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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赤壁（1）
曹操这个人，他的伟大之处，是胜得起，也败得起。不像有些人，胜时，贪天功为己有；败时，半点自我检查也不写，把过错全部推给别人。得意时，嚣张，不可一世，失败时，便孬得把头缩到裤裆里面。
他在翦除袁绍以后，一鼓作气，平定乌桓，肃清残寇，招徕贤才，拓边安民。至此，冀、青、幽、并、辽，西到大漠，东到渤海，整个北方中国，一统于曹操手中。对汉王朝一个最挠头的问题，也就是北方匈奴频繁扰边的积患，总算解决了。终曹操一生，平定的北方边界，没有使他再担忧分心过，这不能不说是大成就，大功绩。所以，当他站在白浪拍天的渤海之滨，那踌躇满志的心情，那神采飞扬的姿态，那“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的诗怀，肯定是快乐得胡子都飞扬起来的。
他赢了，不树碑，不立传，不要人们对他山呼万岁，而是做诗。就是毛主席在北戴河写的“东临碣石有遗篇”了，这种胜利者的潇洒，古今罕见。
很显然，他从山东进军洛阳，掌握住汉献帝以后，一个最重要的战略决策，就是要除掉袁绍这个在长江以北的唯一与他抗衡的不能两立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强敌不除，中原不保。没有一个巩固的北方，曹操休想越长江天堑一步。然而，就在辽公孙康杀袁尚、袁熙和速扑丸，函首送诣曹操的建安十二年，也是诸葛亮隆中对策出台的一年，这种重新划分政治版图的设想，不能不使曹操震惊了。
诸葛亮出山时的隆中决策，实际上对三国的政治轮廓，重新划分，虽未尘埃落定，但也是基本成型了。在历史上的曹操，和在《三国演义》里奸诈枭恶，残忍嗜杀的曹操，不完全尽似，他实际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如今，已很难于史料中发现曹操对诸葛亮这一战略思想的态度，但深谋老算的曹操，不可能对如此牵涉政治格局的新思维，会无动于衷的。他的谍报系统，不会那么无能，他的智囊团，不会略无动静。于是，迫使他提前实行战略重心的南移，要腾出手来对付荆州的刘表和江南的孙权，也是针对诸葛亮的这个三分天下的战略。
于是，曹操几乎是不容间歇地挥师南下，大概有其对诸葛亮决策的反弹意义在内。否则，他不会不顾谋士多次建议休整，把曹仁派驻樊城，准备夺取刘表的荆州，更主要是防范有强烈拓展野心的刘备。起用这样一员亲信将领，可见他对南下的重视程度。一、曹仁是嫡系部队；二、曹仁是有政治头脑的一员猛将；三、曹仁和刘备作过战，深知对手。可见曹操防刘备，甚于孙权。他是不希望出现诸葛亮所设计的三足鼎立局面的。他的战略目光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地落在了刘表的荆州版图上，让刘备无立足之地，也让诸葛亮的新思维，无用武之地。
其实，也有人建议曹操，东吴更是心腹之患。但他很清醒，虽然孙权实力远胜刘备，但刘备在诸葛亮的辅佐下，政治上提出三分天下的主张，军事上，出新野，攻樊城，烧博望，势不可遏。在取得刘表的荆州土地，也已到了瓜熟蒂落，坐享其成的地步。因此，对曹操来说，刘备比孙权，有更大的危险性，这两个人的存在，同是他的障碍。但他不可能两拳并出，在时间上必有先后之分。曹操的兵向荆襄而去的决策，显然是正确的，而且果然把刘备打了个落花流水，落荒而走。
这样，他又赢了，不但得到了荆州这块地盘，还打乱了隆中对策的时间表，不得不往后移了，至少晚了一两年才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如果，曹操头脑能够冷静下来，不急于发动赤壁大战，而是像南征前，进行军事准备；在政治上采取休养生息的方针，使荆州成为巩固的后方，那么，历史恐怕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现在，弄不懂曹操为什么那样执迷于一举而下江东的雄图大略？一个领袖人物，他的性格因素，感情作用，常常左右他的决策。一个太相信自己的领袖，最怕脑袋发热，自信自尊加之偏执，无不给国家人民造成灾难。而在历史上，功高之主，容易发热，功并不高的主，也同样发热，甚至有的其实无功，只不过是虚火，照样热得发昏。热的结果，便是胡来，胡来的结果，便是老百姓遭殃。这些发热的领袖们，一是听不进别人的正确意见；二是把以前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弃之不顾；三是偏执到病态的程度，错了不认错；四是输不起，输了还要找个替罪羊，替他搪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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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赤壁（2）
很可能曹操在拿下荆州以后，功成业就，心满意足，开始头脑发热。置酒汉水之滨，庆祝克捷大会，那个说服刘表之子刘琮降操的文人王粲，捧起酒来，吹捧曹操：“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尽力，此三王之举也。”
一般说，失败的后遗症，是畏缩；胜利的后遗症，是狂躁。此刻的曹操，比在渤海边，碣石旁，更不可一世了。他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完成他的“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宿愿，立万世基业了。
胜利接着胜利，在乘胜之威的追击途中，从统帅到士兵最易出现的倾向，一是急躁情绪，二是轻敌思想，三是由急躁、轻敌而形成的迷恋武力解决问题，但求速战速决；对于武力以外的克敌制胜之法，往往被急功近利者因其不能立见成效而疏忽摒弃，以致求快不快，反而忙中有失，这就是所谓的冲昏头脑了。
从魏武挥鞭的胜利，到火烧赤壁的失败，曹操的这个历史教训，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值得深思的。有的人，有了点本钱，马上喜不自胜，有了点权势，立刻情不自禁，有了点名气，忙不及地招摇过市，有了点成绩，脑袋便开始发热，好像天和地之间，简直摆不下他。于是，指手画脚，为所欲为，信口开河，逐渐走向反面。如果曹操想到华容道在等着他时，能够冷静些，清醒些，谨慎些，多思些，也许不致那样狼狈了吧？
不过，他输得起，他给自己下台阶，他说，我自己要烧船的，周瑜不过徒得虚名罢了。然后，带着人马，杀向潼关，扑灭马超、韩遂在后院燃起之火，巩固阵脚去了。
是真英雄，赢是好汉，输也是好汉。只有苍蝇，碰了壁，才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诗人曹操（1）
历史好比一座出将入相的舞台，生旦净末丑，各类人物都是少不了的。所以，耍笔杆子的，自然也要走出来亮一亮相。尤其中国是一个文化古国，翻开二十几史，文化人在这个舞台上，还是少不了的角色。古往今来，没有文人这个行当，还是真的要少了许多热闹。所以，文人很像凡中药方里都有的甘草一样，多一分不嫌多，少一分也不嫌少，但完全没有这味药，君臣配伍就要成问题，文化人就是要起这样一个点缀角色的作用。
在有皇帝的封建社会里，歌舞升平的随班唱和啊，文修武治的山呼万岁啊，歌功颂德的封禅加冕啊，皇恩浩荡的树碑立传啊，没有文人的帮衬，那许多场面的色彩，就怕不会那么精彩了。因为，数千年来，这样用惯了文人，也使他们出了风头，遂养成了其中一部分人，那种时刻准备着的，只要一掀帘子，就能登台献艺的本事。开场锣一响，便马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表演欲强烈得过头的文人，甚至锣鼓家伙还没敲起来，就会情不自禁地跳梁出来，在那里卖老、卖俏、卖苦、卖骚、卖病、卖隐，乃至于卖寡廉鲜耻，卖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舜蹁跹”了。
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是耐不住，二是不怕丑，三是挺自得，这或许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人类不护细行”的职业病了。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小说，写了那么多的帝王将相，笔锋之余，描绘了三五个文人雅士凑趣，也是理属正常的了。现在看起来，魏晋文人，特别是建安时期的几位作家和诗人，也许是中国最早意识到作为文学家存在于社会之中的独立个体，他们作为文学家的个性，更为突出了。在此以前，像司马迁、班固、班婕妤、司马相如、枚乘、邹阳之流，他们的身份，主要还是附庸于帝王贵族的官员，清客，幕僚，侍从，或者竟是医祝巫仆的三教九流之类，这种职业身份，压倒他们的文学家身份，而文学不过是他们讨好皇帝老子，巴结王公贵族的一种谋生手段，很少作为表现自我的工具。到了汉末，这些文人，就是以文学为名，以文学为生存手段，为文学而文学，以文学来表现自己了。至于职务，只是形式或象征意义的事情了。
在中国文学史上，管这批以文为生的作家，叫做“建安七子”，因为他们都是在汉献帝的建安年代，活跃于许都的诗人作家。那时的中国，在文化上有点号召力的，主要是曹操父子，其次是刘表。至于江东的孙吴，那时还不成气候，而刘备则是一个无处存身的亡命徒，处于狼奔豕突的状态之中。在中国，一旦落到肚子吃不饱，生活不安定的时期，领导人便只会革命文化，而顾不上建设文化的。而自身文化素质很低的皇帝，更把文化视为末流了。回顾五千年文明史，中国文化的历次毁灭性劫难，大半是这些人造成的。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他的诗写得有气概，有声势。而且，他能花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就因为她的诗把他感动了，这绝对是诗人的浪漫行径，别的领袖人物未必有这等胸怀。他还让蔡文姬，把她能记下来的她父亲蔡邕的已被战乱毁灭的图书文字，整理出来，不致湮没，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行为。可就在十年浩劫期间，多少珍贵书籍被化成纸浆，再生产成擦屁股的卫生纸；多少稀世文物被砸被毁，从此成为绝响，这种文明与愚昧的倒置，不知道历史是进步还是倒退？
曹操在平定吕布、陶谦、公孙瓒、袁绍、袁术以后，公元196年的许都，有了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才使得他有可能在文化上有所建树。加之他手中汉献帝这张王牌，对士族阶层，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招徕作用。“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延揽了一批像崔琰、孔融这样的大士族和大知识分子，遂形成了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当时，到许都去献诗作赋，吟文卖字，便是许多有名和无名作家竞相为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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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曹操（2）
当时驻镇在荆州的刘表，是一个志大才疏式的人物，号称八俊，喜以风雅自命。这种经常舞文弄墨，偶尔谈诗论经，平素要找几个文化人装点门面，动不动来上几句酸文假醋的官僚，是我们中国官场的土物产品。凡是文人，哪怕是假文人，也有不大肯安生的毛病。由于中原混战之际，他在荆州，得以偏安一隅，经营他的地盘，相对稳定，而且也网罗了像王粲这样的很负盛名的文人。因此，他在文化上，也想与北方的曹操分庭抗礼。其实，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被人咏唱了几千年，而现在看刘表，不过以文博名的无聊政客而已。
项羽烧阿房宫的时候，不会想到做诗，到了乌江四面楚歌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