国主义列强援助的希望也彻底破灭了。自取消帝制后，袁政府即通过各种渠道向帝国主义国家的财团乞求贷款。经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介绍，袁政府财政部与美商李·希金逊公司（Lee Higginsonand Co。）于4月7日签订了500万美元的借款合同。但是，此项借款人联名致电中国驻美公使和美国国务卿，声明拒绝承认。美商见势不妙，只交付了100万美元，就停止交付。4月11日，驻日公使陆宗舆奉命向日本政府递交照会，要求“给予友谊的扶助”，并表示今后一定加强“两国亲善提携”。日本政府不予理睬。因为日本早已秘密决定“支持”护国军方面压迫袁氏退位，以便乘机“确定在华优势地位”。日本通过半官方的商人，贷款给岑春煊100万日元，使肇庆军务院得以迅速组成。又贷款给孙中山，“支持”上海和山东中华革命军起义反袁。当时英国在欧战中正处于被动地位，自顾不暇。袁世凯的“老朋友”英国公使朱尔典表示爱莫能助，不胜遗憾，于4月中旬就忧伤地预感到袁氏“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时刻已迫近了”。
冯国璋于5月5日赴蚌埠约同倪嗣冲，6日至徐州会晤张勋，三个地方实力派于11日通电发起召开未独立各省代表会议。在会议开幕之前，袁世凯派阮忠枢到徐州煽动张勋说：总统的去留不是个人问题，关系到北洋集团的生死安危。袁又指令蒋雁行为中央代表，临会监视。5月17日又亲自致电冯国璋、张勋和倪嗣冲说：“近日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等以退位为要求，陈宦亦相劝我休息，均实获我心。予德薄能鲜，自感困苦，亟盼遂我初服之愿，决无贪恋权位之意。然苟不妥筹善后，而撒手即去，听国危亡，固非我救国之本愿，尤觉无以对国民。目下最要，在研考善后之道，一有妥善办法，立可解决。该上将军等现约同各省代表，就近齐集，讨论大计，无任欣慰。时局危迫，内外险恶，相逼而来。望将善后办法切实研求，速定方针，随时与政府会商，妥定各员责任，使国家得以安全，不致立见倾覆，幸盼曷极！”
5月18日南京会议一开场，就遇到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