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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为行使“宝钞”时期。此种纸币全无准备金，不得兑现，即通常亦不能以之付税。其滥发情形，肇始于洪武。根据《明实录》即1390年一年之内，洪武颁发宝钞为恩赏赈灾购物共六十九次见于《太祖实录》，页2981~3078，页次不及备载。。其间载注数量或述及应赏人数及每人得钞因之金额可以计算无误者五十三次，其总额为宝钞88 607 315贯。其他十六次其钞额不详，但比较前述已知数可估计其总量近于7 000 000贯。是以此一年内，支出额近于95 000 000贯。当年宝钞收入额为20 382 990贯《太祖实录》，页3079。。收支相抵，实多付发约75 000 000贯。根据官定价柜，每钞一贯值米一石，此数为全国二年半田赋之总值。即以当日市价钞四贯值米一石，亦近于半年田赋。其不能经常继续，可以预断。
从《三言》看晚明商人（2）
政府因亟行宝钞，不愿鼓铸铜币，遇宝钞不行，政府仍有时禁止金银及铜币交易。据估计明代全季铸钱当不出千万贯（每贯1 000文）全汉升估计至16世纪末为止，铸钱总数“一共不过千把万贯”，见《自宋至明政府岁出入中银钱比例的变动》，《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1972），页364。本人估计略低，全明约铸八百万贯，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此数与北宋两年所铸数相等。铜钱又经常流至海外，铜价较钱高时，民间则熔钱为铜，故此以铜钱为货币，亦告失败。1544年因“钱法不通”人民倒毙于北京《明史》，卷81，《世宗实录》，页7119。。原文未叙及其间曲折，吾人可以推想因无适当货币，交易停顿，人民失业。
嘉靖期间实行全面用银，并无政策上之准备，实为无可如何时之趋势。估计明代全国银数，当然为冒险性猜测。但彭信威称，中国银货至元代大量流入中亚，至明代用银时，其银货即不足。根据明亡时户部司务蒋臣言，其时全国银货估计约为250 000 000两，且包括银首饰及银器皿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1954），页461~471。蒋臣事载于《春明梦余录》，卷35。。中国之银，国内所产有限，大部由日本及菲律宾输入。其数量仍不敷全国广泛应用全汉升估计自1571年至1821年共250年间，美洲白银输入中国2万万peso。见《明季中国与菲律宾间的贸易》及《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载《中国经济史论丛》，页417~434，446；449。梁方仲估计1390年至1486年，中国共产银3000万两。又明末72年，外银流入1万万元。见《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6（1939）。。1600年前后，中国人口可至150 000 000人Ping…ti 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Cambridge，Mass，1959），pp23，277，故虽有银至10万万两，然仍有周转不足之虞。而现在可供参考之数字，略示其所有额远低于此数，是以银根极紧，利息高，赊欠不易，信用借款无法发达，全国最发达之金融机关则为典当业16世纪中国有当铺2万家，至19世纪仍有7000家，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页603。。其所放款为消费而非生产，无润泽工商业之可能性。
因中国幅员广，人口多，江南诸地内河航行便利，一遇承平之际，其商业表面呈发达现象。但此发达程度，必须与全国人口幅员成比例，尤须突破传统习惯，改进商业组织，始能与西欧现代商业机构并论。以上所述，可见政治、法制、社会、金融各方面均阻碍此种突破之趋势。研究商人人身成分、商业资本、商业习惯，可以补助吾人之观点，证实其观测。
直接提供以上各点之历史资料，不易觏见。即明代作家偶一提及商人及商业，亦不过此等作家之印象。彼等既未能与现代商业接触，自无法估计法制自由、借贷发达、金融活跃条件下工商业可以继续发展之程度。是以此等作家字面上所称之盛衰，与吾人今日历史观点所称之盛衰大有出入。
在此情形下，小说资料可能为历史之助。因小说家叙述时事，必须牵涉其背景。此种铺叙，多近于事实，而非预为吾人制造结论。
冯梦龙（1571—1646）生于明末，为崇祯中贡生，曾任知县见容肇祖《冯梦龙生平及其著述》，《岭南学报》，2/2~3。。其所辑明末短篇小说，于1624年及1627年之间刊行为《喻世明言》（1965年香港中华版）、《警世通言》及《醒世恒言》（均1956年北京作家出版社版）。每书有短篇小说四十篇，合共一百二十篇，通称《三言》。其中叙有前代人物者，亦有承袭宋元话本者，但其观点代表明末社会情形。其间若干资料，不能全部置信，如有涉及神鬼传奇者，有将历代官名前后改窜者，有叙述唐宋，而其物价全用明末为准据者。《喻世明言》中《杨八老越国奇逢》将嘉靖间倭寇事迹，讳称元代，显系避免评议当日政府。《醒世恒言》中《施润泽滩阙遇友》，称苏州吴江县盛泽镇，“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但乾隆《吴江县志》卷四称盛泽镇明初居民只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见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页457。。此等未能置信之处，显而易见。除此之外，《三言》资料，涉及商人及商业者，前后重叠，可以彼此对证，尤可以与其他资料对证。如读者避免尽信其一时一事，或一篇一句，将其所叙作较有系统地收集编排，其结果当不至于全部脱离事实。
以下为自《三言》中窥见晚明商人之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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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人之成员
明代商人多系继承祖业。《李秀卿义结黄贞女》（《明》，即《喻世明言》，下同）云：“那客人答道：小生姓李名英，字秀卿，从幼跟她父亲出外经纪，因父亲年老，受不得风霜辛苦，因此把本钱与小生，在此行贩。”又黄老实将女儿假充男子，自思：“我如今只说是张家外甥，带出来学做生理，使人不疑。”可见父子舅甥相继，是为常态。幼辈在十余岁时，即伴行学习经商。
《杨八老越国奇逢》称杨“祖上原在闽广为商”，所以杨往漳州商贩，是为继承祖业。《闲云庵阮三偿冤债》（《明》）叙宋朝事，但仍称“他哥哥阮大，与父亲专在两京商贩”。亦系父子同行。《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明》）称“原来罗家也是走广东的，蒋家只走得一代，罗家倒走过三代了。那边客商牙行，都与罗家世代相识。”
但商人子孙并非必须经商。《范巨卿鸡黍生死交》（《明》）以东汉为背景，但称范氏“世本商贾，幼亡父母，有妻小，近弃商贾，来洛阳应举。”弃商而以举业入仕，实为明代富商子孙之常情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New York，1962）。Ho，“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7（1954）。。即前述杨八老重理祖业时，亦系因功名不利，所以才废学从商。他曾对妻李氏云：“我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家道消乏。”可见如读书科举事业成功，将必抛弃商业。在相似情形下，《旌阳宫铁树镇妖》（《通》，即《警世通言》，下同）篇中，慎郎自称：“金陵人氏，自幼颇通经典，不意名途淹滞，莫能上达，今作南北经商之客耳。”
从此观之，小地主及自耕农之改业为商者，必所在多有。《桂员外途穷忏悔》（《通》）叙元朝事。其中桂富五称：“某祖遗有屋一所，田百亩，自耕自食，尽可糊口。不幸惑于人言，谓农夫利薄，商贩利厚，将薄产抵借李平章府中本银三百两，贩纱赴燕京。岂料运蹇时乖，连走几遍，本利俱耗。”
反之，如经商成功，或由其他机缘获致资金，其人通常将一部资金购置田产，而成为商人兼地主。经营典当业者，尤多采取此兼业。《宋小官团圆破毡笠》（《通》），宋金致富之后，“就在南京仪凤门内买了一个大宅……门前开张典铺，又置买田庄数处，家僮数十房，包管事者数千人。”其辞似嫌夸大，但其经营当铺，又兼为地主，则甚合实情。《徐老仆义愤成家》（《恒》，即《醒世恒言》，下同）叙述一忠仆，因主人孤幼，遂决心为主人重振家业。但其资金积至二千两时，即计算道：“我一个孤身老儿，带着许多财物，不是耍处。倘有跌失，前功尽弃，况年近岁逼，家中必然悬望，不如回去商议，买些田产做了根本，将余下的再出来运算。”也是农商兼业。其重点是商人获利速而资金不安全，农业则反是。司马迁在西汉时即称：“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史记·货殖列传》，当时称工商为末业，农耕为本业。其间一千七百年，基本观点不变，因商人始终缺乏民法及公司法之保障，其社会地位低，旅行时又不安全，而贸易时又多带冒险性，此当在下文详述。在商人成员之观点言之，则成功之商人，常有改业之趋势，中国之资本主义不能发达，此实为重要因素，因商业资本，常转变为田产，而脱离商业16世纪无锡巨商邹望身故之后，二子阋墙招恤，亲朋分党，断送衙门，“想贻未读书之故”；另一商人华麟祥，则“捆载而归，训二子读书”，亦为商人改业之例证。详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1956），页25。。
官僚地主以其剩余资金放债，实仕农商不分。明代习俗，仍尊重其官僚地位。《滕大尹鬼断家私》（《明》）一篇中，称有倪太守者，退休之后，“凡收租放债之事，件件关心”。但此人衣饰，仍是“纱帽皂靴，红袍金带”，保持其官僚身份。其实明朝朝贵，利用官员声望，渔猎商利者，所在多有。16世纪末叶，宣大山西总督王崇古之弟，及翰林学士张四维之父，在私人生活为姻兄弟，均为大盐商，专利河东《明史》，卷219及222；又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京都，1972），页278~279。寺田并提及两家并与大学士马自强家联姻，而马弟自修，亦为商人。，为藉仕宦权势自肥之显例，《三言》尚未提及此类显官巨商。又倪太守之流，其活动范围为高利贷，亦非纯粹商人资本。因高利贷有如典当业，通常盘剥穷蹙之借贷者，借款用于窘迫间之消耗，利润又多为放款者辗转购置田产，对促进商业，绝鲜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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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商及其生活（1）
客商为经常旅行之商人，以别于坐商。此种商人为明代商业之中坚分子，虽其资本可大可小，而其小者与走贩无甚差别。前述之李秀卿、黄老实、杨八老、蒋兴哥、慎郎、桂富五均为客商。
一般客商，均有其经商路线，又多祖孙相传，因各地方言、风俗、物产情形不同，客商又多与当地牙商熟识。
客商之不可或缺者，因明代商业，无通邮便利，又无大规模贷借之习惯，往各地采购物产之商人，须亲携现款，下榻于牙商之客舍中，临时由牙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