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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右江的群众工作，以后专门讲。
（五）向中心区域发展问题之讨论。
回右江时即已决定在右江仅是短的时间，与滇军作战后又提到此问题，因为：1。经济未解决。2秋收快到，如果红军离开，则农民的收获必全被豪绅抢去，必使农民发生反感，并且农民分得了地主反革命的土地，必定得到了秋收才能深刻地感到土地革命之意义。故当时决定“相当保护秋收”的原则，计时九月底可出发。结果实现了这个决定，定在十月一日出发。出发之前一日，南方区代表邓拔奇同志赶到，故改在四日出发。
十月二日在平马开了一个前委会议，拔奇同志出席，报告六月十一日政治局的决议。我们接受了这个路线，决定：１．改变军队编制为三个师，留二十一师在右江作为发展一军的基础，由韦拔群同志任师长，十九、二十两师（每师两团）出发。２．因恐东兰士兵逃，同时与在桂黔边之第八军的一部联络，故大部由凌云转向河池。我及拔奇同志同到东兰布置右江工作及率原第三纵队出河池。３在河池集中全军举行全国苏维埃代表（拔奇）的阅兵礼以鼓士气，并开全体党员代表大会。
（六）河池的全军党员代表大会（十月革命节日开的）。
河池会议完全是在接受立三路线下开的，确定了第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三大口号。在此三大口号之下，消灭两省军阀，阻止南方军阀不得有一兵一卒向以武汉为中心的首先胜利进攻，完成南方革命。执行此任务的红军战术是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暴动，迅速打到柳州、桂林，向北江发展。不过我们认为，执行此路线
不是先下柳州，而是要先取得桂林，因为下桂林后才能与外面政治影响联系起来。同时估量到打柳州的困难，也必须以桂林为中心向柳州推进才有可能。不过在庆远、融县应创造相当基础，对柳州取一个包围的形势。
这次会议改选了前委，批评了过去的错误，并特别提到了敌军士兵运动的问题，组织了一个兵委，豪人同志为书记。
（七）由河池出发到攻长安。
由河池出发时经过一个鼓动，士气颇好，到怀远与敌一个小时的接触即占领了怀远，敌人退到对河与我隔河相持。当时发生一个是否攻庆远的问题，有两个意见：一方面赞成，以为在执行新的路线，应攻庆远，且很可能。反对的意见认为庆远是敌人重镇，敌必出死力守之，没有攻下的把握，如攻不下，攻回甚难，并且我们到桂林有一条大江相阻，如不迅速渡过，敌一注意很难通过。后一意见不但不赞成攻庆远，且不赞成攻融县。我及李明瑞同志是后一意见，结果通过了不攻庆远，攻否融县到天河再看情形决定。
到天河时讨论，始终以渡河问题决定不攻融县，而经三防转移敌人视线，还占长安渡河。次日忽得报告说融县有一小河可徒涉到长安，故又临时决定到融县。行不四十里，即在四把与敌接触，后面敌人追来，前后作战，前胜后败，结果在天河附近与敌相持三日之久。最后乃决定脱离敌人，仍由三防到长安，沿途均有民团相扰，到三防因天雨休息数日即到长安，其时长安已有重兵驻防了。敌人有两师，名义上六团。我们攻长安有五日之久，打得敌人胆寒，只有死守城内。白崇禧亲到指挥，斩断浮桥背水死守。后得报告敌人又加一师兵力，故决定撤退。退得非常之好，致敌不敢追出一步。长安作战的确建立了七军的威风，敌人称我军是全部的北伐老兵，但从实质上我们还是吃了亏。
附：邓小平起草的《七军工作报告》（5）
（八）进攻武冈。
长安撤退后，至福禄渡江，向古宜前进，原拟经古宜到桂林，后因古宜已有敌军教导师守对河（又一小河）无法过，乃改经绥宁、武冈到桂林。到武冈时原本决定不攻，后因得报告说只有点民团守，故决定攻城，攻下后可以解决七军的服装、经济问题（都是当时的急迫问题）。攻了四日夜，仍决心攻下，当时估量敌援兵不会来得这样快，故一切布置忽视了这一点。到第四日已发觉不当，决定重新布置，但马上接到报告说再三四小时即可攻下，因城上敌人已无子弹，我已架好楼梯也，故未改布置。孰知城尚未攻下，敌援兵已至，以致失败。此次损伤不小，士气大挫，乃向新宁退去，又转到全州，在新、全交界之“八十山”中又受了敌人追兵一个小打击，结果算好，安全地达到全州，此时已由四团而缩为三团了。武冈作战时阵亡了一个很好的团长何子礽同志。
武冈失败后，大家认为攻桂林已不可能，七军的迫切需要是迅速找一个地方发动群众，休养补充，安置伤兵，故决心到湘南，估量湘南总有点党和群众的组织。
来武冈敌人的援兵，报上载名义十团实则约五团，宝庆两团，长沙用汽车运来一团，还有两团新成立的游击队，飞机两架。如果当时我们军事布置缜密，以战斗力论，决不致失败得如此之狼狈的。
（九）到全州后直到攻连州。
到全州后开会讨论，结果都感觉到要休养补充之严重。当时估量江华、临武一带最少可以休息一下，发动群众，故决定到江华一短期仍向小北江发展。豪人、拔奇两同志即于全州离开来中央。
在全州驻了三天，筹了点款，发了点零用钱。此时士兵失败情绪很深，逃兵亦甚多，逃的不仅是老兵，而且许多是农民。
后知敌人（桂系）来全州，故我们即照决定出道州，一路只有小的接触。到道州后已是空城一个，仅有贫民还在，城周围几里路就是豪绅的武装，侦探都难派出。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到了三四百人，都表现还好。仅驻两日，知湘军已从三方向道州前进，此时我军决不能作战，仍照原计划到江华。当天奇寒，苦极，士兵冻死数人。江华的环境比道州还坏，一点党和群众基础都没有，仅没收了大批布匹发给士兵，但无处成衣。
原来对于江华一带的估量成了幻想，宁远亦不能去，只得离开江华，想到湘桂边之桂东桂岭一带工作（皆山地），得到一个被囚在江华狱中的前县长带路达到了桂岭。离江华时四面八方打起来，我军又受了小的挫折，失去枪二十余枝。
到桂岭后即布置工作，但该处豪绅力量太强，强迫农民守住炮楼不出来，如果桂系重兵来，将大不利于我，故计划又不成，乃决心继续到小北江。在桂岭驻了四天，将部队整顿了一下，缩编两团。为提起士气起见，以主要官长兼团长，李明瑞及龚鹤村两同志任之，两团组织比较完密，原来团长皆任营长，营长任连长，干部亦较前充实，故战斗力又恢复了一些。
行军三天到了连州属之东陂圩（离连州六十里）。当时讨论到是否攻连州的问题，认为如果攻连州，就一定要在连州工作，因一攻连州，北江即不易通过，同时估量北江此时还无重兵，如能迅速行军，通过北江干路是可能的，故决定到北江湘南宜章一带工作（该处过去是经过斗争的，且多险要山地，鹤村同志很熟悉）。军行至星子圩（离连州八十里），得报说离此三十里之黄沙埠已有湘军千余人到来，名义上是两团。据鹤村云，该处有一山坳甚险，如有千余兵力守住，难通过。故又决定去连州一次，最少可以解决一些经济问题。到连州后并未决心攻城，仅作了小小的尝试，不到五分钟伤死二十余人。武冈的教训使我们不能再攻。在连州因筹款问题逗留了几天，做了一点群众工作。因为敌人放火烧街，我们救火给了城市民众甚至于商人以很好的影响。后得报告粤军邓辉一团到连州来援，乃决定消灭该团之布置，并退入一好布置阵地之山地。此时我们计划仍然是要到北江。在山地驻三日，一面做群众工作，一面休息兵力，但结果又得报告说并无敌人来，故决定仍出星子经黄沙埠到北江。在星子方知邓辉团亦于是日由星子出发到连州，以致失掉了一大机会，因为从力量上说来，消灭该团是有把握的。
附：邓小平起草的《七军工作报告》（6）
到黄沙埠果有湘军千余驻守，但不敢与我作战，仅一小接触即退守圩场，我即绕过圩场向北江前进。
在连州附近之山中时并与土匪代表有一度接洽，原因是我们如果不能由大路去北江，必经乳源大山（匪巢）运动，接洽的目的是使他们不妨碍我们的运动，同时想派人打入进去做点工作，结果因时短，土匪心多疑忌，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十）到北江后至乐昌渡河。
到北江后即在宜章、乳源交界之梅花一带工作，一切布置均是在创造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发动土地革命斗争并补充红军。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几天内有相当的成绩，并即刻武装了几十个农民（发枪六十枝）。但不几天即得报告说，邓辉一团追来，我们认为是大好机会，仍决定布置消灭该部，谁知一经接触方知侦探报告之误，敌人有三团之众，且有两团系由乐昌赶来之生力军，结果经过五小时的最激烈的作战，我们不能不失败了。此次作战的损失为向来未有，重要的干部如李谦（龙光）、章健等皆死，鹤村、振武、李显等皆伤，全军干部损伤过半，真令人痛哭。
作战失败后即退入山中，兵力疲极，失败情绪甚增，伤官兵不下二百，最难处置不过此时，后经多方设法才勉强将伤兵官安置。决定速出乐昌，向江西前进，找到苏区作一相当时期之休息。本定拂晓渡河，因兵疲足痛不能实现，至午前十时前卫团才达到河边，本部两时后才到。又因前卫团没有达到掩护渡河的任务，结果敌人由乐昌、韶州两处用汽车运兵来，致后卫团仅过一连。七军从此分散两股，我及明瑞过了河，张云逸同志未能过河。未过的一团即由他率领，过河的一团由明瑞同志兼团长。那边的消息从此割断，后经多方设法均不得达到联络目的。
在梅花时与湘南特委会了面，他们得到三中全会文件及中央的紧急通告，因作战关系我仅看到一个紧急通告。
我们决定在梅花一带工作是因为这个地方如果创造成了一个巩固的基础，影响湘粤均极大，因该处离乐昌、韶关、宜章均近也。
（十一）由乐昌分散到退出崇义。
乐昌分散后，我们一团（五十五团）即经仁化边界到江西大庾属之内良，当时因不知大庾情况，更不知何处是赤区，故不敢冒险去，乃向崇义前进，估量如崇义一带找不到，再深入到遂川一带总可以找到。
到崇义后敌已退，知离城二十五里有红军三十五军的独立营，有苏维埃政府，经三日才联络到，并会见赣南行委之一路行委（管大、南、上、崇四县工作），当即决定在该处工作。因我们看见过中央的紧急通告，知道一点新的路线，故企图以崇义为中心创造巩固的苏维埃政权，深入土地革命，同时加紧创造党的工作及整顿发展红军。发展方向是粤赣大道，实现
扰敌后方的任务。
在这样的方针之下，在崇义做了二十日许的工作。因当地向无党及群众的基础，即赤区也是没有的，加之干部的缺乏，故仅创造了几个区乡苏维埃政权，开始提出分配土地的问题，故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