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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忍细看(非全本)-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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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看看李贽怎么个傲慢法。第一,他非但不像范进中举一样,给左邻右舍来点喜剧,反而坚决不再考进士。所以打这以后,举人李贽,只能在###品小官的基层公务员岗位上接受锻炼,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刑部员外郎……统统俸禄微薄,公务不多。第二,从当官第一天起,他就不齿于官场暗规则,更鄙视自己为五斗米而折腰,于是履行完公务就“闭门自若”,摆明了不与同事打交道。第三,他闭门是在钻研学问,一个12岁就敢把矛头指向孔子的人,那种天才般燃烧的自由思想、个人情怀日益成熟,处理公务自然处处与上级唱反调,典型的“刺头”一个。

长期的傲慢让李贽的工资单很难跟上明朝经济发展的形势。混自己的饭虽然够了,但他早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贵族,他把家养得很不妙,未达到温饱水平。甚至在1564年,好不容易靠着祖父病故收了笔“赙仪”钱(赙仪是指长辈去世时,上司和同僚送的银两,是明代官场惯例),扣除自己奔丧的费用,其余留给妻女买了田地,他满心以为能过上安稳日子了。谁知从泉州回来一看:大旱,颗粒无收,两个女儿饿死了……

不过,傲慢和清贫绝不影响李贽做个好官。51岁时他得到一个正四品实职,云南姚安知府。这实在不是个美差,西部待遇不好,姚安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但这丝毫没有妨碍他建功立业。他迅速摸清民情,采用无为而治的方式,对民族纠纷,“无人告发,即可装聋作哑”,从不扩大事态;对民族上层人士,以礼待之,输以至诚。三年任期下来,民族工作抓得有声有色,令云南巡按御史刘维刮目相看,要向朝廷举荐他。

按说,这该是一辈子颠沛流离的李贽官场生涯的转折点。哪知道李贽听到消息,拔腿就跑,逃进了滇西鸡足山里。天上掉下的馅饼他愣是不要,定要刘维替他交了辞职信,才肯从山里出来。25年的官场生涯啊,他实在累了,新婚的夫妻都熬成银婚的老伴,可他李贽,是永远熬不灭心里那把自由火、身上那股执拗劲的!

于是,李贽离姚安,士民拥车,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也。

“学术和尚”也疯狂

辞了官的李贽心里非常难过。首先,他没有完成养家糊口的最低奋斗目标;其次,他还为生计丢掉了最高奋斗目标——学术。他还记得多年以前,在北京补了礼部司务的缺,有人嘲笑他说,等了几年捞到一个穷得要命的闲职。他自己是怎么回答的:“我心目中的穷,同一般人说的穷不一样。我觉得最穷是听不到真理,最快乐是过自己感兴趣的生活。十几年来我奔走南北,只是为了生活,把追求真理的念头遗忘了,如今我到了京师这种地方,能找到博学的人请教,就是快乐。”

言犹在耳,可岁月已蹉跎。你看那女儿坟茔旧,你看那老妻红颜改,你看我这一把老骨头还能做学问吗?

当然能。

李贽想到做到。55岁的他携妻从云南直奔湖北黄安的天台书院,白天讲学论道,夜宿好友耿定理家中,主业是门客,兼职是家庭教师。

不幸的是,他招收女弟子,以及个性要解放、个人要自由的“异端邪说”,与耿定理的哥哥、刑部左侍郎耿定向的正统观点激烈冲突,双方水火不容。耿家门人也分成了两派,彼此用拳脚来解决真理问题。耿定理一去世,李贽就从耿家搬出来,迁往麻城,投靠另一位知己周思敬,开始了孤寂的学术流浪。

这一回,李贽似乎吸取了教训,不住朋友家,住寺院。第一站,住维摩庵,算是半僧半俗的“流寓”生活;第二站,住龙湖芝佛院,在周思敬资助下读书参禅。

李贽一定想不到,他与寺院结下“孽缘”,顿时让耿定向得意地笑起来:“小样!总算逮着你的把柄了。”李贽还以为得来全不费功夫,清净了,于是把妻子、女儿、女婿送回泉州老家,“既无家累,又断俗缘”,正式登记为芝佛院的常住客户和职业作家。书写到高兴处,索性剃发留须,故意摆出一副“异端”面目,俨然是个搞学术的老和尚,如此便是10年。

结果,李贽火了!举国上下,满城尽是李贽“粉丝”。工部尚书刘东星亲自接他去山东写作;历史学家焦替他主持新书发布会;文坛巨子袁氏三兄弟跑到龙湖陪他一住三个月;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和他进行了三次友好的宗教交流;全国各大城市轮流邀请他去做访问学者。李贽一开坛讲学,管你是哪座寺庙,在什么深山老林,和尚、樵夫、农民,甚至连女子也勇敢地推开羞答答的闺门,几乎满城空巷,都跑来听李贽讲课。这下子,李贽成了横扫儒、释、民的学术明星,明朝竟出了个前所未有的大众偶像。

李贽学说,哪来如此魅力?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他流浪各地,对社会中下层生活深有体会;他执政多年,和学术精英有过思想的碰撞。两方面的经历,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他自幼的反叛精神和个性思想,在几千年来“三纲五常”的“无我”教条下,喊出了人人皆圣人、可以有自我的心声。就冲着这一点,能不得到饱受压抑的儒学士子、平民百姓的欢迎吗?

剃刀下的亡魂才自由

表面上看起来,李贽生活形势大好。当然,这不是说他的物质生活。在物质上,李贽依然一贫如洗,而且脾病严重,身体日渐衰老;过分燃烧的思想也像水蛭一样,吸食了他虚弱的体力。但是,他的学术成就让他觉得,幸福像花儿一样。

可是,李贽晚年的生活环境迅速恶化。

友人越是倾力相助,民众越是趋之若鹜,敌人就越是磨刀霍霍。

万历二十八年(1603年),76岁高龄的李贽回到了龙湖,打算结束多年流浪的生活,终老在此。此时,老对头耿定向终于发难了。而且,是一个李贽做梦都想不到的罪名:僧尼宣淫。

顽固的正统思想卫道士,指责李贽作为一个僧人,不节欲,倡乱伦,有伤风化,怂恿黄安、麻城一带的士大夫“逐游僧、毁淫寺”。顽固的地方官吏,以“维护风化”为名,指使歹徒烧毁李贽寄寓的龙湖芝佛院,毁坏墓塔,搜捕李贽。

老头李贽,只好再次出逃,躲到河南商城县的黄蘖山中。他终于意识到生活小节上的狂放不羁,也能带来百口莫辩的后果。其实,李贽剃发颇有苦衷。头一条,天热头痒,又写书无暇,干脆不梳不洗,剃掉省事;再一条,做官20多年,约束受够了,如今辞职做学术,竟然又被家人约束,不是催他回去,就是前来找他,还是没有自由,不如剃发明志:我就是不回家了。又一条,好不容易学问有成了,社会上又冒出许多闲人,指责他是“异端奇人”,还是不自由。说来说去,青丝诚可贵,长发蓄多年。若为自由故,为何不能剃?李贽剃发,表明了他对世俗的厌倦胜过了同情,他实在想让自己快乐一点。

但是,剃发虽真,出家却假。李贽从来没有受过戒、拜过师。佛祖门下,简直是平白无故多了个荣誉弟子。至于说李贽“宣淫”,已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76岁垂老之人怎能在龙湖芝佛院“挟妓女”、“勾引士人妻女”?

其实,在中国历代王朝,畏惧思想者思想的火花,却又不敢以思想的名义逮捕,这种事情并不少见。皇帝们总是害怕,一旦思想的罪名写进诏书公告天下,那不是让老百姓都知道有种叫“星星之火”的东西?那还了得,他们一学会,立即可以烧掉这金灿灿的宫殿。于是,各位大臣、众位卿家,快快替朕想个可治其罪的罪名来。

万历皇帝的大臣们想出来了:桃色新闻。

大臣们声泪俱下地控诉着和尚与尼姑、妓女、淑女的故事,万历皇帝听得很满意,他在逮捕令上做出了批示:“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令下诏狱治罪。他的著作不论出版与否,一概查抄烧毁,凡收藏、保留者,严罚不贷!”

逮捕过程非常顺利。当时李贽就在北京通州的好友马经伦家里,他是应邀到此著书讲学的。听说抓他的锦衣卫到了,身体已经很羸弱的李贽竟快步走出来,大声道:“是来逮捕我的吧,快给我抬来门板,让我躺上去。”锦衣卫目瞪口呆,只好按照吩咐,把他抬进了监狱。

对死,李贽无所谓得很:“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来死,反等出祸。”然而,万历皇帝并不打算让他死,思想的传播已经扼杀,桃色新闻又不是什么死罪,皇恩浩荡其实也很容易。于是,李贽既没受什么刑,又可以读书写字,牢狱条件不可谓不好。最终的判决书下来了,李贽一看:送回老家,地方看管。他顿时失望了:一个自由的斗士,怎么能够被看管?

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十六日,李贽静坐于北京皇城监狱,一名侍者为他剃头。剃好以后,李贽抢过剃刀,朝自己的脖子割去,顿时鲜血淋漓。侍者大急,问年老的犯人:“和尚痛否?”李贽不能出声,以指在侍者手心写:“不痛。”侍者又问:“和尚为何自割?”李贽写:“七十老翁何所求?”辗转两日,终于断气……

他用一把剃刀追求到了他的自由。

从此,宣告了明末思想界的沉寂,宣告了自由时代的遥遥无期,也宣告了对封建朝廷无声的蔑视。

从康熙与西学谈起

吴小龙

最近偶然看到了有这么一套光盘,题为《清宫密档》,介绍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宫档案。虽然也只是普及层面上的介绍,但凭借实物和图像,使人对过去仅仅通过文字而了解的东西有了略为不同的感受。其中的一集叫做《康熙与西学》。以其中所涉及的材料来看,我们这位伟大的君主对西学的了解和掌握程度,不免令人感到意外:从天文地理,到物理化学,甚至于高等数学,他全都学过,而且学得还不错。真没有想到,一位称孤道寡的皇帝陛下居然能有这等身手!真是令人敬仰之情,油然而生。私下甚至于揣度,从那时到现在的300年间,究竟还有几个皇上,也能和他老人家一样摇计算机,玩对数器,开平方根?

这位伟大君主的开明和好学,也有他身边的“国际友人”的不少记载可为佐证。据传教士洪若翰的信件所述,康熙“自己选择了数学、欧几里得几何基础、实用几何学和哲学”进行学习,老师则是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等人。“神父们给皇帝作讲解,皇帝很容易就听懂他们给他上的课,越来越赞赏我们的科学很实用,他的学习热情愈益高涨。他去离北京两法里的畅春园时也不中断课程,神父们只得不管天气如何每天都去那里。”他们上完课走后,“皇帝也不空闲,复习刚听的课。他重看那些图解,还叫来几个皇子,自己给他们讲解。如果对学的东西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不肯罢休,直到搞懂为止。”这位皇帝不但注重书本知识,而且注重实践。传教士白晋详细记述了康熙学以致用的热情:他“有时用四分象限仪观测太阳子午线的高度,有时用天文环测定时刻,然后从这些观察中推测出当地极点的高度;有时计算一座宝塔、一个山峰的高度;有时测量两个地点间的距离。另外,他经常让人携带着日晷,并通过亲自计算,在日晷上找出某日正午日晷针影子的长度。皇帝计算的结果和经常跟随他旅行的张诚神父所观察的结果,往往非常一致,使满朝大臣惊叹不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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