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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凶骷叶許e情不感兴趣？没有胆量？当然并非如此：从大名鼎鼎的兰陵笑笑生起，一直是男人的专利。而写长篇弹词故事的女作家，专心与男人比道学，比三从四德的严格度。丁玲《莎菲女士日记》号称女作家中最大胆，比起郁达夫《沉沦》《迷羊》，与茅盾《野玫瑰》，情Se大胆程度差得远。
只是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接连不断地出现了情Se女作家。王安忆1989年的《岗上的世纪》，写情Se之大胆当时就让整个文坛吃惊。之后，出现了虹影的《女子有行》，《K》，《绿袖子》，海男《男人传》，《女人传》，棉棉《糖》，《熊猫》，卫慧《上海宝贝》，赵凝《夜妆》，春树《长达半天的欢乐》，尹丽川，丁丽英等人的短篇。中国的Se情男性传统，突然被颠覆。
当然，在八十年代末，唐亚平与伊蕾的诗，已经做了开拓，诗人总是先行一步，大潮却有待小说。更早一些，已经有台湾女作家李昂，朱天文等在华文文学中开拓了这潮流。
很多批评家指责这些女作家，说是她们的作品中，“爱情退化为性事展览，成为出卖人格的表演”，写作“成了市场和欲望的同谋”。这话当然是对的。“市场与欲望”，是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作家，无论男女，要能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不是容易事。但是批评家得出结论，说这种文学里，“完全没有女性主义的觉醒”，就难免偏见。女性主义，当然包括性觉醒。当代中国至少有一部分女性，反其道而行之，成为情Se欲的讲述者，怎么不是一种转变？中国传统文明能容忍“兰陵笑笑女”吗？
甚至，中国女作家已经垄断情Se，男作家几乎无法争一席之地。葛红兵的《沙床》，被批评界读书界过分嘲弄，似乎男人不应当如此写作。从中国文化传统角度来看，真是阴阳颠倒！
九十年代初对《废都》赞不绝口的中国批评界，对女性情Se写作的兴起，突然沉默。卡米拉。帕格利亚（Camille Paglia）快人快语，“男人棒棒一萎塌，就垂头丧气，就千方百计找回对女人的控制权。整个西方文明，就是这样形成的”。
看来中国男性批评家，也落到如此境地。近年中国女性写作的变化，真让人惊奇万分。而更让人奇怪的是：痛心疾首者大有人在，抨击挥拳依然猛烈，至今却未有批评家出来，对这个“性别差”做一个像样的解释。
富人爱玩命
欧洲有统计，登山，潜水等危险活动，爱好者中富人比例大于其他游戏。富人热衷的大玩具，以前是开跑车，现在是开飞机，开游艇，滑雪一定要去“月光谷”那样的险坡。当然这些运动花钱；中产阶级的比例；随危险程度而降低。各种统计没有包括穷人，穷人在伺候他们。
一般飞机不过瘾，有个富人索性开喷气战斗机。现年60岁的福塞特是一位以冒险闻名于世的百万富翁，他曾单独打破了62项热气球、飞机、滑翔机和帆船航行纪录。2002年，他创造了单人乘坐热气球环球航行的世界记录。他还游泳越过英吉利海峡。今年2月28日，福塞特驾驶飞机从堪萨斯州的一个机场起飞，成功地进行单人全球不着陆、不加油飞行。
古人说，“千金之身，坐不垂堂”。既然能享受生活，生命当然值得好好珍惜。有钱又有闲，天下有这等好日子的能有几个？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今日富人很多不愿意坐着享福，喜欢冒险，原因何在？
有人认为是，富人本来就是靠“冒险品格”，才成为巨富。已成巨富后，冒险品格也本性不改。这话是给富人涂脂抹粉。
在当今传媒社会，富人不一定能挤进名人行列，只有某些取得观赏性的富人，例如比尔。盖茨由于其传奇经历，才会有钱又有名。连富人也感到被“边缘化”，觉得自己只剩下钱，名声远远比不上唱几首歌演几出电影的明星。于是这些富人患了“名人妒”，他们认为社会对“成就感”的分配不公平。他们本是人中英杰，应当出名。
于是他们花大钱玩绝招，冒险才能冒尖。
因此，已经有美国南非两个富商，各花2000万美元买票作“星际旅行”。他们的名字，谁也没听说过，直到这场出格冒险；中国也有两个富翁已经订购空间旅行机票，他们也会有名。
俄国石油巨富安布罗维奇，去年买下伦敦切尔西足球队，今年已经稳夺英超冠军，正在争抢欧洲冠军，不少俄国巨富干预政治倒了霉，此人比较明白当代社会。另一个美国巨富，几次“强购”曼联足球俱乐部，大量收购曼联股票，至今未能得逞。
中国的巨富，现在也开始追求“观赏性”。例如有富婆，冒生命危险，单独驾车，深入不毛之地罗布泊与西藏达50天。又有一些人购买最结实的越野车，组织“巅峰之旅”，穿山越谷。历经饿狼围攻，山崖翻车，过了冒险瘾。另外，徒步爬珠峰的也大有人在。
如此冒生命危险，名声依然不如娱乐名人。于是又有新招，隔山借力。赖昌星送给某歌星一辆豪华奔驰，案发后车子没收，拍卖时被另一富豪用更高价买下，依然送给这位女歌星。这种事件，肯定上八卦杂志，我缺乏紧盯的兴趣，追星族会笑话我故事说不周全。霍英东的孙子，老是与女明星，女运动家亲昵，传媒眼睛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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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当年的洛克菲勒家族，或上海荣家，不必靠迎娶女明星来“成名”。那个时代，财富就是名声。这个时代，财富不等于名声，不过名人想钱，富人想名，至少金钱能与名声攀亲，这是给富人的安慰。
村子大了需要名人
林子大了，就要有鸟；村子大了，要有名人。
在前现代，每个人都是本村名人。饭后茶余的飞短流长，走东串西的三姑六婆，大槐树下每晚乘凉谈人隐私，就是村镇社会。现在全球走向城居化，城市居民，对面不相认，上街全陌生，失去了共享的他人隐私：除了“小圈子”（例如我这个文化批评圈子）里，同行有共同认识的人，可以当面说好话，背后说坏话。但是各色津津有味的话题，圈外人不感兴趣。
只有娱乐体育传媒界名人，才是这个社会人人知道的人物，他们的隐私，他们的婚恋游戏，他们的一颦一笑，他们对娱记简单问题的愚蠢回答，是唯一的社会胶结剂。娱乐消息成为有垄断地位的共同兴趣。
所以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大明星。死了猫王，几百个猫王站起来；“辣妹子”闹崩了，几千个辣妹子挤上来。最近我发现许多地方自己有“XX国的贝克汉姆”。他们唱得如何，球踢得如何，实在是无所谓。没有名人，每个社会自动“推选”名人。
但是莫扎特早逝了，莎士比亚长眠了，就永远没有第二个。这就是前现代与后现代的区别。
正因为当名人，并没有特殊的才能品格，所以一个人有名了，就有成千上万的候补者理由十足地愤愤不平抑郁终生；先前，比不上贝多芬，向隅而泣的只怪爹娘，犯不着精神崩溃。现代社会，在“名”字上十分残酷。当代传媒，被称为大众传媒，实际上是名人传媒，因此名人必是传媒选择的名人。
现代传媒给了大众过多的注视权，大众作为个人，根本没有“被注视权”可言。“名人”的各种求媚姿态，是做给摄影机镜头看的。在传媒时代，大众更加边缘化，如果在传媒上偶然表现一下大众，也只是边缘式的表现。表现大众的节目，例如中国近年的新纪录片运动，大众不看，津津有味地在讨论的，大都是学院知识分子。
这其实并非一个理论问题，很容易测试出来：我如果面对一个高中学生，一个民工，一个下岗工人，可以分别找他们谈相关的题目，但如果同一桌子吃饭，要找一个大家都能加入的题目，只有一个办法：谈影视名人。我马上就可以发现，歌星影星捕风捉影的绯闻病情，昨夜被娱记刺探出来，今天早晨已经全民皆知，今天吃晚饭时，每个人已经有了似乎是个人自己的判断，实际上只是在传媒操纵下津津有味地人云亦云。
因此，非常严肃专业的题目，例如中国经济，年度权威人物竟是电视主持人王小丫；《洛杉玑时报》严肃提议摇滚歌手Bono担任世界银行行长；世界性的地雷灾难，需要戴安娜公主出面解决；大众甚至相信名人做广告的药品。
全球的城市化趋势，无人能改变，争论只在于，今日名震全国的这些娱乐界人物，是否有享受如此大名的“资格”？组成了社会的老百姓，以娱乐明星的飞短流长作为社会胶合剂，这个社会是否太脆弱了一些？
问：谁是名人？
答：具有“知名度”的人；
问：谁具有知名度？
答：报刊报道的人；
问：读者希望看到报刊报道谁？
答：名人。
名人就是这么狗咬尾巴似地转出来的！顶级名人，是歌星，影星，体星，都必须是传媒上经常露脸的人物。他们的收入也都是天文数字，顶级富人。而他们的主要收入，竟然又来自传媒的广告收入。所以传媒使他们有了名就越有钱，有了钱就越有名。名生名，名生钱，钱生名，名再生名。
这就回答了标题提出的问题：“城市村”太大了，需要名人。那么，如何成为天之骄子传媒名人？答案是：因为有了名，所以就有名。
先张 居住观
先张。男，生于197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做过广告公司文案，为各种产品寻找畅销的理由；2000年涉足媒体编辑，2003年任《时尚家居》杂志编辑。现供职某房地产公司、自由写作。写有各种随笔，小说《马桶上的幸福》。
先张认为，写什么、怎么写是专栏作家一条闪光的腰带，重要得无可替代。但同时不能忘记：每一个写专栏的作家首先是一个社会人，以什么样的目的、心态和心情去写，才是关键，因为不管什么文章，须先有精神再有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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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桶上的幸福生活
现在的生活，真的到了幸福得无以复加的地步了，服装崇尚个性，食物讲究健康，出行追求速度。但我固执地认为最让人感到幸福的，一定是居住硬件的突飞猛进。客厅宽敞明亮，卧室温暖奢华，更重要的是一套房子可以拥有好几个卫生间，而每个卫生间还可摆上最昂贵的马桶。对了，可能就是马桶才让我们时刻体味到生活的幸福。
弗洛伊德说生命诞生于屎尿间，说到这里我便想起浙江某作家的小说《如厕记》，在小说里，马桶成了那个小女生梦幻似的心路历程不可多得的载体，而茂密的文字丛中那只马桶分明是点睛之笔！——马桶，人类的这只“优雅的鼻子”，竟什么都能捕捉！
同样是作家，台湾的就很不一般，相传90年代初台湾一知名女作家（这里暂且隐名要不人家告我污蔑）头一次来内地讲学，对祖国母亲不甚了解，想必咱们物资匮乏，火车卫生间的坐便器断是不会清洁，就特意在行李中塞了好几打一次性马桶圈。后来，她上了火车，真拿着马桶圈，一路上踩着无数同胞好奇的眼光去了卫生间。等她回到座位朋友便问：怎么样，里面还干净不？女作家哑然失笑：根本用不着什么马桶圈，马桶是蹲式的！——是的，早前中国房子根本没有卫生间更不要说马桶，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