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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瀚说，一开始接触雷管的时候更紧张。我们用的雷管是高压雷管，这种雷管对摩擦感一般来说不是太大，摩擦和冲击感都还好一些，但是对于静电的感应是非常灵敏的。咱们身上穿的化纤衣服，碰到那个带着静电就可以把它引爆。这种事故不是没发生过，我们开始接触雷管的时候非常怕。插雷管的时候还好一些，把雷管插下去，房子里边的仪器开动了，人员就撤离，然后就打炮。等启爆仪器按钮按下去，外边炮响了，于是你感觉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按下去，炮没响，那对不起，谁插的雷管谁拔去。去排哑炮，去拔雷管，这个就更害怕了，因为雷管经过一次冲击，你再拔，弄不好就要响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去拔雷管的时候，大家手随时都要接地，接地就是把静电放掉。等把雷管拔出来以后，心里边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冬天打炮的时候插雷管，手里有潮气，插雷管的时候就和雷管冻在一起了，磨擦引爆那是非常危险的，李国珍在做试验的时候，这边做试验，没有看到他在沟里捡电缆，差点发生人身伤亡事故。每次做试验的时候还要把我们的装置抬起来，对着那个孔，外边还要堆上沙堆，把药柱放在上面。试验完还要重新铲土，把它堆起来。后来才想起来，做个木支架不就行了？有的发明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实践中你要走很长的路。举个例子，17世纪就有眼镜了，但都只是夹在鼻梁上，直到20世纪初才知道还可以做两个腿支在耳朵上。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试验，就是拿塑料棒往衣服上稍微打一下，距离雷管还有很远呢，雷管就响了。所以，插雷管的人不许穿化纤的衣服。在青海的时候，比较干燥，有的人就被炸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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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再困难也不能不管（1）
接二连三告急—— 好多东西是不能停的—— 两个大局都得兼顾—— 一万多人离开—— 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乌兰夫说，我们内蒙古再难也不能不管这厂子吃饭—— 干事业就要不怕天南地北地去闯——令人深深怀念的刘允斌
在刚刚起步的原子弹制造领域，苏联专家撤退走人，釜底抽薪，对正急于挺直腰杆站起来说话的中国人而言，不啻于当头一棒，接踵而至的大饥荒，更是雪上加霜，深化了危机。所以，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就像是大洋中的一叶扁舟，又破又漏，随风飘摇，充满了危险。
1960年11月，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大幅度调整，其中一项重要措施便是压缩城乡人民的粮食定量。全国人民要勒紧裤带过日子，核工业战线的职工不能例外。刘杰说，核工业多数单位地处深山、戈壁和高原，自然条件很差。酒泉厂在戈壁滩上，风沙大，气候干燥寒冷，四邻无靠。青海厂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寒草原上，空气稀薄，年无霜期仅40天，常年离不开棉衣。这两个厂的职工在劳动和工作中的体力消耗大，只有不多的粮食和稀少的副食，日子过得非常艰难。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酒泉厂等单位恰恰处在重灾区，所以，最可能、最可怕的就是断炊。1960年12月1日，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接二连三发来告急电报，其中一份竟说库存粮只够吃七天的了，后来又说仅剩三天的口粮了。一个拥有三万多人的建设工地，如若断炊，那将是何等可怕的灾难。那是一个孤悬在戈壁荒漠上的单位，倘若驱车数十公里去借贷，同在一个困难地区，人家的仓库存粮也不会多，能拿出多少粮食来借给你？即便借给一二十万斤，也只能凑合三几天。搞代食品，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精神可嘉，但是戈壁滩上无树皮可剥，无野菜可挖，就只有一点稀稀拉拉的骆驼草，那时职工讲笑话，说骆驼草籽还有羊肉味。但以后一化验，骆驼草籽含单宁很多，人吃了不行。这一下连草都没有了，怎么办？这还不算，在粮食供应脱节的同时，燃料煤炭也快用完了。
1961年1月12日，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领导刘昌、周秩等人给刘伟副部长发来特急电报说：工地气温零下度，我厂用煤十分紧张，库存煤只能用到13日，外面的煤运不进来。1月2日到11日，从新疆柳树泉车站发出1050吨煤，至今只收到200吨（正常情况2天即可运到）。并且发现玉门东、酒泉、柳树泉车站已卸去我厂235吨煤，其中125吨是根据乌鲁木齐铁路局6日5012号命令卸的，据我厂催运人员反映，乌局管辖的几个车站仍在继续卸车，现在追查中。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已派出干部沿途查询押运，如不能很快进煤，不仅全厂吃饭、采暖即无煤用，更严重的是仓库里的国外设备有冻坏的危险。请部通过铁道部制止有关铁路局和车站卸车，并协助我厂早运煤进厂。
周秩当年在东北剿匪时，曾缴获了谢文东的战马，1957年7月，他从解放军后勤部宣传部长的职位上调了出来，担任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厂长。周秩说，我们刚到这个戈壁滩创业，脚跟还没站稳呢。那时候风沙很大，我们用的基本上是吉普车，前面的玻璃都打毛了。一刮风都是灰尘。人们说，这里风不多，一年刮一次，一次刮一年。人住在帐篷里，一刮风就得起来拽着帐篷，要吹跑了就连个遮身的篷子都没了。另外喝水也是一大困难，用火车、汽车运，一吨水等于一吨汽油的钱，那真叫滴水贵如油啊。早上用过的水不能倒掉，留着晚上再用。特别是进去以后的第一个冬天，什么都缺。冬天在帐篷里睡觉，要戴上皮帽子，戴上口罩，穿上大衣，再盖上被子，我们叫全副武装睡觉。火炉到半夜灭了，火炉上头的那壶水到早上就结冰了。早晨睁开眼，被子上枕头上都落了一层沙子。1961年冬天，粮食已经很紧张了。当时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戈壁滩上尤其严重。那时我们职工大概一个月才二十多斤粮食，那算多的了，后来连这点也分不到了，最后只剩了几天的粮食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大缸子，我保存了好久，主要是喝稀饭。那时候炊事员的权力也是很大的，他那个勺子舀深一点儿舀浅一点儿都不一样，舀深一点儿你就吃得饱一点儿，舀浅一点儿你就只能喝稀的了。不过能喝稀的也好啊，也能顶点儿饱。到了晚上实在饿得不行了，怎么办呢？我们那时就买些酱油膏，泡一碗酱油膏一喝，再躺倒睡觉。我们全厂的人，包括我在内，全部浮肿了，脸上身上一按就是一个坑，一按就是一个坑。向上级报告了之后，从南疆紧急给我们调粮食，我们把全厂50台最好的解放牌新汽车调去运粮，从南疆运到吐鲁番火车站，再运到我们那里。从南疆运到吐鲁番来回一趟3600里，15天才能运一趟。这样陆陆续续运了两百多万斤粮食过来，算是救了几天的急。那时确实特别紧张，几万人在戈壁滩上，周围几十里地没人烟，往外疏散都很难。
21。再困难也不能不管（2）
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当时在底下蹲点，主要在兰州铀浓缩厂和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这两个厂来回跑。袁成隆说，那个时候啊，正是国家最困难的三年，西北一带那更困难，没粮食吃。中央很着急，很关心我们这俩厂子。中央有的同志提出来，要撤，坚决主张撤，除了一部分留守的，把人赶紧撤出来。其他不要了，人要保证。他这意见也是有道理的，国家到处都是困难，哪儿弄粮食去啊。但这个厂的厂长周秩跟我商量，他说咱们不能撤啊，一撤这厂子就完了，将来就难办了。我同意他的观点。我说咱们是不能撤，原子堆的建设费好大劲啊，好多东西是不能停的。一停，将来就不能再开了。我们向甘肃省委省政府反映，汪锋那时候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他到我们的厂子去看了。后来还是地方想办法，挤点粮食给我们，把厂子保下来。
那时人们受处分最多的一个原因，很少会是别的，就是因为一个吃字。一个姓高的医务室主任受到处分，是他到食堂帮厨时多吃了21个馒头。从四川运咸菜的车皮到达车站，保卫科长的妻子听说后，带着几个学生去捡吃已经发臭的咸菜，她的丈夫因此遭到牵连。一位曾两次到苏联实习的技术骨干，也因为将食堂的两个土豆悄悄地装进大衣口袋，而再三受到大会小会指名道姓的批评。
困难时期，厂子里连汽车也停了，人们上下班都是步行，没吃的，就在兜里放两个土豆，走到厂里的时候已经饿的差不多了，只好先吃土豆。粮食没了，土豆眼看也没多少了，周秩就给中央打电话，甘肃省在自己极端困难的处境中，仅用三天时间就给他们弄了一列车土豆。因为是冬天，土豆从外面天寒地冻中拉过来，不敢往暖和一些的地方存放，怕给化掉了，土豆一化就坏了，根本吃不成了，可又不能总放在外面。所以，火车到了以后，就赶紧把土豆给大家分下去。每个人是七天的量，得到各自的一份之后，也没办法保存，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土豆煮熟了。没有锅灶的人便在办公室里砌了个小土炉子，拿洗脸盆洗脚盆当锅用，先把土豆煮熟了，然后再放进旅行包里。
西北的几个厂子连连告急，事情报到上头，薄一波找到刘杰，警告说，刘杰你要注意啊，要撤的话就赶紧早撤。西北三天撤不出来，那时还没粮食的话你怎么办？
刘杰说，我一听，更感到问题的严重。聂总知道了，也说刘杰啊，你要照顾大局，尖端武器、核武器是大局，国家困难，粮食缺乏，要求大力精简，也是大局。所以，在那种紧急情况下，我们也适当地减了一些人口，鼓励有门道的人自谋职业。也有很多人不辞而别了。长期营养不足的必然结果是职工体质急剧下降，疾病环生。由于粮食、副食品匮乏，环境恶劣，加以职工与家属长期分居等困难，二机部系统的职工队伍不稳固，自动离职逾假不归的估计有一万余人，其中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和在这里施工的建筑职工有五千来人走了。但不管怎样，我们力求不影响最关键工程的进展。我们提出保人、保机器，大家两只手，左手抓生产，右手抓生活。最后没办法了，发枪发子弹。发枪弹干什么，打黄羊，打野兔子，到附近山上去打野牛，捕鱼，搞生产。有些做法今天看来是很不好的，破坏生态，危及野生动物，但在当时情况下确实顾不了这么多，只能想尽法子把难关渡过去。
苏耀光是九院实验部副主任，他说，我们设计组有一个人，到“文革”时，被人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找我调查，我说，这个人业务很好，责任心强，没听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啊。对方说，他骂街。我一听，想起来了，原来是他在困难时期，吃的一个窝头放在桌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