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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三言》非历史著作，但其所包括中国16、17世纪间社会史及经济史之资料丰硕。吾人以其所叙与其他资料暨历史背景对照，发觉其所提供商人生活及商业组织之情况大都确切，且其叙述绵密，可以补助较正式堂皇历史资料之不足。
此三集短篇小说所描写明末商业情形，无数量之准据。证之当日欧人笔记，中国内河城市之繁华，尚可能为西欧诸国之所未及略举一例，如Louis JGallagher，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New York，1953）所述。。但《三言》所提出商人生活及商业习惯，以今日眼光观察之，实在质量上墨守旧规。其症结又不在商业本身，而系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及社会风气所拘束。其最大障碍为否定私人财产之绝对性。次之则发行货币全部为政府职权。政府之力不能及，则付之阙如。政府所创设之交通通信机构，又不公开为民间服务。此外，官僚地主之声势煊赫，家族关系之坚不可破，无一不妨碍纯粹经济力量之开展。有此种种客观环境，资本主义自无法在中国成长。
资本主义为历史上经济发展之阶段，其本身无意于对社会生活求改革。英国资本主义形成时，其农业上之因素为“圈地”（enclosure）。此一方面促成土地集中，一方面产生大量之无产阶级。此等无产之农民，终至迁居于城市，为新兴工业廉价劳工之来源。又资本主义发达之方式为兼并。此在美国本世纪初年，仍为势甚炽。规模大之企业，利用各种手段，消灭其竞争者，以独霸市场。中国传统政府，固不愿提倡个人主义及自由主义，以与资本主义同流，但亦不容农业及工商业之兼并，有如欧美之资本主义社会。尤不许可大批流民为朝代统治之虑。资本主义最大之贡献，则为促进生产（现代社会主义有同一目的，唯不在本文范围之内）。因其在政治、法律、社会诸方面，首则容忍继则扶助私人财产无限制之发展，其极端竞争之余，纯经济利益，常发挥其最高效率。在商业上言，则一般游资，用于生产及扶助生产之部门，如交通、通信、银行、保险诸事业。生产增进之余，资金愈积愈多，劳动力亦供不应求，因之进而工业机械化，促成产业革命。
传统中国社会始终未参与前述运动，故称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实无理论上之根据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一节，已被批判，例如Albert Feuerwerker；“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8（1958）。。而《三言》诸故事，亦证实16、17世纪，中国商业缺乏资本主义之性格。今日之言中国哲学史者，必称中国哲学家与西洋哲学家构思不同之处。言中国社会史者，亦着重于中国社会之特质。独研究中国经济史者，仍不能脱离欧洲经济史之范畴，袭用其名词，殊不可解。
中国之经济未能高度发达，则有多种不良结果。一方面因工商业未能积极展开，资本有限。其相反一方面则现有资本出路狭窄，通常用于购置田产，或在农村放为高利贷。此逐鹿于田亩，固然间接促进农业在数量上发展，增加全国耕地，但其资金零星使用，经济效率至低。因之中国经济质量不变，一般民众之生活尚在近世纪降低。此种情形，亦可稍稍在《三言》故事中窥见。如《桂员外途穷忏悔》中所述牛公子，其父牛万户，“久在李平章门下用事……公子倚势欺人，无所不至，他门下又有个用事的叫做郭刁儿，专一替他察访孤儿寡妇便宜田产，半价收买。”《卢太学诗酒傲王侯》中之正直官僚则云：“我有示在先，不许擅放私债，盘算小民，如有此等，定行追还原券，重责逐出。”唯作者仅在一时一事为穷困农民鸣不平，而实际此现象与商业之不能突破传统习惯，全国财富不能高度展开相始终。换言之，此为全面经济问题，而非单独之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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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1）
——李约瑟博士所称中国官僚主义的一个例证
李约瑟博士对中国人民的热情，数十年如一日。他将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特长及精彩的地方，作有系统的报道，著书盈栋。其提出思想史及科技史的例证时，引列详尽，下笔豪迈，久经中外人士推崇，毋待本人赘述。
可是李老博士治学与处世，还有他伟大的地方，乃是不耻下问，不持成见，真理所在，不怕得罪权门，不作人云亦云。他在1949年后，认为中国之所以采取社会主义的途径，乃是避免西方诸国工业革命时所产生贫富悬殊，多种社会病态的覆辙，因之首先表示同情。朝鲜战争期间，又竭力主持公道，以致为当日西方各国政府当局所不容，他多少年后，旅行讲学，还被限制，为笔者耳闻目睹。而李老博士对人民共和国几十年的施策，也并不是“一边倒”。例如1974年，国内所谓“批孔”运动，正在方兴未艾，他到香港大学讲学，就偏要提出孔子仁民爱物的伟大。用英文演讲还不算，他又用中文诵述明儒顾炎武的《论学》一段，以“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作结论李老博士讲稿发表于University of Hongkong Gazette，，，part 1。上述结论见于p73。。可见他对学术真实性的重视。这种观点不会因一时政治的风气左右动摇的。
同样情形下李老博士也不会对中国事物盲目崇拜。中国文化的优点固然值得赞扬；但是它的缺点也应当提出批判。譬如传统的方法治史，认为作史者笔下一行“褒贬”，则天下之至善与极恶，毫发毕见，泾渭分明，千古一律，实在是故步自封的看法。亦即是认为盈天地之道（这“道”有自然法规Natural Law的意思）统统在史籍的字里行间，罗列无余，也再用不着开辟途径；也再用不着推陈出新。李老博士曾以此与欧洲中世纪的思想相比，彼此都离不开“原始的假说”（Hypotheses of their autochthonous development），是以束缚自然科学的发展Joseph Needham，The Grand Titration（London，1969）；pp241…242。
李老博士自己治学，可以渊博二字概括之。因之他的历史观，不是容易概述的。大凡有创造能力的思想家，在大刀阔斧的姿态下开怀立论的时候，常有自相矛盾的现象，马克思如此，卢梭（Rousseau）如此，李公也有此趋向。但是这种矛盾并不是构思者在逻辑上举棋不定，而是眼光开阔时，逻辑的范围过小，已不适用。也等于康德（Immanuel Kant）所谓“了解”（德文verstand）与“理解”（德文vernunft）不同。前者得自我们的视听与经验；后者则在人类经验范围之外，应属于神学的领域。我们即作假定（presupposition），虽称客观，仍不离主观的色彩。李老博士自幼在基督教的影响之下长大，他当然不会放弃至美至善即属于神的立场。因之我们只能模仿造物，而不能因人力而自称已巧夺天工。即使是绝代才华的人物，在造物主前仍为凡夫俗子。可是李老博士也受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又觉得盈天地之至美至善，亦可以在一草一木之间，甚至在凡夫俗子一事一物之间发泄无余。所以他一方面认为真理为一切事物抽象的总和，带有合理性；一方面又认为真理不外日常生活中各种机缘间的一种美感。这矛盾的趋向，读者可以偶尔从李老博士的著述中窥之，而我们有机会和他接近时则更容易看出。
以上所述，已涉猎于人生哲学，超过本文预定的范围远甚。然则不提出，则本文写作的目的，无所交代。在作者的眼光中，前述矛盾，在大范围内则不成其为矛盾。亦可以说因其矛盾，更能与真理接近。因其渊博，故能容物。李老博士为科学家，可是没有放弃他思想的体系。他又皈依宗教，却不受硬性教条的束缚。今日中国企求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过程中，当应觉得效法李公之处至多。
笔者在大学攻读时，已读及李公著述。初与此公以书牍接触，事在1967年。当时前任哥伦比亚大学富路德教授（ProfLCarrington Goodrich）缄荐，李老博士嘱于五六年间，往英伦一行，襄助其研究中国社会经济条件中束缚科学发展之处。这对笔者言之，实为天外良机。其唯一令人踌躇之处，乃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二和老博士其他著作提及“封建官僚主义”（feudal bureaucratism）一名词，和笔者所习所读不无径庭之处。因之与李公多次书面磋商。李公不仅不以此种问题为节外生枝，反而指出他对这名词并无一成不变的看法，如果新研究能提供不同的说法时，他还愿意修改以前的观点李老博士致笔者缄，17 February；1970；李老博士着重于官僚主义，而不着重封建，则见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1956）；。像他这样一个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与著作家，又为皇家学会会员，竟在笔者一个无名小卒面前如此谦虚下怀，真令人叹赏无已。很多人学术上的成就不如李公至远，已经知过不改，一错就错到底，而且拒绝批评，还要拖其他人一同去错，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李老博士愿意修改自己以前的观点，也与以上所述各节相关。因为他写历史，不是一字褒贬。我们人类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