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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孔明所辅的刘备却不是一个英主，先以妇人之仁，坐失良机，后以匹夫之勇，火烧连营，而这些巨大失误，都是不听诸葛亮这位军师所致。而仅次刘备的关羽，算得半个主子，又是诸葛亮诸多重要政策执行中的障碍，荆州就是在这位骄矜的关老爷手下丢失的，而荆州易主，西蜀也就完了。和这样的主子打交道，怎么能称上是得其主呢？
相反，曹操麾下的那些谋士武将，未必比诸葛亮高明，但枭雄确是明主，所以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魏之强于吴、蜀，这也是无争的事实。
可西蜀，到了阿斗，侍候这样的主子，则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空有补天志，一切付东流。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看着自己的全部努力，不是毁在敌人手里，而是在昏庸的主子作践下成为泡影了。
这就是诸葛亮的悲剧。
魏延之乱（1）
正史上从未明确魏延存有反意之说。《三国演义》描写到新野大撤退时，经襄阳，刘琮不开城门，魏延拔刀，挺身相助，这说明他的勇猛，而且具有正义感。后来关羽攻长沙，他和黄忠同时投降，却因诸葛亮视他脑后有反骨，终必叛变，而差点将他杀了。
这当然是小说家的演义，也是对他后来行径的一个照应。
诸葛亮死后，他还真是反了。烧绝栈道，引兵拦路，其实，不过是领导人死后权力再分配的矛盾，引发起的一场内乱而已。历史通常都是这样来评断人物的，成则为王，败则为寇，魏延败了，就把他绑在耻辱柱上了。因为杨仪手中握有深恨魏延的诸葛亮的密嘱，加之蒋琬、费祎这班文官们的支持，他们害怕魏延成事以后，必左右国家，而使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另外像马岱、姜维这些绝非魏延对手的武将们，也不愿看到魏延爬到他们头上，于是，几股势力的合流，很自然地将魏延逼到非反不可的程度，就成了万古不耻的叛乱分子。若是魏延兵变成功了，那么被写进叛逆传里的，必是杨仪无疑。
因为诸葛亮信任并授以锦囊妙计的杨仪，倒确是有过投魏的打算。《三国志》载他而后说过的一段话：“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他因这句话，被费祎密报了，也削职为民。于是魏延和杨仪两败俱伤，而蒋琬、费祎这帮才质平平的人，得以安安稳稳的当官。
在中国历代的政权机构中，这种庸人集团常常立于不败的统治地位，虽正经的治国本领不大，但在搞动作，除劲敌，确保自身安全，却是很在行的。而他们所以能存在，并维持国家机器运作，就因为最高统治者，也是凡庸之辈的缘故，这也是所谓的武大郎效应了。
因此，如果认为魏延要是真怀一份反心的话，完全可以仿效夏侯霸，举军投降，这正是司马懿求之不得的。而这对他并非难事，襄阳他倒戈过，长沙他献城过，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正如《三国志》称：“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说实在的，如非诸葛亮的特别反对，论军功，论武艺，论他曾与赵、马、黄齐名过的身份，论他曾被刘备重用为汉中太守的地位，是理所当然地接替诸葛亮领导北伐的人选。
孔明一生，从公元207年隆中决策，到公元234年死于五丈原，长达27年间主持国政，竟没有发现一个值得信任的接班人，眼高如此，挑剔如此，也是够悲哀的。
这位伟大的军师，直到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遍观诸将，无人可授”，但心目中念念不忘的敌对分子，倒有一个在眼前。正是他的这份狭隘、猜疑之心和有意识的搬弄是非，埋伏下他一死之后，立刻出现的杨仪和魏延的火并场面，本来很弱的蜀国，于是更弱了。所以，李卓吾先生说：“大凡人之相与，决不可先有成心。如孔明之待魏延，一团成心，惟恐其不反，处处防之，着着算之，略不念其有功于我也。即是子午谷之失，实是孔明不能服魏延之心，故时有怨言。孔明当付之无闻可也，何相衔一至此哉？予至此实怜魏延，反为丞相不满也。”这不能不说是诸葛亮嫉才的结果。
诸葛亮实在太忌畏他了，六出祁山的失败，更证明了魏延的子午谷迳取两京的战略计划之否定，不作任何考虑，便胎死腹中，是没有道理的。据《三国志通俗演义》，诸葛亮本意是要连魏延，一并烧死在上方谷里的，所以评这本书的李卓吾先生大发牢骚。“孔明非王道中人，勿论其他，即谋害魏延一事，岂正人所为？如魏延有罪，不妨明正其罪，何与司马父子一等视之也？……若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八个字，乃孔明羞惭无聊之语耳。”此书原有魏延发现身陷谷中难以逃脱，仰天长叹“吾命休矣”之句，被毛宗岗父子整理时删去，大概也是觉得诸葛亮借如此手段消灭政敌，实在是很卑劣的了。
所以，诸葛亮怕自己死后，魏延旧话重提，更怕他万一成功，这是他最害怕的，所以才采取这些措施。这也是中国历朝历代不怎么样的帝王将相的老手法，生前不让人非议，死后也不让人非议，所以，就想尽一切方法，先封住这些非议人的嘴巴。而让人闭嘴的最佳之计，就是划入另册。
魏延之乱（2）
魏延之乱，纯系诸葛亮所致，这大概接近历史真实。
吴大帝的晚年（1）
所谓金陵王气，恐怕是始自这位吴大帝。
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吴主孙权自京口（镇江）徙治秣陵，翌年筑石头城，称建业；黄龙元年（229年）又自武昌徙都于此，开始南京为六朝古都的第一朝。
在三国魏蜀吴三主中，曹操没当过一天皇帝，刘备只可怜巴巴地过了两年皇帝瘾，倒是孙权在南京，当了二十三年皇帝。
孙权在三国领袖人物中，死在曹操、刘备、诸葛亮以后，享年七十一岁。较之曹操六十六岁卒，刘备六十三岁卒，诸葛亮五十四岁卒，是活得最长久者。比起曹丕死时四十岁的短命，曹睿三十六岁的夭亡，简直无法比拟的了。孙权生得“方颐大口，碧眼紫髯”，从他的这种肤色毛发的变异来看，我怀疑他是不是有波斯人的血统，这种究竟是由于人种，或是遗传基因造成的变化，史书上无记载。《三国志》明确说到了他是个“形貌奇伟，骨体不恒”的人，可见此说不假。在汉代，中国与西域的交通已经打开，再不是关山阻隔，孙氏江东豪族，家中有胡姬，也并不意外，因此孙权具有外族血统，史为其讳而已。也许由于这种遗传学上的杂交优势，他体质强壮，按当时的平均年龄偏低的情况比较，他算是超长寿的国君了。
曹操有一次情不自禁的赞美过，“生子当如孙仲谋”！大概由于孙权的身体相貌，体魄精神，要强于他的儿子曹丕、曹植，才说出这番话的。
但无论怎样长寿，总有大驾归天，也就是“死”的一天。孙权到了面对死亡，必须考虑后事的时候，他可以信托的周瑜、鲁肃、黄盖、张昭等人，已先他而逝。这就是老年皇帝的苦恼了。正如文坛上前辈作家，最后剩下他老哥一个，在那里“荷戟独彷徨”，也是难免凄凉伤感的。
因此他不像刘备，有一个完全可以信赖，可以托孤的诸葛亮，放心而去见他的关羽、张飞贤弟。也不像曹操，儿子曹丕早已经羽翼丰满，留下的顾命大臣，如曹洪、陈群、贾诩、司马懿，也足可以闭上眼睛。孙权在死了太子登，废了太子和以后，眼看要接位的太子亮才九岁，实在太幼小了些，只好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并不太想托付的诸葛恪了。
诸葛恪是诸葛瑾的儿子，诸葛亮的侄子，吴国的大将军陆逊，当着诸葛恪的面就批评过这位晚辈：“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接之；今观君气凌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这样的评价，作为主子的孙权，不可能不知道。但到了晚年，人就特别爱偏听偏信，孙权早被亲信们包围得水泄不通，在他们谗言蛊惑下用了这个刚愎自用的诸葛恪。孙权把儿子托付给他，肯定是半信半疑而死的。结果，他刚刚一咽气，吴国就开始###了。
因为在封建社会里，这种皇权的交接，总是一场危险的游戏。
陈寿的《三国志》在《孙权传》末尾的评语，是这样撰写的：“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东，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及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继嗣废毙，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孙权早年在他接其兄孙策的班后，处于魏、蜀两雄之间，独保江东一隅。特别在吴、魏赤壁之战，合肥之战，吴、蜀彝陵之战，以及南拓交趾，开土辟疆，都表现出这位“碧眼儿”的英主之姿。尤其在蜀亡之后，强魏压境，他不得不对曹丕这样一位后生俯首称臣的时候，能够“屈身忍辱”，也有不凡的表现。有一次，魏主向东吴索要珍珠、玳瑁、孔雀、象牙等贡品，逾于常规。他的部属都认为魏主太过分了，欺人太甚，应该予以严词拒绝。他说了一番很精彩的话：“这些珠宝财物，相对于我东吴的安危来讲，不过是砖头块罢了！既然魏主喜欢这些，追求这些，不正说明他昏暗无能嘛！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嘛！”所以吴政权能坚持到比蜀亡，魏亡以后又二十多年，才降于晋，确是孙权给吴国打下的坚实基础。
吴大帝的晚年（2）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凡高龄皇帝执政到晚期，除极少数英明者外，大半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这种无妨称之为“孙权现象”的产生，在宋朝洪迈的《容斋随笔》里有这样一段议论：“三代以前，人君寿考有过百年者，自汉、晋、唐、三国，南北下至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余至五六十者亦鲜。即此五君而论之，梁武帝侯景之祸（差不多把南京又完全彻底地毁灭一次），幽辱告终，旋以亡国。玄宗身致大乱，播迁失意，饮恨而没。享祚久长，翻以为害，因已不足言。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皆不得其死，悲伤悉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付之八岁儿。”
接着他提到了孙权：“吴大帝废太子和，杀爱子鲁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并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然则五君虽有崇高之位，享耄耋之寿，竟何益哉！”
衰老是生理现象，中国的皇帝，由于性特权的原因，纵欲伤身，更促使器官的老化过程加速，于是无法像风华正茂时那样日理万机，圣躬睿智，也无法像初登大位时那样掌握情况，了解实际。而所有老年皇帝最容易有的功名欲，树碑欲，宠幸欲，接受阿谀奉承，万岁万万岁欲，便特别的强烈。这样，便必然要相信一些不该相信的小人，而排斥一些不该排斥的君子。在奸佞嬖幸，宠臣爱姬包围之下，失去了最起码的清醒。自然就倒行逆施，胡作非为，弄成坏人当道，百姓倒霉的局面，这些老年领袖总是亲手把自己一生英名埋葬，从而造成国家民族的灾难。
因为在封建社会中，一位统治者的死，必定面临着权力再分配的一番厮杀，统治的时间愈久，播种的苦果愈多，厮杀得也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