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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米修斯的神，他甘愿忍受重罚，忍受鹰的啄食，也要把火偷到人世间来。在中国古代传说里，钻木取火的燧人氏，虽然并未因此而犯了什么天条，受到处分，但也好像没有什么纪念他的节日，凭吊他的庙宇之类。
然而奇怪的是，千百年来，老百姓却怀着敬畏之心，供奉那红面孔的火神爷，对取火的燧人氏倒一般对待。这很可以了解中国人欺软怕硬的性格，燧人氏的火，不过烧饭煮菜，而火神爷的火，却是要烧掉房屋烧死人的，所以谁厉害，就拍谁的马屁，就对谁磕头如捣蒜，就对谁山呼万岁。于是，那些反文明的凶神恶煞，耍起野蛮来，也学这一条，当火神爷。一个烧字，统统化为灰烬。这大概是普罗米修斯，或者燧人氏绝想不到的负面作用，他们二位盗来或取来的火，竟还有这样可怕的功能。
秦始皇焚书，用火；项羽焦土阿房，用火；而汉末的董卓毁灭洛阳这个城市时，也用火。同样是放火，文化层次愈低，野蛮本性愈甚者，也烧得愈无选择，悉皆付之一炬。秦始皇焚书，至少他还有一份理智，医学农林的书他还是不烧的。项羽把阿房宫烧得瓦砾不存，但长安都城无恙。而董卓焚洛阳，就是要从地图上消灭这个城市了。他最野蛮，所以他最凶恶，不加区别，一律烧光。
史称：董卓“豺狼也”，是个杀人成性，无恶不作的军阀，他的兵士部曲，也多以仇视中原的西凉羌胡充任，上下交征恶，这才把洛阳烧得如此彻底的。所以，野蛮的精神基础，是建筑在整体愚昧上，正因为这种愚昧，才对文化、文明、知识、科学的产生憎恨恐惧之心。再加上专制严酷的高压统治，和物质生活的贫穷匮乏，社会的封闭与不开化，以及思想禁锢，和神人双重迷信的泛滥，野蛮越出理智的常轨，必酿成可怕的具有毁灭性的历史大倒退。
而作为这股野蛮力量的前锋人物，几乎无一不是充满报复狂的不可理喻的心理变态者。烧杀抢掠，就成他们宣泄的手段，董卓迫不及待地进军洛阳，来了就抢，抢完了杀，杀完了烧。关中连绵数百里，两汉经营数百年，全被董卓这样一个疯子毁了。
因此，火虽然给人类带来福祉，但也会带来严重的灾难，这大概也是中国人敬畏火神菩萨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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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文三国（1）
旧时的京剧舞台上，著名的老生，言菊朋老板有一出脍炙人口的戏，叫做《让徐州》。看过他戏的人，如今大概不是很多了。但由于当时有一家叫“百代”的公司，做过这张唱片，造福后代戏迷，所以现在还能够听到。
这是言派的拿手戏，他把那个徐州刺史陶恭祖，演得温文儒雅，慕贤若渴。他创造的唱腔，字正句清，精致细腻，婉转曲折，回肠荡气，真有一唱三叠，余音绕梁之感。三十年代，言老板在上海天蟾舞台唱这出戏，很叫座的，称得上风靡一时，观者若鹜。
看京戏，并不在戏，遂有“听戏”一说。因为旧时戏园子里，卖瓜子糖食的，提水壶沏茶的，送热手巾把的，川流不息，像走马灯似的。即使非常有名的角儿，台下照例这样闹闹哄哄的。想认认真真看戏，实在有些困难。真想听戏的人，索性在楼上后座一靠，闭上眼睛品味。这大概也是中国人的一种很了不起的，说归说，做归做，你归你，我归我，正面是一回事，反面又是一回事的习性。
名曰看戏，实际却在那里谈价钱，做生意，拉交情，套近乎。名曰喝茶，踱进茶馆，意不在茶者多，而是听弹词，扯闲淡，吃点心，看堂客。名曰开会，手捧茶杯，个个落座，上面发言，下面看报纸，打瞌睡，织毛衣，练气功者，各干各的。名曰义演，贡献之余，也无妨其拉赞助，要回扣，索酬金，讨高价，为了腰包奋斗。所以，《让徐州》的这个“让”字，不过是刘备为谋立足之地，表现得斯文一点的夺取罢了。
这出戏，剧情很简单，徐州刺史陶谦老了，本来应该把刺史牌印传给自己儿子，但陶谦高风亮节，举贤荐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要让位于解了徐州之围，如今屯兵在小沛的刘备。这样子虔诚地让出自己的交椅，差点都要跪下来央求刘备接受这份官职，在中国历史上实在罕见，所以就编成了戏文，弦歌不绝，一直唱到了现在。刘备也是难得的谦虚，别人打破头，削尖脑袋，就为了做官，可他，说什么也不肯接这个印。于是抱病的陶恭祖，在天蟾舞台上就是那位言菊朋老板了，一口一声，皇叔啊皇叔，恳求他走马上任。这时，有一大段四字句的唱词，声声紧催，字字动情，总能激起台下观众一片叫好喝彩之声。
《三国演义》第十二回，写的就是这段故事，当然，并不符合历史真实。陶谦根本没让，但他两眼一闭，刘备捡了个便宜，倒是真的。目的达到，话就可以尽量说得动听了。于是这两位成了“温良恭俭让”的典范。
历史上并没有让徐州这一说，完全是民间文学一厢情愿的创造。
虽然糜竺传达过一句陶谦病笃时的话：“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而这位先生此时已完全站在刘备一边，而且很快就有郎舅之谊，事先造一下夺权舆论，也未可知的。其实正史称陶谦这个人，寡廉鲜耻，陈寿在《三国志》里说他“背道任情”，“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并不是一个好东西。
《三国演义》虚构这场三让徐州的情节，倒不是为后来的言菊朋老板唱戏考虑的。罗贯中是为了突出刘备的忠诚，仁义，谦虚，逊让和施恩不图报的高尚品格，才不得不让陶谦也随之被美化，若是一个政绩很坏，名声很臭的州牧，刘备让来让去，那岂不是一种虚伪了。
所以，戏文是戏文，生活归生活，尽信书不如无书，有时候是当真不得的。
在封建社会里，为一顶乌纱帽，即使是亲兄弟，也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别说史书中那些禅让，是冠冕堂皇做给人看看的，《三国演义》中的这个陶恭祖，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屁股从交椅上挪下来。那个汉献帝做皇帝做得多苦啊，连怀了孕的老婆都保护不住，最后被曹丕一脚踢开时，不也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舍不得丢掉王位嘛！
一般来讲，凡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上自天子，下至里正（也就是街道保甲长之流），是绝不会心甘情愿把权拱手让人的。除非屈服在某种压力，如果不放弃权力，可能还要失掉更多（包括脑袋）的情况下，才会乖乖地腾出位子。尽管孟德斯鸠说过“久握权力会使人腐化”，但所有这些大小官员，宁愿被腐化，也不愿交出权力，这大概也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戏文三国（2）
但《三国演义》却创造了这样一个让贤擢能的千古佳话，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老百姓的心理和愿望。因为，历朝历代骑在人民头上，那些作威作福的，无德无能的封建统治者，谁也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皇子皇孙，无论好坏，老百姓根本无权选择。幸运碰上一位不那么坏的，不致草菅人命，那就谢天谢地；而若是相反，老百姓就得遭殃，而无以为生。所以，人们才喜欢听《让徐州》的说书，看《让徐州》的戏文，实际上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情宣泄，和乌托邦式理想的寄托，取得一种虚幻的满足罢了。由于这出臆想的戏文，更接近老百姓所希冀的，但难以实现的美丽憧憬，所以唱的人也好，听的人也好，便不细考究历史的真实，而能津津有味地陶醉其中了。
说到底，《让徐州》是一段伪托的历史，是戏文中事罢了。但作为言派的看家戏，值得一听，可如今，大概很难找到一位像言老板那样出色的演员，唱这出戏了。
灭绝人性的款待
中国人之善良和平，谦恭仁爱，在这个世界上，是数得着的。但某个皇帝，某个军阀，或某个什么也不是，手中有杀人之权柄，一旦暴虐起来，那份残忍之心，也着实可怕。古代在刑法中，有一条凌迟罪，那简直比医科大学里的解剖课还麻烦。行刑的时候，刽子手要将犯人一刀一刀地割切，用刀必须达到三千多次，还要保证罪犯不能马上毙命，所以，凌迟一个罪犯，常常要两天工夫。这种处决的方式，已失去任何惩罚的意义，而是人类最丑恶的变态心理的残酷发泄而已。
在中国旧小说中，有许多血淋淋残忍的描写。《水浒传》里那十字坡孙二娘开的黑店，如何将人肢解，肥的当馅，瘦的当臊，著书人一点也不觉得多么不妥地津津乐道。武松为张团练所害，返转来进行报复，不但将仇人的脑袋砍掉，连无辜的家属，使女，也一并杀死，著书人描写时，可谓有声有色，淋漓尽致。等到李逵劫法场去救宋江，挥开两把板斧，逢人就砍，许多看热闹的群众，也成了刀下之鬼。扬州说书中，光这一段屠杀无辜的场面，能说上好几天。这种以血腥为乐，以杀戮为快的残忍心理，很足以表现人类潜意识中的恶本质的。
《三国演义》里，曹操杀吕伯奢一家，杀管粮官，杀吉平，杀贵妃……充满了血腥气。而那个猎户刘安，杀了自己的妻子，挂在厨房里，将她臂上的肉割下来，炒出几盘菜肴来，供刘备食用，则是尤为令人发指的残忍。这是刘备被吕布赶出了小沛，匹马逃难，且投曹操途中发生的事情。因为途次绝粮，夜宿一个猎户家求食，此人闻豫州牧至，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作者以平淡的笔墨，写这一件惨绝人寰的事情，面不改色心不动，实在是很可怕的。
因仇立意杀妻者，有之，无心误伤杀妻者，也有之。像刘安这样把妻子当成一只羊，一口猪，杀了待客，还说是狼肉，自有人类以来，大概也少见的。虽然，在此之前，杀了亲生儿子，烹制成一道菜呈给君王者，在此之后，杀了自己的爱妾与部下将士共餐者，这种人性泯灭的事，也并不乏见。无论如何，只是因为寻不着野味，而把老婆宰了拿她的肉来顶替，除非此人丧心病狂，是疯子，实在是让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不能接受的。
上帝在伊甸园里，赋予亚当、夏娃那种男女情爱的本能，正是人类于摇篮中就有的最基本的感情，在此基础上才得以子孙繁衍，才有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姑且撇开这些不言，作为人，一个生命载体，有她几乎是本能的求生欲望，只是为了贵客盘中的一道菜，就给杀了。而视他的妻子，如同栏中圈养的猪羊鸡鸭的这个丈夫，做出这种绝对是反人类的罪行，姑且把他当作神经上的不正常。但写书的人写了，不以为荒谬绝伦，评书的人评了，漠然不动感情，真是令人骇异。
毛宗岗评到这里，曰：“刘备以妻子为衣服，此人以妻子为饮食，更奇。”只是有一点点不以为然的意思。李卓吾在回目后曰：“刘安杀妻，固非中道，犹胜吕布因妻而杀身者也。”虽然有否定之意，但觉得他杀妻杀对了，至少比吕布强。这位在当时属于思想解放一流的李贽先生，竟不抗议一声，就有些莫名其妙了。
由此可见，人道主义，在古老的中国历史的残暴和愚昧中，是无法植根的。
另一位《三国演义》的评点家李渔，可能有些看不过去了，此公是特别钟情女性的。所以他从创作这个角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