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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意”！打听到是当地山民家的私车，老杨根本不经讨价还价，忙不迭地招呼上车，临下车，除了谈好的车资，还不忘再加上些小费打赏，那神情简直就是捡了天大便宜似的。
茅山是著名的道教圣地，素有“ 第八洞天”、“ 第一福地”之美称，道教最著名的正一派、上清派，都是在这里形成。唐宋时期，茅山道教达到了鼎盛，有“ 三宫五观七十二茅庵”之称，拥有道院二百五十七座，房屋五千多间。“ 日暮衔花飞鸟还，明月溪上见青山。遥知玉女窗前树，不是仙人不许攀。”像唐代诗人顾况明月之夜远眺茅山道观时的美丽遐想是一种境界，而登临体验又有另一种滋味。如今的茅山终年香火缭绕，游人如织。眼下乘兴登山，刚出发就有幸运、惊喜，吉兆吉兆，一群“ 出逃”的散兵格外“ 信命”起来。
一路上溪流清唱，鸟语花香，快到山顶憩息地，架不住山民游说，同行的人分别被请进悬挂着牌匾的小屋，说是可得高人指点。待杨锦麟出来，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毫不掩饰，“ 好玩，好玩”，追问之下，他点题一个字，爽！接下来几天，杨锦麟总是呓语般提起此事，当地人打趣说，茅山的菩萨照远不照近，如果道士说中什么是要还愿的。“ 一定，一定”，老杨高兴得手舞足蹈。
回到香港不到一个星期，杨锦麟接到了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程鹤麟的一通电话。程鹤麟开门见山，说“ 锦麟兄，欢迎你加盟凤凰卫视，准备让你主持一个节目……”也许这就是当时杨锦麟从茅山小屋走出来时的预感吧。
杨锦麟意识到，年过半百之后，机会来了。
茅山之行，仿佛冥冥之中高人在点拨，难道自己注定与凤凰前世有缘。
两个多月后的2003年1月，一个完全在不经意间诞生的节目诞生了，经过短暂的青涩期，不久，《有报天天读》成了家喻户晓的凤凰名牌栏目。“ 梦想，从不可能到可能，从梦幻最终成为现实，这是一个让人百感交集、欣喜万分的过程”，的确如此。
杨锦麟践诺，2004年，第二次上了茅山，这次，茅山老道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这个名人。“ 我知道你还会来的！”杨锦麟哈哈大笑，添上灯油。
于是，上茅山还愿，就成了杨锦麟每年例行的节目。
这一次，“ 杨老师”显然是一张句容人十分熟悉的面孔，围观、签名、合影、问候，所受待遇如同明星般，杨老师不得不注重起自己的形象，鸭舌帽、太阳镜，竭尽扮酷起来。
2005年，杨锦麟三进句容，和往年一样，他总是会烧炷最大的高香，然后供奉灯油。
一件趣事，一段趣谈。如今经常被杨锦麟的老朋友句容人挂在嘴边。
四、一个视角，一扇窗户
句容总是在发展中，总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每次来都有惊喜，有一种家的归属感。
杨锦麟一而再、再而三地走访句容，点评“ 句容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官员的执政理念、施政能力令他钦佩。在他看来，执政者用心为民，这是“ 太平盛世的象征，是民心思进的表现”。而不到两年的时间频频光顾同一个地方，这在杨锦麟也是绝无仅有的。除了杨锦麟已经和当地人结下不浅的交情，杨锦麟还有一个小小“ 私心”，作为媒体人，他想把句容当作是自己观察内地基层情况的一个长期考察研究对象，他希望为自己多开一扇窗。
作为生长在内地，而今又生活在香港的职业媒体人，充分借助香港的舆论平台，杨锦麟的确有着被内地同行羡慕的言论空间。在第三次从句容回香港所做的一期电视节目中，杨锦麟把自己熟悉的句容和同样是在江苏却颇具争议的宿迁“ 仇和现象”做过一个比较，“ 仇和现象”或者说是“ 宿迁现象”，不仅引起过内地媒体的关注，海外华文媒体也同样给予过极大关注。
应该说，杨锦麟要比较的这两个现象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的，其实是在一个大背景、大氛围之下的。“ 我很想把这两个有争议的现象跟我所掌握了解的句容现象做一个比较，从这个比较，也许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启发。我想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国情，特定的政治制度下，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不同，但这只是一个外部原因。最关键的还是执政者或者身边的人，有没有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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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容现象，了解内地的一扇窗口（4）
杨锦麟继而谈到，从江苏句容的现象和经验看，真正以人为本，是这个六十万人口的县级市取得建设成就的重要原因。但当人们再看看另一种现象的时候，则又面临该如何拿捏执政为民和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出发点都相似，结果却不同。杨锦麟退而检讨，仇和，包括山西的吕日周，他们可能是先行者，个人勇敢的行为，前驱的行为多一点，他们缺少一个整体，一个团队，一种共识。在推动本地整个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有一种务实的眼光，妥协、宽容的战略思想，有一个短中长期的规划。
杨锦麟强调“ 句容现象”是一个整体的，不是某一个人，不是市委书记、市长个人的，而是一个团队。也就是当市委书记带头人有这个清晰的理念后，带动了整个团队、整个群体形成共识，而这个共识老百姓接受，老百姓乐意接受又使得主要的负责人倾尽心力，倾注心血。所以，杨锦麟概括，句容现象不仅仅是一个理念，已经形成了氛围，而这个氛围体现在服务，对民众的服务，包括对外资的服务。这个氛围就是充满自信，要做就做最好的。
节目中，杨锦麟还提到传统道家哲学的中道思想，他认为句容现象很重要的内核，即中道思想——兼顾乡情、国情、事情、民情，协和关系、减少摩擦、争取共赢，寻找最大的公约数。句容原来的一个市长做儿歌、做童谣，致富歌、创业行，给老百姓唱，琅琅上口，杨锦麟认为这虽然是一种教化，而这种教化会变成一种驱动力。杨锦麟试想着，像句容这样的县中国两千多个，如果有一半以上的官员都像这样来做，他相信中国的经济建设、长治久安一定有保证，而一个稳健的、均衡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指日可待。
触电的感觉真奇妙（1）
一、电视具有真正的家庭日常性，不经意间，杨锦麟成为家中成员
2002年末，第一次赴句容回到香港后不久，杨锦麟成了靠嘴吃饭的人，居然还吃得有滋有味。
杨锦麟发现，与自己从事多年的报刊相比，电视这玩意更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其明显之处在于，它扎根在人们日常生活的轨道中，随处可见，既是一个打扰者，也是一个陪伴者、抚慰者；既告诉人们方方面面的信息，也会误传，它的彻底性在于它俨然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基础。正是基于此，有人称电视为家用媒体，可见其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如果说，阅读还带有一定程度的仪式成分，而看电视或者几乎只是听，更多是一种娱乐放松消遣，电视俨然家庭一员，一位陪伴者。
传播学理论认为，电视和其他电子媒介带到家里来，这既改变了公共领域，也改变了家的领域，现在，一个孩子甚至在不会过马路之前，电视已经带他周游世界了。电视能够而且确有力量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与日常习惯，电视甚至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许多闲话和谈话的源头。这一点，杨锦麟自己的读报中都不乏例证，他的许多话，正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流行语的开始。他点评到的内容，观众多信以为真。
某次读报，谈到中国人普遍地发福，肥胖人群比例大幅度增加。杨锦麟说，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21世纪中国人民胖起来了。这句话立即在坊间流传，成了人们新的口头禅。一次，杨锦麟在节目中说了一句，有本“ 毛主席语录”听说卖了十万元，马上有观众推荐自己就有杨锦麟说到的那一种，还有八万八千字的，林彪签字的等等，让杨锦麟帮着询价找买主。还有的则借机推介自己收藏的《康熙字典》，说是共三十八本，道光五年的等等。
还有一天，杨锦麟读报说，据某报报道，成都人懒散、比较会享受之类的，节目播出后，当地媒体报道变成了凤凰卫视名嘴杨锦麟贬低成都人云云。恰好之后不久，杨锦麟去了成都，不少人向他讨说法，希望他给成都人正名……这样的例子，在杨锦麟短短的读报生涯中实在不胜枚举。而此之前，作为学者的杨锦麟，数百万字的大部头，还从来没有引起过这样的关注与热烈反响。
在凤凰早期，乃至之前的台湾中天卫视，杨锦麟主要是作为嘉宾，与主持人一起在谈话，有具体的交流对象，有问有答，彼此之间常常交锋，思想、观点撞击出火花，灵感也会突然爆发。主持《有报天天读》，这一切完全不同了——坐在演播室里的只有杨锦麟自己，伴随他的只有冰冷的摄像机，杨锦麟成了给摄像机读报的人，这与他以往习惯了的谈话节目大不相同。
杨锦麟很快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电视的传播过程，既然是电视节目制作者建构观众的场所，作为主持人，必须紧紧抓住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将恰当的表达方式形成为一种技巧，面对镜头，杨锦麟试图努力地在自己与镜头之间建立一种默契。他把镜头当成了倾诉的对象，一个具体的有血有肉，你喜欢他、他也欣赏你的人，力图把自己亲切、自如地展现给对方。既为满足作为媒体人传播信息、言论责任的宣泄快感，又为观众搭建起获得资讯的平台。
经常出现在观众的客厅、卧房甚至厨房，久而久之，杨锦麟俨然其中的一员，有意无意间参与着观众的家庭日常生活，撩拨起他们的喜怒哀乐。如今，杨锦麟的《有报天天读》已是电视大众传播和杨锦麟名人效应的混合体。杨锦麟以平易的形象出现在屏幕上，把他的意见观点带进每一个收看电视的家庭。双方的对象感都会因此亲切而真实，这种真实的错觉使受众有一种在自家客厅里就能有针对性地参与讨论的现场感——观众因为受到尊重而获得心理满足，因而会更乐于参与到信息的传播过程中，接受传播者就意味信息传播效率的提高。
如此说来，电视造就了杨锦麟，他则成就了一个节目的声名远播。久而久之，杨锦麟成为家中颇受欢迎的一员。在家里，习惯了每天要听听老杨说些什么；有事情发生了，更想听听老杨怎么说。于是，杨锦麟的粉丝也成了家庭中最不分年龄层次的人，几乎是全家总动员。
“ 出名要趁早。”“ 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这是一句张爱玲的名言，也是她的一个情结。世俗的进取心，让张爱玲对出人头地、大红大紫抱有一种从不掩饰的急切渴望。这个奇女子甚至在她成名还没有一点影子的时候，就已经为自己设计过成名后的盛景，并沉醉其中，尽情地品尝出名的喜悦。
杨锦麟虽然是以“ 电视新人”出名，但这位新人的世俗年龄，按照内地标准真可谓大器晚成。两者相比较，对出名、对“ 文章是自己的好”的无比享受，异曲同工。写作对于张爱玲而言并非索然寡味，写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