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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The Dawn of Modern Era（New York，1936），p11。虽然比喻得过分，却可以让读者立即窥见到这组织后面的真性格。这种性格也可以代表初期资本主义的精神。
威尼斯的做法，不是其他意大利自由城市可以仿效的。以佛罗伦萨（Florence）为例：“它的经济基础，在许多方面较威城占先。它在一千三百年之前，就成为一个纺织工业的制造中心。它的银行业，也很发达。在1422年，这城中的新市场就有七十二家货币交换的商店。它的银行家也在欧洲各国家内为皇室贵族和各地主教做财政的经纪人。一部业务，即是将教会的收入汇划与教皇。但是佛罗伦萨为陆地所包围，因地主则牵涉到农业社会的因素，因制造业就牵涉到很多工业社会的因素，所以起先就有制造商与当地贵族的冲突，在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争权之时也不能采取中立。”兹后佛罗伦萨被投入“政治的试验管”，曾经体会到“贵族掌政、暴权政治、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有限制与无限制的民主、假民主、一家专政、萨沃那洛拉（Savonarola）的政教合一、混合政府，终至于美第奇（Medici）的独裁”Cheyney；p42；Burckhardt，The Civilization of Renaissance Italy；，102；Oliver CCox，The Foundation of Capitalism（London，1969），pp143…144；Leonardo Olschki，The Genius of Italy（Oxford；1949），。
在这情形之下，没有人能说佛罗伦萨已进入某种“主义”的体制内，它既有“资本主义”的因素，也更有“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因素参见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 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New York；1979），他的解释是指出佛罗伦萨各种复杂的政治思想与文艺复兴的关系。。可见单是有商人和商业资本，不能构成资本主义的体制。纵使生产关系超时代的发展，在14、15世纪之间，就有了资本家与城市无产阶级的对立，也不一定能构成资本主义的体制。在这时候，我们才更领会布罗代尔所说，“资本主义之成功，在它与国家互相印证，它＇本身＇即变成了国家”Braudel，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Patricia 译自法文（Baltimore，1977），p69。。这中间有一个“全牛”（whole hog）的观念。
再回到威尼斯的历史上，我们更可看出，初期资本主义的形成，不是由于构成国家的因素繁复，而是由于它的简单，所以一切能用数目字管理。
欧洲从中世纪进展到现代的时候，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则是以前的“朝代国家”（dynastic state）逐渐嬗变而为“民族的国家”（national state）。在财政的组织上讲，朝代国家的世袭君主不须向全民交代，而是他们自己对国计的盈亏一身担当。因之他们常向商人借债，有时甚至将皇家珍宝作抵押。要是可能，他们即独断地向臣下勒索，或者赖债不还。这些情形都不能在法律上稳定私有财产权，同时也是妨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大障碍。现代的新式国家，则行公债。政府的盈亏，不必由君主个人负责。
威尼斯的政府在1160年向市内商人借得十五万银马克，开世界各国政府发行公债的先例。十一年后威尼斯银行成立，政府即承认该行得以公债的债权作发行信用票据的张本，较英伦银行（Bank of England）同样的安排，要早五百多年Cox；The Foundation of Capitalism；p81；Charles AConant；A History of Modern Banks，4th ed（New York；1909），；Norwich；op；cit。，8。两方面的情形都和上述布教授所说“capitalism triumphs only when it bees identified with the state’when it is the state”的情形相符。在历史上讲，这就造成一个不可逆转的形势。因为政府既成为了一个公司性质的机构，则民法也可以商法作基础。举国如是，整个社会已向资本主义的方向进行了。
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8）
只是威尼斯以一个捕鱼制盐的村落，还要等到造船业进步、十字军东征、商业基础展开之后，才彻底表现它成熟的资本主义性格。它的法律是在13世纪前期翟波罗（Giao Tiepolo）做统领时制定的。从1300年之后威尼斯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时它的法制大备，虽然永久性质的股份公司，还是以后的事。这时一宗生意的投资，或是牵涉到三两个人，或是牵连很多人，或是几个月结束，或者几年结束，都可以照成例安排。现代商业的技术，如海上保险、信用票据（letter of credit）、复式簿记、提货单（Bill of Lading）和长期驻海外的经纪，都已产生。到1400年之后，威尼斯已有现代性的进出口商场，就是外来的人，也可以和本地商人订立合同。生意如有纠葛，则有商业法庭之curia di petizion做主，律师由法官指派，但是也可以用私人律师，所有账簿信件可以被传送法庭阅核Norwich； pp155…156；Lane，pp51…52，414…417；Braudel，Afterthoughts，；Lane，Andrea Barbarigo，Merchant of Venice，1418…1449（Baltimore；1949），p18，98，112。
为什么在谈到资本主义的形成，我们要扯上这么多技术因素？这就是以前所讲的，一项法律要行得通，必有思想信仰和社会力量在后面作根据。威城这样的做法，有参议院在后面支持。这和欧洲中世纪的习惯和道德观念大相径庭，而它的思想信仰又能通过真人实事而行得通，这才造成了一种“主义”。这也就是说威尼斯通过了人的性格、自然法规以及治国平天下的前提下提倡资本主义。
威尼斯的弱点，则是它没有生产的基础做它商业技术的后盾，它的范围，受岛上人口的限制。后来就有1453年土耳其人之占领君士坦丁堡，和1488年葡萄牙人之通航于好望角。这两项事情，习惯上为历史家认作威城中衰的里程碑。其实地中海商业之衰退，并没有立即开始。在人文上讲16世纪才是文艺复兴最好的时光，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同占有极优越的地位。以后威尼斯衰微不振，终被拿破仑交给奥国。这也不能说是它的制度落伍，而是一个自由城市，单靠一个海岛上的商业组织作本钱，到底不能长期与大陆上数量的优势抗衡。
我们读欧洲史的时候，常常觉得奇怪，为什么意大利人这样的商业组织，不能立即为西欧大国如英法等照抄。在仔细追究幕后原因的时候，才知道有关经济的问题，必定要牵扯到社会上很多其他的因素，要改革也必须全面改革。其范围之广，有如一个走兽之蜕变而为飞禽，倘使没有内外剧烈的压力，也组织不起来。而且身当其事的人，在酝酿的局面下活动了好几十年，还不一定明白他们活动的真意义。甚至要等到历史家在几百年后，把全部经过和以后事迹对照，又和类似的问题印证，才能“发现”这些变动在历史上的因果关系。
比如英国在1300年后，对外贸易已受意大利人操纵。来自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地居留于伦敦的人，称为“郎巴德人”（Lombards）。他们开设银行的市街，称“郎巴德街”（Lombard Street）。一方面他们已有相当雄厚的商业资本，另一方面是宗教改革之前，教堂拥有很多的地产，就是不属教堂的地产，耕种人也有向教堂缴纳“什一捐”（tithe）的义务。内中一部即须贡献于罗马的教皇，其实各地的收入早已有承办人顶包，得款也不直接缴解，而系由这些银行发给汇票，其现金则由意大利人通过英国寺院购买羊毛运至弗兰德斯（Flanders，即今日法国、比利时一部及荷兰一小部）织成布匹，销卖牟利。这买卖通过不同的体制，所以意大利人享有治外法权。如果诉讼两方都是意大利人，则由其领事受理；如果牵涉英国人，才组织混合法庭MMPostan；E；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Cambridge；1963）；；；117；Cheyney；op cit。；；29。但治外法权似系两方互用，英国领事也在意大利裁判案件，详；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11th ed（London，1956）；Vol。，。主要的原因是两方社会生活习惯相差过远，况且又涉及信仰。如果英国能在这时候采用新时代的商业法律，那它也决不会让郎巴德或意大利人去垄断它的商业和农村经济了。
后来的事实显示，能够在16世纪之末和17世纪之初，开始采取新体制的国家，是较意大利自由城市大，但又较英法为小的国家。尼德兰联邦（United Netherlands），普通一般人称为荷兰（其实荷兰为这国家初独立时七省之一，今日之尼德兰王国则有十一省），不像意大利的自由城市一样地缺乏宗主，却也不像英法等国一样地受坚强王室的管辖。所以资本主义在这国家获得第二步的立脚点，也可以证明历史在它长期的发展中，仍有它合理的程序。
尼德兰或低洼国家（Low Countries）包括今日之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因为地处北海之滨，在欧洲形成封建社会的时候，是一个不大值得注意的地方；因此到中世纪之末，本地市镇居民自治力强，很多封建的宗主，承认这些市镇享有特权。12世纪之后这些市镇普遍地建立城垣，封建诸侯在这些市镇以“自动贡献”的名义获得一些财政上的资助之后，仍让他们保持司法的自由。当日不成文法，一个穑夫逃出庄园，在城市里住了一年或一百天，即成为“市民”（burgher），在低洼国家之内有时只要四十天，就可以获得这种特权，An Economic History of Low Countries，800…1800（London，1977），低洼国家内封建力量薄弱可见同上，pp74…75；MMPostan，ed。，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Cambridge；1971），p337。。欧洲货币普遍地流通之后，物价成直线地上涨，很多封建制度上的力物义务，已经以金钱折代的，无法调整，只引起庄园贵族的力量更为薄弱，而市民的力量更为高涨。同时各市镇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以它们自己的习惯做主，也展开了一个千差万别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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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9）
15世纪时，低洼国家全部为勃艮第（Burgundy）所得，而勃艮第的领域又牵连到今日德法间的一部分，在地图上看来，也很有在德法之间，造成一个第三王国的趋势，所以它的主持人，希望在全境实施中央集权，于是组织新法庭，遣派法官，全面抽税。只是开创伊始，大公爵战死。1477年留下一位女公爵玛琍年方二十，于是低洼国家很多市镇，###于根特（Ghent），向玛琍提出一种文件，叫做“大特权”（Groot Privilegie）。内容与英国之“大宪章”（Magna Carta）比美。其中规定最高法庭对各地有能力自行裁判的案件不得过问，女公爵不得于未获取各市镇同意之前对外宣战或对内颁发新税令，不得派遣非本地人为地方官，甚至女公爵本人的婚姻，也要经过市镇代表的同意John Lothrop Motley，The Rise of the Dutch Republic（London；），。当时玛琍出于无奈，只得接受。这样更增强了各地区自治的趋向。
一到16世纪，低洼国家经济的发展，有了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