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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种故事中，作史者的态度，较诸他们笔下之题材还要值得考虑。有了以上的逸闻琐事，这些历史家提出一点令人特别注意之处：中国的专制皇权具有双轨性格。皇帝以圣旨号召，固然从上而下有了自然法规的至美至善，可是生灵涂炭时，他也真要切身地负责。除非百姓安居乐业，为人君的不能安逸——这点早经孟子不断地强调。
失望中孕育希望
分裂期间并非皇室的血统退化，而只是表现出当时组织的脆弱。朝代的统率力量，原来基于文教上的感化，现在全靠宫殿里的纪律。其行动的范围愈小，其上层所感受的压力也愈大。这种道德上的压力尤以南朝所感受的尤甚。流亡政府既称受昊天明命，那么它也要较北方夷狄高出一筹了。
我们把环境上的情形全部托出时，即可以看出当日的发展实有前后贯通之处。既企图恢复北土，则南方应有由强人领导的军政府，可是其下层的支持尚付阙如。西安与洛阳失陷时，南渡的望族早已在丛山之中、滨水之处开发产业，自给自足。他们有相对的安全，于是对建康的流亡政府意存观望。这南朝也效法晋成例，派遣皇室子弟到各重要州县为太守刺史。可是他们缺乏爪牙下达乡里，其本身反为地方上有实力之人士支配，于是各州县所出现的阴谋，较之宫中府中更为邋遢。如此一来，建都建康的短命朝廷较之北方也无甚出入。彼此都无力恢复由官僚组织做主的帝国体制，而彼此也没有因全局之平衡构成一种封建的地方分权。
建康即今日之南京，以后又称金陵，其名字虽辉煌，实际上则为一种失望和堕落的气氛笼罩。上层阶级的富裕者，觉得无从发展其抱负甚至无从有效地利用其财富，只能带着势利眼光，把钱花在自己身上。此时家族的声望很被重视，有些甚至追溯到华北的几代之前，于是修族谱成为一时的风尚。男人也涂朱饰粉。文人在骈文上用工夫，更是一时流行，其文句间的对称和均衡极尽技巧之能事，反缺乏全篇的要旨和段落间的逻辑。于是建康成为“六朝金粉”的金陵，也就是中国的丝箔城市（China’s tinsel town）。
可是失望的阶段，也是复兴再造的机缘。当然，儒教未曾完全断气，假使孔孟的影响全不存在，那么这几百年的历史如何会写得尽以严格的道德为标准，极尽其褒贬之能事？那么写历史的人从何处找到原始的资料，又如何构成其下笔之宗旨？
出人意料的，对重造中国帝制体系最有实质贡献的，却是所谓的胡人夷人。为对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应称之为“非汉民族”或“少数民族”。其详情待下章论述。此间应当提及的则是，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里再造帝国的关头扮演重要的角色并不只这一次。中国专制朝代的构成，多少倚靠一种间架性的设计，并且其国家必须容纳农民大众。草原地带入侵的部落，因为其无牵挂，反能因为他们的简单淳朴而建事功。只是要使他们习惯于农业的环境及中原文物则需要时日罢了。
佛教的普遍影响
当时人对道教再度感到兴趣与对佛教之沉醉，有扩大中国知识视野的功效，其影响所及，历时几百年，只是没有为人注意罢了。儒教乃是一种社会的纪律，在纷乱的时代其用处很小，文士乃寻觅另外的途径。公元3世纪之后半期，当时所谓的“竹林七贤”表彰着一时风气。此七贤为一叔一侄，和他们的五个挚友。刘伶以驴车载酒，随从的一个仆人则荷锄随之，他叮嘱仆人，“死便埋我”。放荡不羁并不是他们的全部宗旨。事实上，他们也在晋朝做官，阮籍尚为步兵校尉，嵇康为中散大夫，被司马昭所杀。他们所反对的乃是当日的仪饰和做作，而希望在道家的纯真和浑然一体的观念里得到解放。
中国之接受佛教，当中有一段周折。从其多方面广被接受和招致反对派的攻击，可以想见其影响之深远。在现代以保卫中国的“理性”与“真实”自居者中，包括胡适先生，他觉得这种由外输入的宗教，注重来生再世，把上天说成三十三级，而地狱也有十八层，实在是可叹。可是另有欣赏佛教思想对中国人士有引导之功效者，则又指出：即便是“因果”（羯磨，karma）这一观念，也要求中国人多在自然法规的范畴里再三思维，注重每一种事物的前因后果，不要都像汉代思想家一样，完全沉湎于对称与均衡，把各种道德行为硬比作音符与波长。总而言之，派遣僧徒到异域取经与大开门庭欢迎远方来访之沙门大师，其裨益远逾于“拯救灵魂”。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接触，其用途及于哲学、文学、教育、科学、音乐、雕刻、油画和建筑。有些学者尚指出，在翻译梵文经典时，中国学者自此掌握了音韵上的原则，有助于此后唐诗发扬光大。其影响之所及如此广泛，最近若干中国之刊物乃指出“佛教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学家雷海宗甚至提出：自公元383年亦即淝水之战后，中国文化便进入了“鞑靼佛教”的阶段。
第八章历史向侧面进出（3）
佛教之于中国，无孔不入，影响到生活的各个层面，旅游者可以自云冈、龙门和敦煌各处石窟参观时得到这种印象。初看起来，这些窟洞在沙岩壁上以蜂窝式凿成，不容易令人产生好感，其感动观者之处尚待进入石窟之后。每处佛像之多，均以万计。其最高大者在云冈，耳长即九英尺；其小者全部身长则不逾一英寸。不大不小之间有如人身长短者亦不计其数。室内尚有壁画（彩色像画在石窟顶上）、柱上之浮雕和壁穴的全身雕像。
以上三处之经营，均开始于魏晋南北朝中国分裂之际。可是敦煌在丝绸之路上，在以后各代的继续发展较其他两处完整。观光者可以看出千多年来佛教美术的进展。龙门的经营有唐代的工程，即使是初创于5世纪的云冈石窟，内中一项工程即前后经营达四十年。宗教题材之外，也有通俗故事和历史故事。经过艺术家安排之后，出现而为脸上的狞笑、手指尖的战栗和紧张的筋肉。学历史者周游之后，可从此得知古代的衣饰、纺织品的设计、乐器式样，甚至人种学上的面目。龙门有一窟构成于公元575年，壁上有当日全部的草药单方。
可是这些石窟看似各随己意的构成，而无全面的设计，也缺乏统一的尺寸。虽说有些设计，有皇帝皇后的资助，以替父母祈福而替本身争光，然其构造却摆在风吹雨打的壁上，所以令人屏息的壮观同时也是满目疮痍的，有如梦呓。这和法国亚眠（Amiens）和沙特儿（Chartres）教堂门前“石刻圣经”之整饬成为一种尖刻的对照。虽然如此，露天博物馆也真能表现佛教的性格，此乃一种在野之人的宗教，不借宗派的力量而能及于细民。它的神学宗旨，不必有待于苦修，可以立即发生顿悟之功效。同时它也可以为知识分子作为形而上思考的一种题材。它之五花八门也确曾使中国历代帝王在长时间内感到棘手。他们都希望利用佛教对全民的吸引力作为自己行政之工具，又怕它针对于来生再世的重点，如果经过一度提倡，足为社会的纪律而成为儒教者的一种牵制。
失落的三个多世纪
这分裂的期间是否成了中国历史里“失落的三个多世纪”？其答案因各人观点而定。此时历史的成分，缺乏向心的综合，却向侧翼大幅度地进出。自公元220年后汉之覆亡至589年隋朝的统一，当中的史迹并未缺乏逻辑，其衍变也绝非少数人物的贤愚不肖，有如过去的历史家之尽情褒贬，以及戏剧家之将他们的面孔涂白敷黑等所能概括。
以上我们已将历史上之负面因素指出，下一章则讲到重新统一的过程。只是到此让我再提及公元280年晋朝之入南京，当时的统一，不过昙花一现，无乃一种幻觉。至9世纪刘禹锡所作的诗，提及此事，才能因为有了历史的纵深，将当日的情景看得更真切。刘诗抄录于次：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遍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