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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政治行为，都得把握其一张一弛，有收有放，包括极其表面层次的，例如打出来的任何旗帜、口号，都不宜过头，凡过头，强化到极致，必然走向它的反面。古往今来，有无数这样物极必反的例子，直至我们大家都熟知的“文化革命”，最后走到极端，不就悖谬到“革命文化”而成浩劫了吗？
刘玄德的仁义，有时也很害了自己的。取荆州，就是一个例子，刘表病笃，孔明建议他取荆州，以拒曹操。他也认为“公言甚善”，但又说：“备受景升之恩，安忍图之。”孔明警告他：“今若不取，后悔何及！”他那仁义劲一上来，罔顾其他。“吾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随后刘琮将荆州献于曹操，伊藉和孔明都劝他“以吊丧为名，前赴襄阳，诱刘琮出迎，就便擒下，诛其党羽，则荆州属使君矣”。刘备又是那一套：“吾兄临危托孤于我，今若执其子而夺其地，异日死于九泉之下，何面目复见吾兄乎？”于是本来唾手可得的刘表的荆州，变成曹操的荆州，然后又变成在道义上是孙权的荆州。他呢？无论诸葛亮用怎样的言辞，强词夺理，说到底，也是暂借栖身荆州。
益州，又是一个例子，本来到益州，就是图谋这方土地。庞统、法正都劝他对刘璋“就筵上杀之，一拥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事不宜迟，只在早晚图之”，而刘备却说：“刘季玉与吾同宗，不忍取之。”结果，他还埋怨庞统：“公等奈何欲陷备于不义耶？”此时要仁义，最后又大动干戈，不是十足的伪善，便是二十分的愚执了。荆州和益州，都坏在刘备的坚而不决上。他不是不想要，而是想在无碍于他的这种仁义诚信的招牌下要，那当然等于白日做梦。
旗帜不妨打，但要因时因地因利害而变，所以庞统说：“乱离之时，因非一道所能定也。”这是具有辩证法的观点。
他说得很清楚，也很实际：“且兼弱攻昧，逆取顺守，古人所贵。若事定以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严格地讲，只要是非我之物，占有的本身，就不可能有公理正义可言。但在那个占有、被占有，和反占有的时代，诸侯间不停地重新绘制政治地图的时代，弱肉强食，是历史的必然。腐败昏昧的政权，垮台只是时间上的迟早罢了。你不吞噬掉的话，别人也会毫不客气地要下嘴的，这里不存在任何感情上和道义上的契约责任，甚至哪怕信誓旦旦的盟友，此时最佳之计，吃掉他，也许倒是救了他。要是成为另外一个凶悍者的俎上肉的话，那日子说不定会更糟一些。
一个目标物放在那里，人人都想获得它，在这个目标物未明确落入谁的手中时，角逐者的争斗，便一刻也不得安宁。只有争夺已经无望，归属成为定局，大家这才会停下手来，这就是法正劝谕刘备取西蜀时，所说的“逐兔先得”的规律。于是，视情势而定，该取则取之，不该取则决不伸手；该取而不取者，谓之愚，不该取而取者，则谓之妄，都是偏颇的行为了。
刘备，一次次地被他的那些虚假名声，误了大事。庞统说，事当决而不决者，愚人也。刘备所以成不了大气候，他的虚张声势的仁义诚信，不也成为他碍事的包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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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玄德的仁义（2）
所以，什么事情，都不宜绝对化。适可而止，最好，留有余地，则更主动些。陈琳与《檄豫州文》
汉末，袁绍与曹操在争雄中原的时候，曾经让他手下的一位诗人陈琳，替他写一篇《檄豫州文》，声讨曹操。
陈琳原是朝廷重臣何进的主簿，参与机密的重要僚属，曾经谏阻何进，不要轻率地召外兵来中央诛除宦官，因为这种游戏，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结果屠户出身的何进不听，把脑袋玩掉了。陈琳怕因何进的关系被牵连，“避难冀州”。冀州是袁绍的根据地，而袁绍也曾是何进亲信。所以，就把赋闲在家的陈琳请出来，“使典文章”，无非看在老朋友面上，安排一份差使，有一份饷银而已。
所谓“使典文章”，某种程度类似现在的专业作家，是有空就来上上班，不来点卯也无所谓的闲差。但人家给你开工资，分房子，偶尔给你一点创作任务，当然也不好意思拒绝。其实，陈琳在建安七子中，是位比较有些平民意识的作家。他的名篇《饮马长城窟行》，对于修筑长城的徭役，给民众带来的苦痛，寄予极大的悲悯。可想而知，袁绍和曹操的这一场战争，对河北一带会造成多么严重的灾难，他该是什么态度了。但端人碗，就得服人管，只好“奉命文学”了。
檄文，用现代语言来讲，就是军事总动员前的舆论宣传攻势。据《三国演义》里讲，曹操看到陈琳的檄文时，他的偏头疼病正在发作，卧病在床。读完之后，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病竟然好了。文章能起到阿司匹林的镇痛作用，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要谈到文学的功能方面，最令历代文人们扬眉吐气的，莫过于此篇了。大概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历代皇帝对于文人也就不大客气，动不动大兴文字狱，要收拾收拾的。曹操在诛杀文人方面，名声也不甚佳，祢衡、孔融、杨修，都死在他的手下。连“建安七子”中的刘桢，因为胆敢抬起头来平视他儿媳妇一眼，就被送去采石场劳改。而对这个把他祖宗骂了个狗血喷头的陈琳，成为了他的俘虏，刚刚被提了来，倒是破例的宽容。《三国志》载：“袁氏败，琳归太祖。太祖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谢罪，太祖爱其才而不咎。”
《三国演义》在这里添了一句陈琳的辩解之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这倒是一句实实在在的话。一方面，他不否认是箭，而且恐怕还是一支利箭，这是他对于自己文学能力充满自信的表现。另一方面，认清自己不过是工具，袁绍手中的一支箭罢了，他扣弓弦射出去，箭是无法自己拐弯或者罢工的。显然，这种切合实际的自审精神，打动了曹操，不但放他一马，还安排他当了自己的记室，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的职务。文而优则仕，从此享受至少也是局、处级的待遇，比在袁绍幕下仅仅“使典文章”要得意多了。倘不是公元193年许都流行一场可怕的瘟疫，他未能逃脱厄运，弃世而逝，曹操还会提拔重用他的。
现在，重读陈琳这篇檄文，也真是把曹操恶心得够呛，丑化得够呛。而曹操能有这份雅量，一笑置之，也着实让人敬佩。如今那些热爱对号入座的老爷，像阿Q先生一样，神经衰弱到这等地步，因为他秃头，别人说光，说亮，也在忌讳之列，恐怕连曹操的一个小拇指也都比不上的了。
不知有人考证过没有，这种檄文是不是后来大字报的老祖宗？至少在批判之刻骨仇恨，揭露之刻薄狠毒，措辞用字的无所不用其极，和公开的斗倒斗臭等方面，是极其相似的。不过，那些年里，我们虽然创作出了差不多是天文数字的大字报，却没有一篇达到陈琳批曹操，骆宾王批武则天的檄文水平，真令人有今不如昔之叹。
陈琳的作品，后来大部都散失了，现在已无法窥其全貌。但从曹丕的《典论》里，把他排在“建安七子”中的第二位，仅次于孔融，可见对他的评价是不低的。魏文帝在《与吴质书》里还说过：“孔璋（陈琳字）章表殊健，微为繁富。”曹操俘获了他，而不杀他，也说明曹操对他的才华，是十分肯定的，否则就不会“爱其才而不咎”了。建安文学中的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的看法，如此一致，是很足以说明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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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玄德的仁义（3）
不过，一位作家，或者，一部作品，要想获得文坛的交口称赞，人皆褒誉，大概也难。文人相轻，是作家诗人根深蒂固的劣根性。你说好，我却摇头，你说不好，我偏赞赏，由于这种文学批评中感情因素作祟，常常是一叶障目，而褒贬也就必然颠倒是非了。曹植和他的老爹、老哥的称赞恰恰相反，对于陈琳就颇有微言，在《与杨德祖书》中，说到陈琳时，“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类狗也……”
这位才气横溢的公子，说出这番酸溜溜的话，和他那时的处境不佳，情绪恶劣，是大有关系的。宫廷里的接位之战，弟兄们的权力之争，加之大多数文人围着五官中郎将的曹丕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学上，这位七步诗人都处于劣势，因此过着又恨又怕又嫉又不甘心的日子。所以，曹丕说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就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未来也”。一定要唱个反调，这也是在无可奈何的状况下，求得心理平衡的一法了。后来，曹丕当了皇帝，他不断上书效忠，曹丕死后，曹睿登基，他给这个侄子，又接着上书致敬，其中有许多言不由衷的话。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所谓“辞赋小道”，“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的言论，是有一种矫情成分在内的。
加之，他是贵族，对于平民，和反映平民疾苦的作家，自然会有一种天然的隔阂。在文学史上，贵族文学和平民文学的分野，从来是泾渭分明的。正如今天一些描写现实生活的作品，不大见容于那些在象牙之塔中的唯美主义者，为艺术而艺术者，和新潮先锋一族，以及生吞活剥西方现代派的二道贩子们，不是一回事。他们一看这些反映生活面貌，社会现状，百姓想法，大众心声的作品，甚至还没有看，就摇头，就撇嘴。这和曹植生活在深宫禁院之中，陶醉于醇酒美人之间，不理解《饮马长城窟行》的那种役夫们抛妻别子，背井离乡，饱受残虐，度日如年的悲苦境遇，也不理解陈琳创作的要旨，是完全相通的。吃得太饱的人，是很难体会饥饿的滋味，所以，指望打饱嗝的文学，把饥饿的感觉写出来，那大概和痴人说梦也差不多了。
作家是精神生产者，自然要有一点精神，特别是创作的自信心，如果缺乏的话，总是自惭形秽，大概很难写出什么宏篇巨著来的。陈琳自谓与司马长卿同风，这种自信，是无可挑剔的，曹植也曾说过“孔璋鹰扬于河朔”，说明他承认陈琳并非凡庸之辈。如果，就司马相如拼命往贵族文学中挤去，替那些后宫里失宠的贵妇人，写她们的哀怨和性苦闷，予以考察的话，《长门赋》里的凄怨，未必有陈琳诗篇中的长城脚下的血泪，更令人震撼呢！从这个意义上讲，陈琳很自信地和司马相如相比，也就没有什么“画虎不成，反类狗”的话柄了。
其实，陈琳不但有自信的一面，在《三国志·吴书·张昭传》的裴注中，我们还看到他自审的一面。“见陈琳作《武库赋》、《应机论》，与琳书深叹美之。琳答曰：‘自仆在河北，与天下隔，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故使仆受此过差之谭，非其实也。今景兴在此，足下与子布在彼，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
他很清楚自己，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