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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
第五章 在迷宫里在迷宫里（6）
在福柯的故事新编里，存在着纵横交错的两个巨大的神话空间。第一个空间是迷宫本身，它是“刚硬的、一般人禁止入内的、密封的”。第二个空间，则涉及福柯的迷宫使之成为可能的人格变态，是“和外界相通的、多形的、连续的和不可逆的”。
这两大空间在米诺托的隐身处并接。福柯写道，正是透过“他的存在”，米诺托“打开了第二座迷宫：那是为人、为兽也为神设下的圈套，是欲望的纽结，是沉默的思想。迂回曲折的走廊又开始延伸，除非这座迷宫和第一座碰巧完全重合；头昏脑涨的人则只好继续探究眼前这个无法穿越的几何图案；这座迷宫于是便同时成了米诺托的真谛和本性——它从外部囚禁那个人，同时从内部给他带来光明”。
米诺托迷恋于这样一项严格的但又难以捉摸的计划，该计划似乎暗示着神圣的自由同非人性的兽性会不可避免地融合在一起。正是为了实施此项计划，它打开了那座新的迷宫；而人类在探索此迷宫奥秘的过程中，势必同时和时间与空间发生对抗，仿佛在螺旋式地向某种“重新发现的本源”回溯。福柯写道：“Chronos（瞬时/克罗诺斯）就是‘生成’和‘重新开始’的时间。Chronos一点一点地吞噬它所产生的和它在自己的时间里促其获得再生的东西。这种穷凶极恶、无法无天的‘生成’（每一瞬间的巨大破坏、对所有生灵的吞噬、将其肢体满世界乱扔），是同某种‘重新开始’的精确性连接在一起的；‘生成’把路引入这座巨大的、内心的迷宫”——一座“本质上与它包含的魔怪毫无二致的”迷宫。
在走向这座“巨大的、内心的迷宫”的核心、力图领悟那已由此迷宫变成的魔怪的时候，被俘获的朝圣者眼睁睁地看着“人的命运……就在［他的］眼前被编织起来，但这种编织是反向进行的”；命运的各条线索都向过去延伸，把人“经由那些奇怪的管道，带向他出生时的各种形式，带向使他得以诞生的故土”。但在进行这一过程的时候，这位行进中的囚徒必须经受最严酷、最令人痛苦的惩罚，而这些惩罚，乃是那座为隐匿人在出生时的清白无辜而“用残酷构筑起来的迷宫的纯粹复制”。（该迷宫在这里成了人的无可避免的命运的一个符号——仿佛是说，也许不是代达鲁斯，而是以历史的形式凝结起来的时间，设计了这座内心的迷宫，这场奇特的严峻考验。）
朝圣者一路上遭受的种种折磨，使他的清白无辜在痛苦中获得了昭显。终于，他抵达了第二座迷宫的中心，看见了“重新发现的本源”的“灿烂光辉”。他终于能够解释他的守护神了，懂得了自己脑门上的那颗“星”是“一种变态的意象，偶然与重复在那种变态中结合在一起；投在一切事物跟前的符号的偶然性，开创着每一个形象都将在其间重复自身的时间和空间”。
由于经过了所有这些“内容丰富的冒险，生命将纯然成为它的‘星’的复制品”——而这个“星”，便是所谓“特别必然性”的独特符号。
在这个“极为神秘的时刻”，当“所有的路都走不通的时候，当我们感到迷路了，或感到已经到达绝对本源的时候，当我们已处于‘另外一种东西’的门槛上的时候，迷宫便会突然呈现出“同者”（the Same）来；这便是它最后的谜，它隐藏在中心的计谋——一面我们可以在其背后找到我们的同一物的镜子。”
这面镜子就放在迷宫中的迷宫的中心。这面“反映着得到了解释的出生的镜子，本身被反映在另一面镜子里，也正是在这面镜子里，死亡看到了自己，而这面镜子本身又反过来在第一面镜子里得到了反映……”。迷宫在这里显示着它至深的奥秘——它是“从生到死转变，是生命在死亡中的维持”。
而且，按福柯在另一个地方所想像的，这个神秘的“内心迷宫”的存在，还暗示着：在现代社会“骗人的外观”后面，潜伏着一种“由某种反本性的力量彻底改变了形态的人类本性。”这座包含着“从生到死的转变”的“巨大内心迷宫”，像萨德的谋杀之城一样，安排着“现代反常行为”特有的空间。作为“一个囚笼”，该迷宫“使人成为充满欲望的野兽”；作为“一座坟墓”，它“在国家的下面构筑起一座反城（countercity）”；作为一种极其聪明的发明，它是为引发“所有癫狂的火山”而设计的，旨在“毁掉最古老的法律和契约”。
福柯深知，那些迷宫并不仅仅只是一些想像的形象。它们旨在产生迷惑人的效果，因此在人类日常事务中也可能是很有用的工具。在中世纪，树篱常被同壕沟结合起来用于城防工事的构筑。在理性时代，贵族用树篱构成迷宫消遣取乐。而且在每个时代，作家们都懂得怎样用词语构成迷宫来捉迷藏。一种语言的迷宫也可以把读者“迷住”从而“俘虏”之，这一点福柯就是从罗伯—格里耶、鲁塞尔和博尔赫斯那里学到的。博尔赫斯是一名阿根廷作家，也是一个监护人式的人物——他被福柯视作《词与物》的灵感之源。
因此，迷宫之所以吸引着作家的想像力，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它是一种可以隐身其间的结构，一种防线，一种战争机器，一种娱乐设施，一种守护神显身的场所，也是一个人们可以在那里“用不同的方式思考”的地方。它作为一种文学的手段，同时为人们的自我湮没和自我表现提供了便利。
福柯认为，鲁塞尔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才用心良苦地把他那独特命运的奥秘在他的书中译成密码，由此把他的散文变成了一座极富个人色彩的、既藏匿又显现的迷宫。正像鲁塞尔曾向精神病医生所解释的那样，有“被俘虏”的可能，正是这种快乐的一部分：“明知有些事是不许做的，却偏在私下里干这些事，甘冒受惩治或至少受正经人蔑视的风险，那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同时，在小心翼翼地把个人命运掩藏起来的过程中，连担心自己会发疯的人都可能加入“理性人团体”——福柯自己就曾这样指出。“透过为藏匿自己的面孔而写作”，他可以“在一种无个性特征的欲望和一种知识（该知识的规则隐蔽着知识主人空虚面孔）之间”建立“一个没有语言的联盟”。于是，他便有可能透过自己的书来表达他关于自己的最深刻的感觉，同时仍旧充当“纯粹的陌生人”——即一个“不暴露自己奇异特性的人”。
1966年，福柯突然经历了一次奇特的、出乎意料的变形。一些年后，让—保罗·阿隆不无嫉羡地回忆了这一情景：福柯当时在一片喝彩声中加入了“理性人团体”，不仅成了“纯粹的陌生人”，而且自相矛盾地成了萨特以来法国最著名的哲学家。阿隆认为，导致这一事态的关键性事件，是《快报》（LExpress）刊登了一篇关于《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1970年以《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为名译成英文）的书评。《快报》周刊可谓是法国的《时代》周刊，专门以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员为读者对象。一般说来，它的读书栏登载的都是关于新近出版的小说和很可能畅销的新书的书评。然而1966年5月29日出版的那一期《快报》却出现了新气象。
“存在主义以来最伟大的革命！”——文章的标题惊呼。标题上方，一幅大照片占去了四分之三的版面：《词与物》的作者身穿军用雨衣，站在“新艺术地铁站”的站牌下，厚厚的眼镜片背后射出凝视的目光，一丝微笑在他唇边隐现，一束光晕在他秃顶上闪亮。图片的说明是：“米歇尔·福柯：人是一件新发明。”
时机成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已于4年前结束。随着旧殖民体系的消失，法国的政治气氛也平静了下来。经济飞升，人心思变，存在主义世界观，作为失败和战争的产物，日益显得过时了。当时正是戈达尔（JeanLuc Godard）、特吕弗（Truffaut）和法国电影“新浪潮”的黄金时代，列维—斯特劳斯、巴尔特和阿尔都塞已开始着手改变巴黎知识界的风貌。一个个令人激奋的消息在迅速流传：列维—斯特劳斯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野性的思维》（Le Pensée sauvage）在那一年出了英文版，拉康最初译成英文的几篇文章中，也有一篇登上了《耶鲁法国研究》（Yale French Studies）的结构主义特刊。全球性的思想市场正在出现，而巴黎，由于存在主义的成功，已被公认是这一思想市场的时尚中心。
《快报》的书评作者只字未提“结构主义”这一奇妙的术语，因为她无需提及。读者已经知道时风所向，在密密麻麻的书评文字里，福柯自己思想的微妙复杂之处只得到平铺直叙的介绍，而未得到任何解释和分析。他的结构主义倾向，也只是透过作者对“系统”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简单提及，而被暗示了出来。
“一个重大关头出现了，”阿隆数年后阴郁地评论道，“此刻，一种宣传运动”，宣扬着一些已被掏空了意义的现象和重要性：开始向高雅文化领域发起攻势：这是一个“微妙而奇特的时刻；在这里，真的和假的，犹如巴洛克式的涡形饰，相互拥抱、包容和缠结在一起，一方把自己的矫揉造作传给另一方，另一方则反过来使对方染上自己的似是而非”。
《快报》这篇书评的读者肯定也弄不明白《词与物》的要害是什么。这是在所难免的，因为福柯这些年的思想太隐晦曲折，太错综复杂了。这篇书评的作者马德莱娜·夏普萨尔（Madeleine Chapsal）只能确定地告诉读者，《词与物》的作者已经“使他的同辈学者感到了震惊”，以及该书“对于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的洞察力”令人目眩，连“不大熟悉哲学的”初学者读起来都会感到津津有味。
例如，福柯提出了这一观点，即“人”行将消失，“扑哧”一声无影无踪，就像衬衫上的皱褶被熨斗烫去一样！
这个论断的诱惑力，是任何记者都无法抗拒的。它张狂，大胆，惊世骇俗。它可能具有的含义，当然不是用五百来字就能解释清楚的。不过不要紧：“一位年轻人登上了思想舞台，”书评最后总结道，“他报告了一个极好的住处：人的死亡，同时还有先是创造了人，后来又消灭了他的那个人——即哲学家的新生。这就值得注意。”
第五章 在迷宫里在迷宫里（7）
法兰西果然注意到了。第一次印刷的3000本一周即告售罄。6月份第二次印刷，数量更大，也迅速售完。到8月份，该书已被列入畅销书目。月复一月，此书的销售量一直在增加，而书卖得越多，争论也就越多；争论越多，书也就卖得越快，如此循环往复，越炒越热。
这本书，尽管冗长、晦涩，却迅速成为一种所谓“外在文化”的知识——即每一个思想正统的巴黎人都需要获得的知识（人们会就此相互询问：“你，读过这本书吗？”）。在1966年的法国，一个人的社会、学术地位是由他引起的反响决定着的。
他在这几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