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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砖不够，只砌了北边半截墙，其他地方，还是做的泥巴壁的墙。于是，东圩村上算是有了两堂盖瓦的房子。相比之下，董正富的房子大，董老二的房子小，人们便叫董正富的房子为“大瓦屋”，叫董老二的房子是“小瓦屋”。
人们有了新的住房，生活算是安定了下来，于是，都一心一意地扑在了生产上。政府派来的工作组协助乡里和中队干部天天做群众工作。他们向人民宣传说，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带领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人民群众的好日子将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于是《东方红》②的歌曲到处都在唱，大人小孩都知道了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共产党是我们的领路人。人们听了这些宣传，越发充满信心，更加满怀希望地为着更理想的明天而努力。
为了更好地激发农民们热爱新生活，工作队在号召农民们发展生产的同时，还努力提高农民们的文化素质。在“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的宣传中，农闲的冬天，到处办起了“农民夜校”。于是，东圩村东边的学校里，白天是孩子们读书的地方；晚上，则是成年的青壮年农民们学习文化的课堂。夜校开学的那天，赵恒发和村上二、三十岁上下的农民们都来到学校教室里，一字不识的农民们，在那里认真地上着扫除文盲的课程。他们的老师就是识得几个字的农民和学校里的几位教师。一个阶段下来，许多人不仅能写自己的名字和*数字，还能写个借条、领条了。
夜校的学员们把课桌每两张并在一起，四个人各坐一方，中间放个煤油罩子灯，各人念各人的书。偌大的教室里，坐无虚席，济济一堂。一字不认的人，找能认得几个字的人询问；有人一个晚上能念几页的书，也有的人几天却念不了一页。鲁夯夯只念了三天，竟默默地不再来夜校了。赵恒发去叫他，他说：“我没心思，念不下去，不想念了。”二韩、赵恒生他们也只念了个把礼拜，也不再来了。不过也有人念的专心致志，典型的要算是赵荣夏了，他至于象正式学生上课一样，每天要写几大张纸的作业。一个冬学下来，他真正地扫除了文盲。
赵恒发领了一本都是繁体字的《农民识字课本》，念得很认真。可是，到头来也只能歪歪扭扭的写他自己的名字和*数字。冬季兴修水利开始后，大家一心扑到了圩堤上，夜校停了下来。学习了的字，大多数人没有心思温习。圩堤还没有挑完，已经认得的字，几乎忘得尽光。他们自己说是“又还了老师！”那些认过的字，每当看见了，虽然觉得面熟，却总念不出来。恒发和他的“同学”们，曾经一本正经的学习，到头来还是不认得字，心里好生别扭。于是，他们普遍认为，世界上最难的事，莫过于读书认字了。他们也知道温习的重要。赵恒发深有体会地说：“哎！这认识字也象认识人一样。经常见面的人，老远看见了，就能知道他是谁；而曾经认识的人，长时期不见面，偶然当面了，也总叫不出名字来。这识字啊，是需要经常的写呀认的才行。”可是他们那里能做得到：一到繁忙的时候，就忙得晕头转向，哪还想得起来读书写字！尽管这样，他们内心还是体会着：学了一点比一点没学确实要好得多！
正当农民们宠爱新社会，庆幸新生活的时候，工作组加大了力度对农民进行着思想教育。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口号。教育农民一定要放弃一家一户的自耕农生产（把这种生活叫做“单干户”），走“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
为了使“教育农民”的政治运动与实际相结合，他们把解放以后出现的爆发户的典型，找了出来。把这些人当做“翻身忘本”的反面教材，向人们说明，单干户的结果，还是大多数人贫穷，少数人暴富，仍然是两极分化；势必出现新的无产阶级和新的剥削阶级；广大劳动农民还会被压迫、被剥削。
他们把这些典型的反面教材，编成话剧。其中《王武大忘本》③，说的是当初的老革命、当过副乡长的王武大“翻身忘本”的现实故事。有的地方还办了大型展览，将暴发户的财产当众展出。古往今来，凡是暴发的，总有些钱财来历不正当。这种展览，足以说明私有制的危害。被指定为“暴发”的人，都被定成了新式地主和富农，和土改时的老式地主富农一样，被列为专政对象。
在这样的运动中，政府号召农民由互助组，组织成初级社，以此做为迈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赵恒顺他们的互助组被指定为东圩村的第一个初级社，赵恒顺被指定为初级社的社长。他们初级社合并了四个互助组，十一户人家，名称叫：东圩初级农业合作社。
东圩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十一户人家，七户是贫农，三户是佃中农，只有一户是中农。赵恒顺互助组里的董老二因为是富裕中农，办社时，工作组不允许他参加。说农业合作社是贫雇农的组织，贫雇农团结中农，中农可以加入；哪里能带他富裕中农进社呢？一个月以后，东圩村又成立了两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分别叫做董庄和合兴初级农业合作社。这样，全村人只董老二一户没入社了。董老二自然觉得比别人矮了一等。可是，到了秋天，不管是地主还是富农，都被揽进了合作社。好在东圩自从董先生一门搬走后，村上没有地主了。不然这些地主富农进了社后，是不准叫社员的，叫什么，政策没有说，他们在社里的劳动，叫做被“监督劳动”。
办初级社时，农民们原来私人的农具都被带到社里来用。也按照农具的质量作了价格，说等到秋天收上时，都要付给现钱。可是，政治口号一天比一天响亮，政策也一天比一天更加地“消灭私有制，实现集体化”，人们的观念只能随波逐流，也日益的共产主义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还计较什么私人财产？于是，带进社里的农具谁也没再谈要钱的事了，全部做了“贡献”。赵恒发因为买了房子，没有钱购置大型农具，入社时，只有简单的随手用的小型农具。
人们在社里，觉得怪新鲜。在一起做活都要面子，生怕表现得平庸了，被别人看不起。这一年的生产比单干户并不逊色，秋天仍然取得了好收成。年终分配，是按照劳动力和土地各占一半拿的报酬。劳动力少，缺少耕牛农具的人，认为搞合作社比单干强得多了。
进入一九五六年，政治形势更加火红。原来新镇范围内的五个小乡合并成了一个东圩乡，农民的初级社都公式化的被并成了大型高级农业合作社。社的规模就是原来的小乡；社以下是中队，中队的范围就是原来的村农会；中队以下是小队，小队就是原来的初级社。赵荣春当了副乡长，赵序宏还在高级社里当指导员。合作社虽然扩大了，可是，生产规模还与原来的初级社一样，仍然是十来户人家。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没有改变，他们还象办小社的时候一样，对生产了解得清楚，知道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劳动相当自觉。各小队的生产还是井井有条，很有生机。
社员们料想不到的是，组织形式变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是各个小队生产的粮食产量要上报到高级社里，没有高级社的批准，各个小队无权支配。高级社对各小队不断的进行产量核对，动不动就搞几个队长到高级社里去反省交代，说他们瞒产私分。到了年终，为了核实产量，迟迟不能分配，社员们吃饭，只好在高级社的同意下，临时预支。直到下雪的天气了，高级社才有了分配的方案。而现在的所谓分配，只是按照高级社指派的数字，每人分发规定的口粮，还要扣除平时的预支。而且全高级社都是一样的标准。分配过后，多余的稻子都送到了大粮站里，算是高级农业合作社的产量。粮食处理过后，高级社拿了点钱发给劳动力，叫做劳动分红。
可是，这一点钱到了社员手里，实在是杯水车薪。如果添了过冬的衣裳，夏天买草帽也没有办法了！这一年赵恒发分到的粮食，还不到去年在小社里分到的三分之一 。这点粮食全家人从新粮上场就开始吃起，还得吃到明年午季收上，实在是捉襟见肘，韩妹妮十分紧张。不过，这不仅是赵恒发一家，全村人都是一样。东圩人才两年没愁吃的，现在又急着没的吃了！
工作队为了加强粮食管理的纪律，在三令五申强调高级社所有制的同时，还找出了四个队长擅自做主，多分了粮食给社员的典型，把他们戴上“瞒产私分”的帽子，挨了斗争以后，又被撤掉了队长的职务。
为了加快“迈向共产主义的步伐”，上面来的工作队开展了“整社运动”。说“现在高级社里许多干部象小脚女人走路，工作中左右摇摆，干社会主义的思想落在了群众后面，总说别人走得快了。”批评现在高级社前进的步伐迈得太慢了，于是开始了整顿思想，要快马加鞭地奔向共产主义。整社的内容，就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社员们常常晚上开会，接受教育，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干部们几乎天天晚上，有时候白天也到高级社里开会，接受当前的方针政策教育，提高政治觉悟，为带领社员群众快步奔向共产主义，学习理论知识。于是，“快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一天比一天地响亮起来！
在这个时期里，国家把社会上的人口，分成了两大类。农民固定为“农业人口”，农民以外的人都算是“非农业人口”。农业人口的粮食由农民自己生产，非农业人口的粮食和生活物资由国家计划供应。这个政策制定之初，农民们还抱无所谓态度。因为反正都是由公家配给口粮，国家配给和农业社配给似乎没有多大区别。岂知，时隔不久，政策对农业人口在各方面加以限制，相比之下，非农业人口比农业人口优越多了。这样，实际上人为地制造了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鸿沟，使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有了天壤的差别。
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形势；什么样的社会形势，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来为其运行。所谓乱世出枭雄，治世出能臣，就是这个情况。为了实现这种政治目的，在整社运动中，对干部队伍进行着大规模的调整，各地都大胆地起用着“敢想敢说敢干”的有“革命干劲”的人充当干部。这样，东圩乡的副乡长赵荣春被调整为区政法干事，芝渡高级农业合作社的指导员赵序宏被调整到他所在的小赵村当中队长去了。同时，从谷口调了一个姓刘的来当东圩乡乡长，从新镇调了个姓吕的来当芝渡社的指导员。充实干部时，意想不到的是，赵荣夏被安插到了小乡做了统计员，这也是他当时上夜校认真学习的好处。由于最基层的干部还没调整，赵恒顺还当着东圩村上的负责人。
这一天，老董四从新镇回来，特别找到赵恒顺。因为他听到了郝成仁被调到了谷口，荣升了大的干部。他唉声叹气地说：“顺子，这政府是怎么搞的？象荣春、序宏都不让当主要干部了，而郝成仁却调到谷口乡里当大干部去了；我们乡又从外地调来了干部。别人我不了解，提拔郝成仁当大干部，肯定不是好兆头！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