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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上字迹模糊，而抄本的校对未精，更无话说。所以多数日本学者，在和田清博士领导下集体作《明史食货志译注》，须要引证1419年数字时，即径改前数为32 248 673石和田清等《明史食货志译注》（东京，1957），页145。，大刀阔斧地为之添入千万。
至于1407年的突然降低，则有事实上的根据。因为1405年及1406年，永乐曾三次下令开豁地主户绝的赋税，据计算影响的田地达7 345 097亩《太宗实录》，页0636；0689；0895~0896。。而所在地区全在长江以南，以富庶的府县占多，全国赋税因之降低5％，至为可能。1407年下降之后，又逐渐上升。至1412年乃突破3 400万石的纪录，以后才稍稍下降。据考证乃由于明帝国此时征服安南，并交阯为中国行省之一。永乐并于1408年派黄福前往定赋《太宗实录》，页1043。。以后或觉得所定太高，才修正于图表一所列。
可是上面的解释，仍不能阐明赋税实情。永乐年间数字，必须与明代全期数字一并研究，才得其真相。
永乐之赋税粮，继承于洪武数额。洪武开国未久，即于1381年酌定全国税粮为二千六百余万石。至1393年增至三千二百余万石《太祖实录》，（台北，1962影印本），提出赋税米数于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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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6）
1381年：26 105 251石
1385年：20 889 617石
1390年：31 607 600石
1391年：32 278 983石
1393年：32 789 800石
以上见《太祖实录》，页2218；2673~2674，3078~3079，3166~3167；3370。何以数字有上开的变化，尚未获得确切的解释。，永乐间曾有数次调整诸如上述。其调整率仍不算过剧。在明代赋税粮额有最大的减削者，则为宣德帝朱瞻基。宣德年间明帝国内外交逼，征安南既骑虎难下，而南直隶各府县亦逋赋。苏州一府，赋额二百七十余万石，积逋至七百九十万石，近于三年额数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库善本丛书），611；《明史·周忱传》作八百万石。见《明史》1534212。。宣德既放弃交阯，又派周忱巡抚江南，作大量的减税，于是全国赋税由以前之三千二百余万石，减至两千七百万石左右。自兹之后，全朝代二百余年再未有剧烈的增减。如《大明会典》所列1502年为26 782 259石，1578年为26 638 412石《大明会典》；2512。是也。
然则此2 600万石或2 700万石数字，仍只有相对的价值，而无绝对的价值。因其既不能代表赋米入仓，为国家收入之数量；也不能代表税粮之缴纳，为人民担负之数量，明代税制，赋税粮应由付税人缴纳于指定之仓库。此仓库或为附近之仓库，或为几千里以外的仓库，因之计及运费及加耗“米一石”，实质上因时不同，因地不同，其价值千差万别。有时也可以折布折银，其折换率不因时价而高低，而系由政府凭己意而增减，如原定税率过高，地方政府无力征收，则以低于时价的折换率折银。反面言之，如果政府拟局部增税，亦不必宣扬增税，只是将其折换率提高。中国官僚政府，行政上及经理上缺乏体系。此为一最大原因。如在司法独立之国家，决不容官僚上下其手。据笔者估计，16世纪末叶，江南苏州、松江一带，其赋税粮“米一石”，最轻者，值银026两，最重者值银191两，亦即最重者为最轻者73倍以上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p101。
而任意增高或降低折换率，亦不始自明朝，如《宋史》内所称：“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宋史》（中华书局1976标点本），1744213。参见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北京，1957），页221。。可见这办法已行于宋代。因之行政及经理的统计，也多名不副实。
此种现象可以认为官僚主义之作风者，则因为文官集团，有皇帝支持，自视其代表天意民心。只要行政设计为大局打算，对于纳税者个人，不负法律上的责任。而欧洲中世纪虽称“封建”，其座主及附庸之间，有合同关系（contractual relationship），这种物质条件，既有历史成例，不容一方片面更动；更不容以仁义道德的名目，作为更变的张本。两方如有争执，势必请法官及律师裁判，如此才能培养司法独立的传统，中国长期受官僚主义的垄断，可谓未曾经过这种阶段。
永乐之征收田赋，表面上照此三千余万石的数目作准则，其实征数量则必较此数目远甚。因为永乐派兵入安南，征漠北，又大兴土木，全面创建北京为帝都，令郑和率艨艟巨舰下西洋，更开凿徐州至临清间的大运河，不可能以洪武年间的用度作标准，亦不可能较宣德年间的用费，只有少量逾额也。即如其使用民夫，可为证鉴。洪武所定“均工夫”，农民应于农隙时应政府征召，做工三十天，工匠则于三年之内服役三个月《太祖实录》，页1060，1671；《大明会典》1891。。永乐于1406年将所有匠役全部延长为六个月，而1410年政府报告内亦即承认应召的匠役“逾年未归”《太宗实录》，页0836，1435。。《天下郡国利病书》称“自永乐北都，挽输道远，加耗滋多”《天下郡国利病书》，611。。均可见其额外加征之耗巨。本文之旨趣，不在称叙其向民间勒索之多寡明代田赋收入见于官方账目者，一般均低。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已详言之。一般所以称赋重者，乃赤贫者不得免税，无法推行累进税制。贫农无从借贷。经手人额外多征，则更在税率问题之外矣。，而系表明其税收施政，全由上级做主，对下级之权力，可以完全漠视。永乐一生经历，虽可以“君主专政”概述之，但其专政必须透过文官集团长久的习惯，有其思想及信仰上的根据。此种习惯及根据，则为李老博士所称官僚主义。因其存在，自宋至明以至现代，国家之统计数字，因未经过独立的司法机关的“照磨”（这系明代名词，其字义不言而解）与留难，无确切的价值。
（B）馈运北京粮馈运北京粮，亦称“漕米”，即系田赋征实内的米粮，经过海运或由大运河内漕运到达北京的数目。其记入《太宗实录》始于1409年。自此至1414年，其上下有限，每年在200万石至250万石之间。1415年之后，则波动较大。如1415年超过600万石，1417年超过500万石，而1420年则不及100万石是也。
图表二永乐年间
馈运北京粮数额
（单位：百万石）此记录虽有数目上的上下，其正确性反而可靠。明代的粮运在1415年以前为海运，因之运数经过统筹，极易固定。1415年后经过新开凿的大运河行“支运”，也就是“接力运送”，以淮安、徐州、济宁及临清为接力站，各设米仓，以便囤集。于是“支者不必出当年之民纳，纳者不必供当年之军”《明史》，79，1916。。也就是供给与分配，不必在一年内两造对销，而可以在次年内交替。所以一年在途中囤集者多，则入北京者少，与其总运数无关。1420年馈运数少，显系以前多年京仓囤集有余，而1421年元旦，永乐正式迁都于北京，其筹备须要大量的人力和船舶，以前一年馈运粮少，也是必然趋势。
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7）
今将1415年至1424年共十年的馈运数平均，则每年运数为三百二十余万石，此数亦与漕运历史符合。明代以田赋征实的米粮运北京，供给官员军匠，从二百万石左右逐渐增加，至1472年后固定为每年四百万石《明史》，79，1918。。上述平均每年三百余万石，是为逐渐增加中的一个阶段。
以上数字之比较可靠，因其会计制度有法律的监视。漕粮北运，由运军为之。自江南水次由纳税的县分交兑，至北京仓库缴纳销差，运军的总旗小旗（等于排长、班长）责无旁贷，如有差失，此辈须卖儿鬻女筹款赔偿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这种立法，不近人情，令人发指。但是财政责任，反比一般官僚做事者分明，所以凡上级能确切加压力于下级时，其会计则可置信。
（C）屯田子粒屯田子粒在《太宗实录》中有一直下降的趋势。自1403年之二千三百余石降至1424年之五百余石。在永乐之二十二年之内，只有三次次年之数超过前年之数；而只有一年，此超过之数目，数量尚为可观。而前后三次，每增之后又降，且降至以前更低之数额。
实录原文未叙明所称数目出自“军屯”或包括“民屯”。但是明代军屯，全是“一笔糊涂账”，则无可置疑。王毓铨先生作《明代的军屯》，还只轻描淡写地说出数目上有夸大之处《明代的军屯》，页217。。而实际上其夸大到难于置信的地步。图表三的每况愈下，即无法解释。何以永乐初年，子粒几与田赋等量齐观？何以后来会退缩数倍？如果以前有剩余，此剩余做何去处？以后如有减缩，又曾做何法补救？明代文献中不能寻出适当的解答。
图表三永乐年间
屯田子粒数额
（单位：百万石）
此间应注意者，明代之军屯与民屯，始终无中枢之行政机构负责掌管。工部之屯田清吏司掌理柴炭名不副实。在国防边境之卫所，奉命利用所在可以耕种的田土是否可行，上级毫不闻问。在内地之卫所，所拨为军屯的田地，也不是集中于一处，而是此处数亩，彼处数亩，与民间田土，互相错综。《明史》所称每军受田五十亩，交纳子粒二十四石《明史》，771884。，只能代表中央设计者理想中的原则，与事实完全不符。《春明梦余录》指出四川省在明代初年称有屯田65 954 500亩，而当时军则只有14 822人，如全数屯田，则每军应耕田4 500亩矣孙承泽《春明梦余录》（香港影印古香斋袖珍本），。。其不足信可知。而这种谎报，迄明代未止。如嘉靖年间各边区仍有屯田子粒数，而户部尚书潘璜即奏称“十数年并无一处通关奏缴”徐孚远等编《皇明经世文编》（台北，1964影印本），19819。。庞尚鹏奉命清查军屯，其报告辽东情形，则称“兵荒相寻，尺藉消耗，耕作之业，率归舍余，屯军已尽废矣”。及其至大同，则称“或据册有数，而纳粮无人”。及其至甘肃，则称其经理为“操纵收缩，莫知端倪”《皇明经世文编》，，24；3593；36010。。而官方统计，仍称屯粮收入每年370万石，其虚冒情形可知矣。
何以《太宗实录》内屯田子粒几成直线下降，只好猜测系当时上级冠冕堂皇地责成各部队屯田，自五军都督府至各卫所，不得不尽量报告，全部赴事，于是按照人数计屯田子粒。永乐既好大喜功，经常征集卫所员兵远征。每一差派，负责官员才有所借口，将子粒数剔除。这是我们暂时的结论。（除非更有新发现之资料提供新说法，并指出这猜测谬误外，目前情况不明，更无其他方法，足以解释此中奥妙。）
图表四永乐年间
征收盐引额数
（单位：千引）（D）征收盐引盐引数目，在永乐年间之初期，每年120万引增至中期之150万引，兹后即逐渐下降，至低于110万引。（1411年数目不见于实录。）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