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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已经再无颜回到蜀中去了，仇未报，恨未雪，折兵损将，败师白帝，只有死之一途了。于是，这八阵图，为彻底失败，找回来一点面子。
若从三顾茅庐那份求贤若渴，敬若神明的虔诚来看，刘备是不应该有此次大举伐吴之事。即使退一万步，如此重大战役，至少不应该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军师排斥，而诸葛亮也不能不负责任地听任刘备意气用事。
因此，司马徽曾说诸葛亮辅刘备是“虽得其主，不得其时”的话，实际倒应该是“虽得其时，不得其主”，更准确些。这一主一臣，看似最佳搭档，其实也是貌合神离，何况还有关羽、张飞几乎半个主子身份的人，介入其中，使问题越发地复杂化呢？
三国纷争，自然是英雄大显身手的好机会，诸葛亮所以有“出师未捷身先死”之叹，非时之罪，乃主之过也。刘备在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对于诸葛亮并非虚怀若谷，言听计从，实质上是相悖而行的。加之儒家提倡的近乎愚忠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精神，遂有一系列的失败。
托孤时，刘备说的心腹之言：“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这番话里，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承认了他未能使诸葛亮发挥他安邦定国，终成大业的才干，以至于有今天之结局；二当然是主旨了，希望他能像辅他一样地，辅他的继承人阿斗。而成都为王之说，不过是把握了诸葛亮的忠诚，一方面是激他益发鞠躬尽瘁，另一方面也是先封死他的这种连万分之一都不可能的想法罢了。人称刘备枭雄，不是没有道理的。
由此可见，蜀之败，实乃关羽启其端，刘备承其后，祸由己出，无怪于天；诸葛亮空有补天之才，而不得施展，坐待其毙，这一切，与时遇更谈不上有什么关系的。
最后，他说：“朕早听丞相之言，不致今日之败，今有何面目复回成都见群臣乎？”此时，明白了，清醒了，也悔之晚矣！不过，总算刘备有了一份觉悟，这个句号，还应该算是画得圆的。比起那些死也不认错的人，躺在棺材里被后人数落，要强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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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吾的非议（1）
《三国演义》是一部从话本形式，也就是从历代说书人的口头文学，演变而来的小说，因此这部名著仍保留着原来作为说唱艺术的许多特色。所以，书中出现的那些可有可无的人情世故，天文地理，神妖鬼怪，轶事遗闻，纯粹是为了满足书场里的听众，主要是平头百姓的猎奇心理和求知欲望，才不近合理充斥于篇幅之中，而使人产生枝蔓横生之感。
到了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正好给作者提供了一个展示蛮荒夷域的机会，从八十七回，一直到九十一回，用相当于《三国演义》这部书的重头戏“赤壁之战”的宏大篇幅，来满足听众的好奇之心，可见中国人是多么津津有味地爱听这些玄虚荒诞了。其实这正表明了中国人被统治者愚弄得闭塞、无知、狭隘、局限的结果。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加之礼教束缚的双重桎梏，老百姓在物质上是被压迫榨取，任人鱼肉，在精神上是被思想禁锢，精神压迫。尤其孔孟之道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教诲，人们最终都成为循规蹈矩的，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的顺民。
因为这样，每个人的精神视野和想象空间，是极其有限的，而现实之严酷和动辄获咎的恐惧，也使良民们唯有安分守己，战战兢兢。于是在说书场中听这遥远的一切，也就是最大的寄托了。
所以，在中国，小说又叫作传奇，道理也许就在这里。
诸葛亮六擒六纵，孟获始终不买这个账，总是在释放以后，又卷土重来。如果说按马谡所见：“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所以他建议诸葛亮，对付蛮荒夷域的化外之民，光靠武力征服，只能奏一时之效。而要彻底使其膺服，他建议：“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
当然，一个正确的理论付诸实践。还有一个过程，不是人人都能说到并能做到。生活中有许多这样屠格涅夫笔下罗亭式的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人物，鲁迅先生一辈子深恶痛绝这些人。所以，他在遗嘱里告诫儿子，千万不要做这种空头理论家，和空头文学家。而文学界此等人还特别“茂盛”，夸夸其谈，全在唬功，嘴上把式，作品稀松；要不就贩卖洋货，乱甩名词，人云亦云，狗屁不通，甚至连马谡这两下子也没有。现在来看马谡这番话，是很有见地的，不能因其最后失守街亭，而非其言也。
诸葛亮自然认同这个道理，因此才六擒而六纵之，要以他的道德感召力，降服其心。
明代奇人，一代文宗李卓吾先生，在评点《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时，评到这里也捺不住性子，对诸葛亮有微言了。他说：“孟获却也顽皮，孔明却也耐心，想欲借此消闲过日乎？不然，何不惮烦一至此也！”诸葛亮本来派一个魏延用疑兵计，就吓得孟获不敢轻易挑衅。如此兴师动众，耗时耗力，人们不禁想，诸葛亮花如许兵力和时间，去与孟获作这种战争游戏。一位脸皮厚，输了不服输，放走了再来，一位也太愿意做戏，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演。这种反复，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是值得推敲的。
对于拥兵百万，武将如云，粮秣丰足，雄踞中原的曹操来说，在当时，算是绝对的超级大国，具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使得边远部落臣服，轻易不敢启衅。北攻乌桓，是力取。挥师千里，乘胜追击，不容敌人有稍许喘息之时。而诸葛亮的西蜀，北有魏国存虎视眈眈之意，东有孙吴怀觊觎窥测之心，因此，他不可能长期地把相当一部分军力，被牵制在蛮夷之域，从而影响他的北进计划。所以，这次南征，不仅是简单的手术刀式的行动，以制止后院起火。而是一次彻底解决问题的战争，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使得在未来北上作战，无暇旁骛时，南疆不再需他分心。诸葛亮南征孟获，用马谡计，是智取。或擒或纵，或诱或间，使其既屈于武力，又膺服于心攻，这无疑是正确策略。
因为武力，可以征服一时，不能持久，败者总是要设法反抗的。只有真正的心悦诚服，才能出现较长时间的平稳和平静的局面。所以，诸葛亮不惮其烦地降服孟获，也是求相安无事，有一个平静而不骚扰的周边环境，建立缓冲地带，无后顾之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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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吾的非议（2）
但是，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蜀国，公元222年夷陵大战，蜀败；223年刘备死，阿斗继位。短暂的休养生息，国力稍有恢复，诸葛亮就主张南征。这种杀鸡偏用牛刀之举，是否明智，真有大可怀疑之处。他从225年的3月起，对孟获捉捉放放，耗时费力，一直打到年底，才回到成都。这就等于苹果挂在树上，还未达到成熟程度就摘，未免操之过急了。可惜诸葛亮急于图功，227年又动干戈，出兵汉中。所以，他主持下的蜀国政权，只有战争，没有建设，事隔一千多年以后的今天来看，诸葛亮是个伟人，但也有其不能令人敬服的伟人缺点，那就是感情用事，固执己见，过于自信，罔顾实际。
人们不禁问，相对于蜀来说，孟获充其量，草寇而已，值得诸葛亮率师亲征吗？值得六擒六纵去做什么战争攻心试验么？
因为每次俘获了孟获，都是连同主帅到士兵统统予以遣返释放。所以，孟获的有生力量，并未受到蜀汉的沉重打击，以致到溃不成军的地步。只要人仍在，自然就心不死，这也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稍作休整，扩兵买马，必然又会倾巢出动。这也是孟获六次被擒而不服的根本原因。直到盘蛇谷全歼三万藤甲兵后，武装力量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他才算真正认了输。
这就是说，诸葛亮仅仅依赖精神力量去征服对手，而不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是不会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的。道德和文明的感召，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唯有在对手的战斗力基本丧失，已无可还手的可能下，精神作用才可以充分发挥。所以，归根结底，决定因素，还是在于双方实力的消长。
如果诸葛亮认识到这一点，早在一擒再擒时，就把不肯认输的孟获降服了。在文学上也是这个道理，拿出一部像样的，说得过去的作品，要比在大会小会，报刊上自吹人捧上一千句一万句，更有说服力。孟获所以不认输，就因为他手中有可恃的实力，不信，诸葛亮不烧藤甲兵的话，他会孬吗？
中国人有句俗话，“事不过三”，甚至“可一可二不可三”，但诸葛亮以至于七擒，这种“雷公打豆腐”的威猛，也摆脱不了中国人性格中，那种对于强者的怯懦，和对于弱者的施虐之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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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难辞蜀亡咎（1）
一个极其英明的政治家，也不可能不犯错误。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主持蜀政，南征北战，多有失误，所以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句话还是很有真理性的，伟人也难例外。
但是，要是能够保持头脑冷静，思想清醒的话，那么可以将错误的危害性减少到最低程度。如果掺杂进感情因素，明知其可为而不为之，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势必带来很坏的后果。
诸葛亮作为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典型，我们对其人格的伟大，所产生的景仰心理，是一回事情；但从其坚持错误的北伐政策，而导致蜀国过早地败亡，来剖析他的得失，则是另外一回事情。
他所以要上表陈词，因为大家反对北伐。主要是国力不强，人心思定，连年征战，不胜负担，当务之急，应该使蜀中人民得以喘一口气，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而诸葛亮却不顾这种普遍的抵触情绪，坚持他的北定中原，开疆辟土，恢复汉室，继承大统的方针。
第一，他从汉贼不两立，到蜀魏不两存，到有魏则无蜀，到“王业不偏安，惟坐以待亡，孰与伐之？”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魏虽有吞蜀之心，不过，曹睿上台后，举朝上下，是主张掘壕坚守，待吴、蜀内乱的。他错过了这样一个相对平静，可以养精蓄锐的时期。第二，因承受先帝伐贼之托，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这种感情上的义务，使他罔顾客观是否可能，贸然行动，很大程度是在维护个人的威信和尊严，是不足为训的。第三，他还错误地认为如果继续相峙下去，必然要出现突将无前，精锐不存的空虚状态。因此主张趁这些有作战经验的将领仍在时，早打，大打。这种思路和他没有说出来的，对于他个人的过于自信，和对后来人的缺乏信心是相联系的。其实战争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个别人的有无去留，是不起决定性作用的。因此，在刚刚结束的一次失败战争以后，连他自己都承认“民穷兵疲”，“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的情况下，又发动一次不量力的进攻，前景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了。
收在《古文观止》里的前后《出师表》，是诸葛亮最广为人知的文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及从这两句话延伸出来的杜甫的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便构成诸葛亮垂范千世的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