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个比樊桑纳更高级的讲台，可以更方便地展开对“伟大尼采式探求”的历史学方面的探索了。
数年来，福柯一直渴望着得到一个与他的才能相称的学术职位——不是在索邦大学，就是在法兰西学院；数年来，他一直在为获得这一职位而拼命钻营，寻求像乔治·杜梅泽尔（他本人于1968年进入了法兰西学院）一类朋友的关键性的支持。
法兰西学院是法国特有的机构，其起源可以上溯至16世纪。和其他高级学术机构不同，它不要求成员有文凭，也不向学生授学位，它的本国籍的讲座持有人（总共约50人）是由教授们自己选举产生的，旨在奖励法国最杰出的文理科（包括从音乐到数学之间的各个领域）学者。当选者按要求应每年开出一门课，专门讨论他们未完成的新作。这些课应向公众开放，任何人都可以来听，无需注册。
1970年12月2日，福柯的一些著名的同辈学者、老友和一支青年崇拜者代表团涌入法兰西学院，来听福柯的就职演讲。让·拉古蒂尔（Jean Lacouture）在《世界报》上描绘道：在一群“翘首以盼的”听众面前，出现了“一个带象牙色泽的光头；他的举止像个佛教徒，他的眼神闪着摩非斯特式的狡狯，即使这种庄严的场合，也不能使他爱说反话的习性有所收敛”。
他的演讲颇像走钢丝，在仪式的要求和他自己思想的表达之间灵巧地玩弄着平衡。正如人们可以预料的，他的演讲也许是他伪装得最巧妙的一个作品。一位很有眼力的评论家对此作了这样一个总评：“他用象征的方式，向听众们纵论数百年的历史，仿佛概述的全然是一些有关真实、合理性和正常性的研究方案。他的声音，就其讲究格言式省略法而言，颇似贝克特；而就其令人生畏的洪亮音色来说，又很像勒南（Renan）。”
通过那些“格言式的省略”，福柯扼要地谈了谈自己的“短暂存在，这种存在为了被抹消，无疑已得到了表白”。他巧妙地提到了某些类型的“话语”可能会引起的“不安”，尤其是当人们发现“野蛮的外在性空间内的真实”的时候；因为，即使现代的学识也常常表现出“那些被人们想像成‘邪恶’的权力和危险”，无论其看上去多么“庸俗乏味”。
他向听众们解释说，对话语起支配作用的各式各样的礼仪，有可能把这类“权力和危险”中和掉。中和的方法很多，如：强加一些逻辑和语法规则；审查某些词语和论题；规定在某学科内可以接受的各种研究和计划；只认可关于某些选定作品的某些评论方式；将作者假定为作品的自觉的（因而是负有责任的）、创造性的本源。福柯指出，所有这些相互间毫无逻辑联系的计谋，都可以被用来“祓除”话语中的权力和危险，就像牧师们曾试图祓除恶魔一样。由此看来，控制着语言的那张错综复杂的惯例网，无非是“我们施于事物的一种暴力”，一种“我们强加给它们的习俗”，一种无意识的、“人们在每一句话中都必须加以调动的推论‘监察’”。
这里，福柯简要地谈到了他对“权力”问题的日益明显的兴趣，并把它同他以前关于理性的范域和“来自外界的思想”等问题的兴趣联系了起来。他还暗示着，至少他本人已经透过超越学究式话语，通过再现一种被遗忘已久的、“真实”而充满野性力量的话语，打破了这一模式。这种话语，如若我们不怕它内在的种种危险，有可能像古希腊诗人们的作品那样引起“尊敬和恐怖”。通过启发人类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和行动，它甚至有可能改变世界，“将它自己融入人类命运之中”。
与此同时，福柯还意味深长地表示希望：除了其他角色之外，他还要做一个学者中的佼佼者。在演说的结尾，他向自己的前任、他以前的教师和导师让·伊波利特，表示了一番措词十分得体的敬意。
他的演讲体现了一种悖论（在这方面很像《词与物》）。从它公开表明的意图看，它具有激进的颠覆性；而从它展示的雄辩和学识看，它又具有让人放心的传统性。这篇演讲的传统形式，实际上是福柯自己实施的一种“暴力”，其目的是为了包容（并传达）他自己那不守规矩的“来自外界的思想”。
第六章 残酷无情残酷无情（6）
。。
升入这一神圣的学术机构之后，福柯从一个方面看是很守规矩的。他履行作为法兰西学院成员的社团义务；认真遵守学院的章程，努力撰写富于独创性而且学识渊博的讲稿。但是，这不过是他的投资。和那里的很多教授不一样的是，福柯从不在巴黎的某一研究中心建立自己的独立基地，对招募门生毫无兴趣。按他的同事皮埃尔·布迪厄的话来说，福柯的整个职业生涯“几乎完全失去了明确的学术影响力甚至科学影响力，由此也就失去了这些影响力可以带来的门徒，即使他借助自己的名气，对出版界，并透过它对整个文化生产领域，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
从另一方面看，这后一种影响力（对“整个文化生产领域”的影响力），福柯在1970年以后行使得淋漓尽致。他把大众传播媒介当作传声筒，力图利用自己的名气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加入了一个由一些名声很响的持不同政见者组成的精英团体——其中有萨特（这是自然）、热奈（Jean Genet）这类的作家，和伊夫·蒙当及西蒙娜·西尼奥雷之类敢于仗义执言的影星。而且，他还于1971年2月（即在他就任法兰西学院教授仅两个月之后），张张扬扬地宣布：他要创立一个自己的政治团体——“监狱信息小组”（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
创立这一组织的主意是福柯和达尼埃尔·德费尔一起想出来的。德费尔现在已经是他的主要政治合作者了。
“我是在1960年9月认识米歇尔的，”德费尔回忆说。他当时是一个学哲学的大学生，刚刚念完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年龄比福柯小10岁。当他在巴黎求学的时候，他就投身左翼政治活动，是“法国大学生全国联合会”（UNEF）的一名活跃分子。（“UNEF”是一个敢说敢干的学生联合组织，曾带头反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
福柯赞同德费尔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立场，但并不同意法国左派60年代早期对戴高乐政府的分析。他们提出“法西斯主义必败”的口号。德费尔回忆说，福柯“从未接受这种看法。这是最重要的”。暗示戴高乐主义是一种类同纳粹主义的现象，如同1968年5月后在法国左派中流行的一些类似提法一样，令福柯感到荒唐。
福柯这位年轻的新朋友神采飞扬，英俊潇洒。但是，最令福柯着迷的，恐怕还是他那紧张而投入的政治生活作风。据德费尔自己的回忆：“我觉得米歇尔能在这个时期喜欢上我，是因为我当时过的那种学生斗士的生活。”福柯将他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为他在克莱蒙—费朗大学找了个职位。1964年，德费尔离职赴突尼斯参加一项志愿服务，福柯也随同前往，结果在突尼斯大学为自己找到了一份工作。1968年后，他俩再度携手合作——这次是在樊桑纳大学，德费尔作了那里的社会学教授，并在1969年1月24日夜里和福柯一道同警察干过一仗。
像所有亲密的朋友关系一样，他俩的关系也几经起落。但自始至终德费尔对福柯一直忠贞不渝。一位认识他们俩的朋友说：“我觉得达尼埃尔是真心爱他的。”
同时，福柯也感到很难离开德费尔。“18年来我对某个人一直处于一种热情状态，”福柯在1981年的一次谈话中说道。“在某些时刻，这种热情状态采取了爱的形式。但事实上，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的热情状态的问题。”所谓“热情状态”，按照福柯在这次谈话中的描述，是一种超越了爱情、超越了理性，甚至超越了某种对另一个人的强烈欲求的状态；毋宁说这是一种广阔无垠的、起离解作用的状态，它破坏着“‘做自己’的感觉”，创造着一种强烈的、融合的“苦乐”感，使人得以“用完全不同的眼光看事物”。由于“已全身心投入了”对这种“我们两人之间的热情状态”的探索，福柯承认：“我觉得，当我需要找到他并和他说话的时候，无论什么都不能阻止我去这样做——绝对不能。”
福柯常常同德费尔说话，尤其是在1968年之后，谈他们最新的共同兴趣——政治。德费尔经久不衰的政治活动癖，又被新的学生左派，尤其是1968年底出现的“无产阶级左派”引发了。在这个组织于1970年被正式取缔后不久，德费尔自己就做了该组织的地下成员。他回忆说：“我入会了，这是因为它已经被禁止活动了，被取缔了，成了一个处境危险的组织。”
像德费尔一样，福柯这时也在急切地为自己找寻政治行动的新形式。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他也加入了“无产阶级左派”。
但是，一个像福柯那样博学多才的人，怎样才有可能通过加盟一个转入地下的革命运动来获取最大成果呢？这是个大难题。福柯便同德费尔一起探讨把自己的课题同毛派的计划联系起来的途径。据德费尔的忆述，在“无产阶级左派”方面，他们的目的只是建立“与法兰西学院的联盟”，以形成（用马克思主义行话来说）某种联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民阵线”；在福柯方面，目标则稍有不同：他想透过探讨作为一种“极限体验”领域的政治，找出某种方法，以“推展在《疯癫与文明》中宣布过的研究方案”。
福柯和德费尔后来得出的解决办法特别简单。德费尔向他的毛派同志们提议：让福柯领导一个调查法国监狱内幕情况的委员会（当时一些毛派斗士正在狱中服刑）。该委员会可望将公众注意力引向法国监狱系统的悲惨状况，并为狱中的毛派提供一个将难友们组织起来的口实。尽管“无产阶级左派”的一些成员反对德费尔的意见，理由是普通刑事犯和“流氓无产阶级”不适于（正如马克思所指出过的那样）充当社会变革的动力，德费尔的动议仍然被通过了。
他策划的这场政治冒险，从长远看，在福柯关于新革命政治的实验中具有首屈一指的重要意义。
1971年2月8日，在蒙帕纳斯火车站的圣贝尔纳小教堂里，福柯走到摄影机和麦克风跟前，宣告了“监狱信息小组”（GIP）的成立。选择此时此地来发布这一通告，不是没有用意的。在此之前的两个礼拜里，圣贝尔纳的教堂曾被毛派占据，他们在这里举行绝食斗争，要求改善狱中同志们的处境。（在当时的法国，“毛派”已成了对一切多少同“无产阶级左派”有联系的好斗分子的统称；由于“GP”已被取缔，这一稀奇古怪的名称对于斗士们自己是很有用的。）
那日上午，为抗议被捕的同志在狱中的悲惨处境，毛派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示威活动。当示威还在进行的时候，政府就表示它要作出某些让步，这就是它打算建立一个研究狱中情况的委员会，并打算把在押的好斗分子改定为“政治犯”——按法国的法律，这种犯人应享受较宽大的待遇。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