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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著名西方史学家胡兰德在描述日军占领旅顺后的情形时这样写道：“当时日本将卒之行为，实逸出常态之外。四日间残杀非战斗者妇女幼童。从军之欧洲军人及特约通讯员目击此残虐之状况，然无法制止，唯有旁观，不胜叹息。此时得免杀戮之华人，全市内仅三十六人，然此三十六人为供埋葬同胞之死尸而被救残留者。”对此，连日本人自己都不得不承认，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曾对人说：“把俘虏绑上屠杀，杀害平民，甚至连妇女也不例外，这些似乎都是事实。”（见《日本外交史》）美国的一家报纸抨击日本国是“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四十年之后的南京大屠杀，就是这场暴行的放大。其实他们不只是对中国人如此，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这样评价日本人：“他们在1942年2月占领新加坡之后的残酷行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的残酷程度，令人难以置信。虽然有例外，日本政府有步骤的暴行，使日本人给人的整体印象是冷酷无情的。我们忍受了三年半的恐怖和物质匮乏的生活。在东南亚沦陷区，数以百万计的人丢了性命，被他们俘虏的英国、荷兰、印度和澳大利亚士兵都被迫服苦役，以致形销骨立，命丧黄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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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两副面孔
骨子里的小家子气，决定了日本成不了真正的强者，而只能成为一个跛脚的矬个巨人。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曾指出：“日本人对其他国家的态度犹如一个钟摆，晃动于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这就是说，在比自己先进的文明面前，日本人总是感到自卑，不得不认真学习、模仿，等到把人家的东西学到手，就开始瞧不起以前的良师益友，自卑感于是变成优越感。赖肖尔还发现，日本人每次向外学习最后都转向对抗，优越感极度膨胀使日本人“跨入可悲的境地，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所发生的那样。”（见《当代日本人》）作为一位亲日派的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能够指出这一点，无疑是中肯的。
1989年，日本出了一本轰动全世界的书：《日本可以说“不”》，作者是日本*政客石原慎太郎和大企业家盛田昭夫。此书是冲日本的保护者美国去的，书的副标题就叫“新日美关系的对策”。全书从十一个方面纵论日美关系，一言以蔽之，就是日本可以对美国说“不”，书中猛烈抨击美国对日本实行的“根植于人种偏见”的经济贸易政策，鼓动日本人应当抛弃二战后形成的“小国意识”，“承担起时代中流砥柱的重任”，成为创造新的世界历史的主角。
作者得意洋洋地指出：日本已经具备足以与美国和苏联抗衡的实力，在高科技领域，日本已经超过美国和苏联，对未来的战争握有举足轻重的杀手锏：在美苏的武器库中，无论中程导弹还是洲际导弹，保障武器精确度的，是一种小型的高精密度电子计算机，而这种计算机的支柱——1兆位乃至数兆位的半导体，只有管理水平极先进的日本能够生产。因此，不管两个超级大国如何扩充军备，只要日本停止出售这种半导体尖端部件，他们只能一筹莫展。如果日本把半导体只卖给其中的一方，那么，美苏两国的军事力量对比就会失衡。因此，高科技越是发展，美苏越不足惧。美国对日本以半导体为核心的尖端技术抱有危机感，表明军事上所需要的核心工艺已经掌握在日本手里。书中反复强调，日本应该有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而且日本能够有这种看法，不应该再在美国屁股后头亦步亦趋，充当传声筒，必要时，就坚决地对它说“不”。
其实，早在此书出版之前，日本国内已经涌动着对美国说“不”的冲动，1982年日本出了一本改写二战历史的科幻历史小说《美国本土决战》（桧山良昭著），以此为契机，冒出一大批类似的小说，其中著名的有荒卷义雄《绀碧舰队》（1990年），虚构这样的故事：联合舰队司令山本（高野）五十六带着太平洋战争记忆在另一个世界转生，于“照和”十六年发动政变，成立新政府，重新开战，日军凭借最先进的武器，所向披靡，占领了夏威夷、巴拿马运河、中国东北，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据统计，从事这种“科幻历史小说”写作的作家在日本至少已经有十五位，改写二次世界大战的作品已经出版了近三十个系列，发行总量逾千万册，并且向电视卡通、录像、电子玩具发展，产生巨大的连锁效应。
从这类科幻历史小说的泛滥中，不难读出一种代偿心理，在相当一部分日本人的潜意识里，有一种幻觉：日本没有被打败，它将是最终的胜利者。这是一种不服输的心理。然而这种不服输的心理，并不是建立在平等竞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压倒对方、支配对方的基础之上。因此，只要实力赶上或者超过了对方，在合适的气候下，日本就会撕破脸皮，向昔日的师父发起挑战。
日本人的这种“周期性摆动”，根源于量小气窄的岛国根性。岛国严峻的生存条件，决定了日本人务实重利；狭窄而孤立的生存空间，单一的民族，培养不出普世的、平等的思想和超越的价值观。因此，日本尽可以在科学上、技术上出色地模仿西方国家，甚至超过西方，却很难学来西方人的自由平等精神。
令人生畏的桃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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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级别的相扑比赛
耐人寻味的是，崇拜小英雄桃太郎的日本人，同时又着迷巨无霸，请看以下的表演——
两个超级胖子，赤身*，蹲在一个直径四五米的圆台内，斗鸡般地对视着，随着一声令起，两座肉山撞到一起，经过一番搬、推、搡、按，一个胖子气喘吁吁地将另一个胖子弄翻在地。
这是什么——马戏？滑稽表演？
这也算体育竞技？
……
对于相扑的奥妙，外国人多不知晓，且不说那些蓝眼睛、高鼻子的欧洲人，就连号称同文同种、一衣带水的中国人也如此。说起来，相扑的老祖宗还是在中国，甚至连“相扑”（又名角力）这个词都是一千多年前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可是中国人现在却不认同它。在许多人看来，相扑是一种粗俗不堪、不可理喻的把戏，别的不说，单就相扑手那副臃肿蹒跚的模样和近乎*的打扮，就足令人退避三舍。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中日邦交正常化不久，日本政府为了表达对中国的友好，特地派出相扑代表团访问上海，在上海工人文化宫举行表演赛。消息传出，整个沪上一片沸腾，关于相扑手的奇状异相，被传得神乎其神，其中最感兴趣的，自然还是那副接近*的打扮，人们一面表示厌恶，一面津津有味地谈论不休。这也难怪，那时，中国人民已被单调乏味、不食人间烟火的革命样板戏搞得厌倦不堪，来了东瀛大汉，正好可以调剂调剂。这一下忙坏了市革委会当局，表演赛的当晚，安排了大批纠察维持秩序，如临大敌。据说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女性观众一律不得入内。
在西方人眼中，相扑则是一种荒唐的游戏。他们无法理解，一些少年因体格超常被专门挑选出来，离群而居，过一种常人无法想象的生活；他们像填鸭似地被喂得肥重不堪，就是为了从事这样一种枯燥乏味的比赛。法国学者罗兰·巴尔特在有关日本文化的小册子《符号帝国》中，颇含轻蔑地描述相扑：“比赛仅是瞬间的事：只要让对手倒下，就结束了赛事。没有危险，没有戏剧性，没有大量消耗，总之，这根本不是运动，不是争斗的亢进，而是某种体重的符号。”
西方人更不服气的是，相扑比赛不分级别，所有选手不分体重大小，参加只有一个级别的比赛；这等于承认以强凌弱的合法性，根本不符合奥林匹克公平竞赛的原则。崇尚平等的西方人，无法容忍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不平等竞赛。
按相扑选手的入门规则，选手的体重和个高只有下限而无上限，下限体重为七十五公斤，个高为一米七三，这就是说，一个体重只有七十五公斤的选手有可能和比自己重好几倍的庞然大物较量，按常理看，这显然是属于不公平竞争。上世纪70年代初，一些好事的西方驻日本记者曾联名给日本相扑协会写信，呼吁修改相扑比赛规则，并建议他们仿照西方拳击比赛的规则，按体重级别来进行比赛，结果被日本相扑协会宽宏地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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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缘何迷恋相扑（1）
然而，这样一种西方人看来不公正的比赛，日本人却如痴如醉。相扑在日本被奉为国技，受到全体国民青睐，不仅一般平头百姓，就连大学教授，乃至天皇华族，也乐此不疲。
在日本，全国性的相扑大赛一年共有六场：春、夏、秋、冬、大阪、九州。接连不断的赛事，把日本人一次又一次卷入兴奋的狂潮中。电视电台不停地实况转播，各大报刊杂志不惜版面竞相介绍。为了买到东京国技馆的决赛入场券，人们必须提前一年预购，价格之昂令人咋舌。买不上票或者买不起票的人，只好退而求其次，到那种装有巨型屏幕和高保真音响设备的转播室去观看，在那里亦可感受现场的热烈气氛。决赛之夜，万人空巷，静谧的夜空中，飘散着相扑决赛电视实况转播的声音。这种情形，颇有点像中国人除夕之夜团聚家中围着电视看春晚。
既然相扑在日本享有至尊的地位，相扑手的社会地位自然水涨船高。他们构成一个特殊的阶层，受到社会的格外关注和膜拜，在日本，一个获得“横纲”（相扑手最高级别）称号的相扑手，在国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威望远远超过总理大臣。身材苗条的妙龄女郎对这些超级胖子情有独钟，常以嫁一位这样的郎君为人生的最大幸福。相扑名手娶老婆，不是歌星、影星便是大家闺秀，个个如花似玉，艳福着实不浅。
还有数不清的相扑迷，对相扑选手的崇拜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在日本，每一个小有名气的相扑手身后，总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声援团”，它们由相扑迷自发组成，平时举行各种观摩、联谊活动，赛时则充当拉拉队，助威呐喊。大赛期间，东京国技馆门口的上空飘荡着五颜六色的旌旗，上面分别写着当今相扑名手的头衔和姓名，气势十分壮观。那些旌旗，都是相扑迷们凑钱定做的。一旦自己的偶像比赛胜出，相扑迷们激动得死去活来。庆祝活动没完没了：*，盛宴，记者招待会，缝制绵褂，研修旅游……
还有那种神圣的告别仪式，当大名鼎鼎的“横纲”宝刀告老不得不退出相扑舞台时，便要举行气氛隆重的仪式。告别仪式通常在豪华的剧院举行，由相扑界德高望重的前辈主持，“横纲”一副赛时的装束，赤身*端坐在舞台上，眼含泪水，神情庄严，每一个对他有过贡献的迷，都有资格上台，轮流从他头上剪取一缕头发，作为终身纪念。
日本人何以如此迷醉相扑？我曾问过很多日本朋友，回答也是多种多样，比如：赤身*、返璞归真的比赛方式能满足现代日本人的怀旧情绪啦；赛场气氛激动人心啦；比赛雅俗共赏、人人都能看懂啦；有很强的内模仿性啦，等等，想一想都有道理。确实，当两位超级胖子梳着古代的发髻，挺胸凸肚，八面威风地登上用土袋堆筑成的圆形赛台，按照古法鞠躬行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