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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18时，毛泽东在给“林罗刘”并告东北局的电报中说：
你们事先完全不估计到敌人以营口为退路之一，在我们数电指出之後，又根据五十二军西进的不确实消息，忽视对营口的控制，致使五十二军部队於三十四日占领营口，是个不小的失着。⑴。
“批林批孔”中，这是批判林彪“对抗毛主席关于辽沈战役战略方针”的专题之一。有的文章甚至说林彪是故意留个缺口，让52军跑掉的。
52军进占营口之际，正是辽西围歼战即将展开的关键时刻。林彪全神贯注于廖耀湘这条大鱼，虽曾命令9纵东渡辽河赶往营口，但已晚了一步。
有的老人说：辽南独2师改变计划到辽西，林彪是报告了毛主席的，毛主席是同意的，组织手续是全的。独2师正好截住廖耀湘退营口先头部队，歪打正著，使敌人产生错觉，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不然，廖耀湘退营口会不会得逞？独2师去营口就能堵住吗？
有的老人说：辽沈战役歼敌47万，跑掉1万，本来不算个甚麽问题，平津战役跑掉5万敌人，淮海战役跑掉六个军，这麽比也不算个问题。毛主席当时提出批评，是担心辽西和沈阳敌人从营口跑掉，辽沈战役结束後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了。後来那麽批，太苛求了，不公道，墙倒众人推，鼓破乱棍捶，叫人後怕。
军事科学院一位战史专家说：现在写辽沈战役，用不著提这个了。
其实，这本书中的很多事情都是节外生枝，用不著提的。
“起义”？ “投诚”？
十一月一日拂晓，一阵激烈的枪炮声后，防线很快被突破，各路部队迅速拥入沈阳的大街小巷。
六师十六团尖刀连一连连长黄达宣，率队从火车站南攻入，一路搜索前进。
到处都在响枪，哪儿也没有像样的战斗。开头还能见到敌人，边跑边回头打几枪，后来连个人影也见不到了。
黄达宣和指导员苏福林，驳壳枪大张着机头，率队贴着街道两边墙根前进。进到大西门里附近，“世合公”银行探出两个国军脑袋，一闪又缩了回去。黄达宣冲进去，几扇门大敞着，里面都是敌人。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清一色盒子枪，有的放在桌子上，有的扔在地上，毫无反抗意识。黄达宣问当官的在哪儿，不吱声，都朝楼上指。踏着木制楼梯“噔噔噔”跑上去，一扇门里走出个穿长袍，戴礼帽，商人模样的人。驳壳枪顶上去∶交枪不杀！那人说∶请长官小声些，我们长官都在这儿。这时里面走出个中上个头，挺魁梧，又挺有派头的汉子，说∶我是周福成，我们正在和你们的三纵队（实际是独立师——笔者）商讨投诚事宜。
当时，黄达宣从未听过“周福成”这个名字，不知道周福成是国民党八兵团司令官兼五十三军军长——这时是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官。
不到一天时间，一连划拉一千多俘虏。“世合公”银行后有个操场，列好队，黄达宣亲自挑选“解放战士”，个头没他1。75米的不要。看中一个拨拉出来一个，拨拉出来八十个。一报数，少一个。他一眼就瞅住俘虏堆中一个大个子，说∶你怎么又回去了？那大个子说∶我想回家。黄达宣说∶东北解放了，关里没解放呢。说着，又给拨拉过来了。
这个“大个子”，就是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惠滋中将。
有的老人说∶黄达宣抓了个国民党中将兵团司令官，还给我军“拨拉过来”个中将副总参谋长。
过去说就说了，当了军长，成了上级，还这麽说。黄达宣觉得不好意思，说∶军长，你再别说了。徐惠滋说∶老连长，这是历史呀。
三月三十一日晚，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周福成，将指挥权交给五十三军副军长赵镇藩，躲进“世合公”银行甩手不干了。兵团参谋长蒋希斌，命令机关各处、科原地待命，等待解放军接收。参谋处长戴鸿图，通告各部队也照此执行。
树倒猢狲散，守军纷纷树起白旗。有的将枪炮车辆堆列好，拿着花名册等待“共军”，有的驾着吉普车，上街寻找、迎接“共军”。在辽西，一个女文工团员喊一嗓子，就能聚来一群溃兵。在沈阳，一个班、排长带几个战士，就能接收一个团。
有点挑肥拣瘦的，是都要向正规军投降，不爱向独立师交枪。有的还坚持要举行个“正规”仪式。在长春投降的新七军，也是如此。
有点火药味儿的，是关于“起义”，还是“投诚”的争执。
五十三军，作为张学良带进关内三十万东北军剩下的唯一一个军，也作为防守沈阳的主力，共产党曾派入“内线”策动起义，五十三军内部也有人想起义，都因为周福成而不能成功。十月二十七日，沈阳已危如累卵。他的女儿带着“张大帅”张作霖夫人的亲笔信，赶来劝他起义。他火了，竟要枪毙亲生女儿。
如今，周福成被带到十六团后，一再坚持自己不是被俘，而是“投诚”。
一些守军则纷纷要求“火线起义”。
十一月一日上午，驻守在铁西区北路的东北第二守备总队（相当于师），派代表找到二纵五师十四团，邀十四团派代表去总队谈判。总队长毛芝荃和副总队长佟道，要求承认其部为“火线起义”。十四团政治处主任王邦佐不同意，指令其交出防御部署图，撤到指定地点集中。毛芝荃和佟道说解放军有位“周政委”，已经答应他们“起义”了。不谈了，去五十三军军部找这个“周政委”，根本没有此人。
下午又谈，一方坚持要求“起义”，一方坚决不同意，言来语去迸出火星子。
“起义”，还是“投诚”，关系前途和命运，当然非同小可，是个“原则问题”。可是，当十四团部队逼近总队司令部，迫使警卫排放下武器后，也就没甚么“原则”可争执的了。
拚死拚活，好歹算从辽西逃回沈阳的新三军暂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也要求“火线起义”。
比较曲折复杂的，是驻守在沈阳东郊的新1军暂53师的“起义”。
做为王牌中的杂牌，辽西战役后期，师长许庚杨就酝酿起义。10月28日，辽北军区和所属独1师进至东郊，许庚杨即派人与独1师晤谈，要求起义。10月31日，辽北军区同意暂53师所属三个团为起义。
当天，“林罗”两次来电，批评辽北军区先斩后奏，认为暂53师是在大兵压境下迫于形势，不能算起义，应按“反正”（即投诚）对待。
但协议已经达成，代表已经派出，功城和起义即将开始，来不及改正了。
11月7日，“林罗刘”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
现五十三师整个建制仍未动开至法库（应为“开原”——笔者）整训，目前似乎只有承认该部起义的办法⑵。
军委复电表示同意。
后来，暂53师并未按起义对待，而被宣布为“反正”。1949年4月，起义后被授予“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三师”的暂53师，被解散了。
究竟是“起义”，还是“投诚”，有些“官司”直到1986年才有定论。
在宦海中行将灭顶的将校们，抓紧最后的时刻，用尽最后一丝气力，苦苦挣扎，讨价还价，拼命要在官场上保住一顶那怕是多么可怜的乌纱帽。
士兵们则见了“共军”就问∶谁管我们那？怎么还不“解放”我们啊？
离休前为某师副政委的张天铸老人，当时是“剿总”特务团二营六连中士班长。
老人说∶
十月三十一日下午，二营奉命到机场保护飞机，好让大员们逃命。飞机飞了，团长没了，营长也不见了。四连的兵提着枪到处找连长，说连长把他们多少钱揣跑了。回到营房，营副让把枪架在院子里，让大家进屋等着，也没说等甚么。第二天，听说四连跑光了，机枪连也没几个人了。六连刚从安徽征来不少新兵，东南西北还没弄明白，一个个哭眼抹泪地说∶你们到哪儿我们到哪儿，可别把我们扔了呀！
排长王福荫和我是老乡，都是长春人，南下到广西留在南宁军分区了。他说咱们回家吧，我们就走。当时也不知道长春解放了，廖耀湘完蛋了，反正就知道这国民党的天算是塌了，我们这些小兵蛋子也都成了“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
走到南湖，枪越响越密，不敢走了，躲进一个跑光的国民党大官家里。一天一夜没合眼，也不敢露面，不知外面怎么的了。第二天上午来几个八路，把我们吓的呀。他们看我们一眼，带搭不理的说，你们到楼上去住，下边要住部队，就走了。
王福荫说，这八路见国民党怎么不抓呀？还让咱和他们住一块，晚上若往上边扔颗手榴弹不完了吗？他说咱俩还是回营房吧，反正天塌下来大家擎着。
街上乱哄哄的都是兵，八路，国军，你来我往，谁也谁不管谁，那才有意思呢。八路东张西望，一双眼睛不够用了，国军有的问八路到哪儿集合、“解放”，有的想上去问又不大敢。有个背着个电台的国军，问我们是不是“解放”了，要跟我们走。有的手里摇晃着钱，去敲路边饭馆的门。过去老远见了，老板早就点头哈腰迎上来了，不给钱也得挤出笑脸。这回怎么敲，怎么商量，也没人理。八路是看西洋景，国军是肚子造反了，都盼着找个吃饭的地方。
走到南八条特务团卫生所门口，一个国军在门口站岗。马路对面一座大院门口，站着个八路哨兵。俩人隔条马路，就那么持枪站着，望着。那国军站得笔直，瞅着比八路还认真。当时我们挺羡慕那个国军，觉得他就像个共产党了。
枪还在院里架着，也是国军哨兵。来一拨八路，当官的就上去敬礼，报告，要求接收。一些兵就要跟八路走。八路说你们把东西看好，后边有人管你们，说完就走了。一些人就开玩笑，说哪有给枪不要，当兵也不要的？
等两天才接收。军官站一边，士兵站一边。听说军官都发路费让回家，士兵要补充当八路，有的兵就站到军官那边去了。当时我就寻思，当两年国军，再当八路也好，回家也好，兵就是兵，别闹那个景了。一挑，说我个小，一米六零出点头，不要。我说个大割不去，个小还能长，我才十八岁。其实我现在也没长大，这两年还抽巴回去一些。怎么又要了？因为我高小毕业，是个“知识分子”。现在讲这个叫孩子们笑话，那时有这文化程度可就是个宝了。
把我分到二纵五师十三团二营六连一班。班长乐坏了，欢迎会上说∶这个新战友是个“大知识分子”，今后就当咱们的“学习组长”，大家跟他好好学。我说∶这“学习组长”是干什么的？班长说∶就是平时教大家学文化，开会讨论记个录。
我说∶甚么叫“讨论”呀？班长说∶你连这个也不懂呀？
连队选举士兵委员会主席，往碗里扔黄豆。营长跑来坐在我那只碗跟前，指点着说∶这是张天铸的，这只碗是张天铸的。
那时可重视文化知识了，对解放战士一点儿也不歧视。
吴法宪受了处分
沈阳溃散国军没人管，一个挺重要的原因，是有些部队只顾抓物资了。
拚命往沈阳跑，怕敌人跑了，怕打不上仗，还怕东西叫别人抢去了。
张耀东老人说：我们2纵进沈阳最早，好吃的，好用的，大部叫我们占上了，可发大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