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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爬了半个多小时，他们才到了山顶。一看好险，一条长长的硅化带，露头约两百多米长，形成一条屏障，很难爬上去。陈金陵说，公安李九斤个子也挺大，生下来有九斤重，所以取了这么个名字，我们两个互相拉拽，慢慢攀登，人扛人，把我顶上去。爬到大概二十多米的地方，突然发现探管又响起来了，我就说老李啊，到底是刚才把机器搞坏了呢，还是地方找不到了？我说我实在爬不上去了，你上去看一看。结果这次是我硬把他顶上去的。他的劲还是蛮大的，一撑就撑上去了。我当时背着仪器不好上，他上去以后就把那支日本鬼子的三八枪顺下来一截，死死地抓住那条枪带，我就抓住那个枪托拼命地爬上去了。爬上去以后，哎哟，怎么搞的，仪器打开不得，一打开就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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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抓住了一群“空降特务”（4）
陈金陵以为仪器坏了，往远处走了一段，结果走了好远，仪器又正常了。这一下他心里有数了——石头可能是从这个地方滚下去的。陈金陵就往回走，仪器又叫，耳机里的脉冲声响个不停。陈金陵兴奋不已，说，哎呀老李，找到了，我们要找的地方找到了。
测了一会儿，陈金陵取出地质锤，想按地质员的要求敲块石头标本，敲了一气没敲下来。李九斤说，你没劲，让我来打。结果却啪的一下把锤子打断了。陈金陵说，咱们都记着这个地方啊。李九斤一边点头一边说，一点半左右了，吃饭吧。两点左右，陈金陵想到前面看看有没有异常，结果那边下不去，就说今天不早了，回去告诉他们明天再说吧。
下午一回到驻地，陈金陵便直奔张万生住的帐篷，汇报了异常点的情况。第二天，他们四个人抬了一筐石灰上了山，陈金陵把众人带到异常点上，张万生亲自背仪器开始听测，万茂勤还画了一张地形地貌素描图。他们交谈了一会儿，叫陈金陵把石灰拿到一块比较平的石头面上，撒了一个直径约5米的圆圈。到了晚上，伍队长把陈金陵和殷俊显等在不同测线发现了异常点的操作员叫到一个帐篷里，并且还在外面站了四个公安战士放哨，怕别人听见。
伍队长悄悄对大家说：我们在这里找到了造原子弹的铀矿。除了我告诉你们的这句话，从现在开始，谁也不准对外人说这件事！
苏联对中国的原子能援助有个前提，就是发展核工业离不开资源，必须等中国勘探提交一定的铀工业储量后，两国再具体谈判苏联援建后续核工厂、实验室等各类项目的建设规模，以及完成设计、交付设备的期限等事宜。当时，铀矿勘探人员已经在全国发现了多处铀矿点，第十分队接下来对金银寨一带铀工业储量的初步揭露表明，这里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
袁成隆当过武工队长，做过地委书记，1956年到二机部担任副部长之前，他在中央书记处二办当局长。现在由于是新组建的一个部，所以他既要管生产，又要兼着搞政治工作，还要处理苏联专家的相应事务，编办部里的报纸，并且兼管着劳动、人事这些工作。周恩来说他，你怎么管那么多事啊。袁成隆说我们刚建的新部，有工作就抓吧。他和宋任穷、刘杰都相处得很好，两位部长几次去苏联谈判，一走几个月，家里工作就都由他来担着。袁成隆说，我到二机部第一件任务，就是让我带着专家去看矿。先到广州，那时候是冬天，我们去广州一个花市看了看，然后坐火车到湖南，主要看湖南郴州的金银寨。这个矿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在这个矿脉上发现了铀的金属脉，当时世界上的权威，包括西方的，都认为花岗岩不可能有铀矿，但是中国的地质工作者就在花岗岩里头发现了铀矿。我们的地质队在郴县深山老林里打了一百多米坑道，伽玛反应很高，而且储量还不小，品位比较高，从山顶到山脚有三条这样数百米长的深沟。金银寨完全是花岗岩，我们后来好多试验用的原料都是从金银寨这个矿开采的。苏联专家一开始不相信，他说花岗岩里头不能有铀矿的，所以我带着专家专门去看这个。看了以后，他们信了。我们给了他数据，给他伽玛仪试验，一看那里确实有矿。原来他是不相信的，开始看不起我们的。我们的地质队刚成立不久，但是能从花岗岩里发现铀，这一发现，不仅中国，甚至在国际上都重视了在花岗岩里找铀矿，对以后原子能事业的发展都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在金银寨呆了几天，苏联专家也很佩服我们，说这是对铀矿发展的一个新的重大发现。金银寨是中国第一个建成的大型铀矿。
1957年2月，刘杰和刘伟到苏联谈判，谈了半年，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就是苏联提出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规模取决于中国有多少铀矿，有多大规模。中方提出一边建设工厂，一边找铀矿，苏联人说，这是冒险的，也不合乎逻辑。苏联过去有过这样的教训：矿山建起来了，储量却只有很少几吨，只好关闭。
9。抓住了一群“空降特务”（5）
苏联人所讲的这些是有道理的。刘杰他们经过研究，当即决定，启动核工业设计工作，一定的铀金属储量由勘探程度较好的金银寨提供；派三局副局长张华率领工作组，坐镇现场，6月底以前必须完成任务。要求张华三天汇报一次工作情况。
张华带着有两名苏联地质专家参加的工作组到了金银寨，勘探设计工程正在展开，地表部分每50米一个工段，五层坑道，四层已经开工了。工作组看到，工地上的厨房都没弄好，大家在露天吃饭。张华和工作组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施工地方的石头硬度非常高，虽然专门请了苏联有30年钻探经验的老专家古德耶夫，还是打不进去。因为石头太硬，打进去以后老出卡钻事故，古德耶夫这个老头虽说有经验，但以前是打砂岩，打这种合成岩或变质岩也没什么好的办法。他也很犯愁，干脆人在钻机上不下来了——打不了我不下钻，也不吃饭。
张华一看，这怎么行呢。就去找古德耶夫谈心，劝他慢慢捉摸。一般矿山打钻的钢钎用的是碳素钢。可这种碳素钢钻头在金银寨根本钻不进那种石头，只能用钨合金钎头。但这种钎头有时候也打不进去，打半天只打进去几厘米钎头就坏了。钻进的成本太高，钎头消耗量过大，国家供应的数量也没有那么多。眼看进度太慢，又出现了超支，也没什么解决的办法，金银寨铀矿副矿长刘宽去北京开会的时候，干脆给上头带了几块岩心——金刚石的硬度够厉害了吧，也不过就是划玻璃嘛，好，你们瞧瞧我这个石头硬不硬。
刘宽拿出自己带来的岩心，将石头上带楞角的地方放在玻璃上轻轻一划，就出现了一条沟痕。
果然，用不着再多说，上级答应马上给增加钎头，增加造价，最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刘兴忠那时候也参加了三局张英的工作组，他说，出于保密的需要，地质部只有刘杰一个人管普查第二办公室的工作，其他人不能过问。后来宋任穷来了，宋部长到苏联去谈判，要求他们帮助设计矿山，苏联提出来说金银寨这个地区必须要有一定的储量，才能进行矿山设计。所以，宋部长很着急，从莫斯科打来电话，打到部里头，告诉我们三局，到1957年底一定要拿出既定的储量来。三〇九队派李凤祥跟我参加工作组下去协助勘查工作。不仅部里去人，苏联还派了保矿部副部长斯密尔诺夫带着五个专家来中国。他来以后，看了几个点的矿床，给金银寨打了4分（5分是满分）。他认为金银寨的成矿条件比较好，远景不错。
地质队员的工作不仅仅是艰苦和危险，还长期背井离乡，一年有时候只回家一次。刘兴忠说，主要是大家有信念，就是为了地质事业，尽早找出矿来，那阵儿顾不上什么个人问题。苏联专家对我们很不理解啊，他有一次跟我讲：刘——他管我叫刘，我很不理解啊，你就这么一个人到这边来，家人也不来，能行吗？我说那有什么不行的。苏联专家都带着家属，他们定期回长沙，跟家属团圆。
在这期间，宋任穷、刘杰和雷荣天几位部长都先后到金银寨检查工作。湖南是宋任穷的家乡。原子能工业建设初期，勘探铀矿的任务最重，宋任穷几乎去过所有勘探铀矿的地方。他说，当时我的年纪还不算大，不到50岁，上山都可以跑着去。不论冬夏都和干部工人一起住帐篷，同吃同住，边吃边聊，并且向他们学习地质找矿知识。对苏联专家尽量照顾，给他们单独砌了小房子住，还单独安排伙食，有时我也陪那么一两次。你不陪他也不恭敬啊。地质找矿工作十分艰苦，经常出没于深山老林，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并且还都是两地分居。有时候走在路上碰到一些人，把我挡住，一谈就是一两个钟头。谈到如何把他们的家属调来，我说这个目前不可能，你看现在我们都一起住帐篷的，你家属能住帐篷吗？我们房子还没有砌起来嘛。他说我也晓得你解决不了我两地分居的问题，我就是要同你讲一讲，让你知道咱们两地分居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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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抓住了一群“空降特务”（6）
1957年6月，金银寨关于铀工业储量的一份报告送到北京。这一勘探结果的重要意义在于，满足了苏联提出的有关援助条件，确保了下半年矿山和水冶厂设计工作的启动。
10。脚步一停就会冻死（1）
全民找矿，土法炼铀—— 水碾、木桶、麻布袋—— 宝贵的163吨重铀酸铵—— 苏联专家也一分为二地看待土办法—— 美国学者说，“中国的第一个原子弹是人民炸弹”—— 从洛阳到西安、西宁、四川—— 飞机制造厂让位给铀浓缩厂—— 原子弹联合企业落户玉门
有一首民谣说，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从1958年4月29日开始，一支数千人的队伍陆续开进了山里。山沟坪上有一栋房子，原来是湖南省疟疾研究所的旧址。不言而喻，这个地方曾经流行疟疾疫病。这支队伍现在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安置这2500名矿工的住宿和生活。山里连路都没有，矿工们住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铺盖卷整天都湿漉漉的。许多北方来的人特别不适应这里盛夏的酷热和雨季的潮闷，蚊虫又特别多，矿里只能给每个矿工发三块用作睡觉的窄木板。疾病开始蔓延，有人发牢骚说，要真死在南方，棺材都比北方的小。
中国人终归是能忍的，大多数人都挺了下来。来自河北张家口的侯启，是一名出色的风钻工，由于初期严酷的工作环境和过度劳累，染上了矽肺病。他死后，医生按照他的遗嘱，把他的肺取了出来，看到肺已呈棕褐色，硬得用锤子也敲不烂。矿井里的地下热水流量很大，两个小时就能灌满一个大水池。附近的老百姓后来冲厕所都用上了温泉水。但在热气腾腾的井下施工，人就像进了蒸笼。
1958年，中国急于摆脱贫困落后，进入了一个非常时期，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排山倒海，大跃进的浪潮充满了各个角落。全民轰麻雀，全民打苍蝇，全民炼钢铁，全民放卫星，甚至在中南海里都砌了小土炉，冒起了烟火。二机部这时也提出了铀矿勘探和开采要全民来办的方针，并经中央批准后在全国加以推行，历时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