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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的牢骚（4）
成功地参与组织筹建南社、并出任首任书记，是柳亚子一生中都值得骄傲的事件。苏州虎丘效仿复社前辈*的那次匆匆聚集，标志着这个志高才大的乡村秀才，从此开始正式在国人的文化和政治视线中亮相。尽管山塘的画舫笙歌与分湖的渔舟村笛景色殊异，但由于大部分准备工作始于此地，加上中国文人所独擅的成名后喜欢对家乡景物夸大其辞的惯用手法，因此后者在柳的笔下难免一直有着类似孔明的隆中，严光的富春江，毛泽东的井冈山那样的传奇色彩。包括它普普通通的水源，也不影响柳爱屋及乌地将它说成是“吴越间巨浸”。前不久当我在那里实地踏勘，怀古凭吊，对这一点的印象应该说尤为深刻。当然，同样让人感触良深的也许还有这座位于苏南经济开发区中枢的知名小镇、与周围城乡热浪朝天的富裕景象极不相谐的那种落后与清贫。当晚投宿柳故宅周寿恩堂隔壁那家据说是全镇惟一的旅馆，当我被告知最好的双人间每天只需二十五元一个铺位时，着实吃惊不小。就在那天晚上，在关掉必须用一根牙签才能转换频道的电视机，枕着远处分湖的水色帆影恬然入梦以前，我终于作出了柳的一生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一位传统文人而绝非政治家这样的武断结论。
南社对柳的脱颖而出所起的作用犹如舞台之于演员，这一点现在已经可以取得共识。一帮地方文人偶然兴会所至、诗酒*，竟始料未及地让他们中间那位素怀大志、且有表演天才的年轻人迅速走红。与此同时，另一出争夺社内领导权的闹剧，台上台下也正紧锣密鼓地在加紧进行之中。有迹象表明，早在首次虎丘雅集前的筹划、准备阶段，柳对未来组织的人事安排似乎就已有了某种大胆的设想。而作为共同发起人的陈去病的谦让与高天梅的临时因故缺席，显得更像是天赐良机或西学概念上的“运命使然”。在推倒帝制前的中国，由于知识阶层一向恪于温良恭俭让的古训不敢逾雷池半步，那些不拘形骸，敢于自我炒作的人不仅因此沾了便宜，而且更有可能赢得公众的钦佩与推崇。尽管以政治家的眼光来看，柳当年在权力领域里的一番作为还远称不上是此道高手，但至少有两件事在当时情况下可以说做得相当漂亮，一是借论诗观点不合突然表现出的那场嚎啕大哭，让同道中人初次领教了他死缠烂打的独门功夫。二是不失时机对自己社内的主要政治对手高天梅别有用心地攻击，会前会后均公开扬言“虎丘雅集有危险的可能，于是天梅杜门避增檄不来了”。事实证明，这些有力措施对当时柳的被成功推上南社主要领导地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这么做对曾经作为他政治老师的陈与高来说未免有欠厚道。以至几十年后出版的《南社史料》一书在谈到这一事件时，作者尚为之忿忿不平，并驳斥道：“亚子这句话，未免把天梅说得太胆怯了”。他所持的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是：当时与会者中的诸贞壮、胡粟长两位均为江苏巡抚旗人瑞方幕中红人，如果说真的要有什么风险与政治压力的话，诸、胡二位又何以会毫无顾忌，欣然赴会？
不幸的是，在如愿以偿取得对南社的控制地位后，我们将看到柳并未就此敛手。相反，以一种更大的热情排斥异己，唯我独尊，成为最初几年他除写诗酗酒外最来劲的事情。由于当时社刊的文选编辑陈去病和诗选编辑高天梅在社内的威望均高于他，上任不久后柳就以校对马虎，编排杂乱等借口将上述两人双双炒了鱿鱼，应该并不让我们感到意外。几年后自觉地位已经巩固，更是极力主张对社内原先颇具*意味的章程制度进行彻底修改，由分工负责的“三头制改一头制”，并公然宣称：“我觉得南社的编辑事情，老实说，除了我以外，是找不到相当的人来担当的”。“为了南社的前途，我认为用不着避免大权独揽的嫌疑”。这似乎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半个世纪后中国地方政府盛行的家长制、一言堂等陋习如果想要认一认家门祖宗的话，一九一二年在上海寓园南社第七次雅集上傲慢自矜、口吐狂言的柳亚子先生，倒是个不错的人选。尤为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在当天晚些时候大会进人表决程序时，由于柳的提案为到会的绝大多数代表所断然否认，勃然大怒之余，竟当场提出退社相威胁，并不顾党内诸多朋友同志的劝阻，于次日在上海的各大媒体上公开发表了正式声明。这一事件也许表明，在柳亚子的政治学与行为学中，个人意志永远是第一位的，而所谓的社会、团体、政党、宗派不过仅仅作为它的载体。如果彼此相谐，他的才具和热情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反之则水火不容，就算不与你兵戈相见，起码也会立刻成为他那著名的大牌牢骚发泄的对象。两年后当以大局为重的南社设法主动与柳妥协时，我们将看到得意非凡的柳开出的条件甚至较原先更为苛刻：社内设主任制，由他担任。编辑、书记、会计等职一律由选举制改为主任委派，必要时甚至可以由主任自己兼任。出乎所有关注此事的人士意外，这场斗争后来以党内同人屈服，柳踌躇满志重返盟主宝座而告结束。 txt小说上传分享
柳亚子的牢骚（5）
那么，又何以如此？ 问题又究竟出在哪里呢？ 谁也无法论定。一种说法是当时南社高层大多身羁要务，余者或嗜酒如命，或醉心著述不暇他顾。就拿我们熟悉的高天梅与陈巢南来说，一个是中国同盟会江苏分会的会长，一个在杭州身兼两家报纸《越铎日报》《平民日报》的主编，只有柳是空闲之身，有条件将时间精力集中用于社务。另外，以每年数集的速度出版的社刊，在经济上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而柳家厚实的家底应该可以从容应付其中的主要开销。这一点在当时情况下估计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总之，真正的问题也许并不在于柳的霸道与咄咄逼人，而在于我们怎样来正确对待和认识。那些熟悉他了解他的朋友可能会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柳一向就是这么个人，“善怒能狂”，“唯我独尊”。而我们后来的各类历史读物之所以乐于将他定位于著名*斗士，多半是因为政治上的急功近利或某种短视——比如柳一生中与蒋介石的恩怨龃龉，以及对国民党内外政策的不满等等。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四九年春天在北京，当他突然以自己的惯用武器——他有名的牢骚——来向毛泽东叫板时，中国共产党内的很多同志都要为此感到震惊和愤怒了。
早在登上泊于黄浦江边那条外国轮船拜见革命领袖孙中山以前，柳充满幻想与诗意的头脑，应该就已经不止一次为自己描绘过类似三顾茅庐或渭水垂钓那样令人神往的图景。不清楚两人初次会面的真实情况，从这以后柳对此事一直讳莫如深这一点来看，估计当时孙对出现自己面前这位锋芒毕露、期期艾艾的慕名来访者，并没留下多深的印象。包括多年后当他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在南京国会礼堂看到经雷铁涯推荐前来担任自己古文秘书的柳亚子时，表示出的也只是礼节性的客套，看不出有格外借重之意，甚至连是否还记得当初有见面这回事也是个问题。这对后者一惯的傲慢、自负、以及肚子里的满腹经纶，显然是个不小的打击。要知道为了这次见面，事先曾费煞柳一番心思。无论在衣着、话题、用词、姿态，使用的语调上，均动了不少脑筋，包括身边的黑色大皮包里，说不定还有一部《隆中对》和《资治通鉴》藏着呢！你想想，“前发齐额，后发披肩，穿一领大红斗篷”这样的超酷打扮，能是普通人吗？没有韩信和诸葛亮的水平，谁敢这样干啊？而这姓孙居然对此视若未见，仅寒喧几句后就以有事处理为由端茶送客。这一切当然有理由让柳深感沮丧与忿怒——准确点说，是引得他的牢骚再度大大发作。仅仅不过三天时间，我们兴冲冲前来打算兼济天下的二十世纪的诸葛亮姜子牙，一怒之下就托病辞职，扬言要回他的分湖隐居读书，独善其身了。相比于三十七年后在北京上书毛泽东的那场闹剧，这次的勃然大怒非常显得像是一次预演。不仅剧情与演技雷同不说，连作为所谓自我尊严维护的那些所呈诗的诗题中，也都有“感事”“分湖”这样的字样。所不同的也许仅仅是：善持宽恕之道的孙对此不过一笑了之，而生性同样刚猛的毛却展示其政治手腕将柳好好教训了一顿。
大约就在这前后，一个以“青凹”为笔名的政论作家开始在《天铎报》《民生日报》《太平洋报》等沪埠大报的头版上频频出现，才情纵横，言词激烈，笔锋瞄准孙当时打算争取的*对象——一位手中握有重兵的*人物袁世凯。尽管不久以后，当圈内人士知悉此人即是宣称已去家乡归隐的柳亚子时，都不免大感意外，但他们仍然无法断定柳对袁这种挟雷霆万钧之力的憎恶与痛击里，是否含有某种个人意气的成分一一借此宣泄对孙所制定的政策的不满？不过，可以完全肯定的是：一年后他与苏曼殊、朱少屏、叶楚伧等支持他的南社旧党，整天在上海的秦楼楚馆吃花酒、捧戏子的胡闹场面，却货真价实，向公众真实展示一个政治失意者内心难以排遣的寂寥与愁闷。也许，像柳亚子这类满心打算成为政治家的文人们的一个性格通病是：他们总是自以为具有治理天下的才赋，结果却往往连自己的行为也治理不了。他的后辈亲戚徐孝穆或许正是鉴于柳这种时而亢奋、时而颓废的人生态度，私下里一直将他称为“神经病患者”。 txt小说上传分享
柳亚子的牢骚（6）
此后十年柳的牢骚频频加剧，这位自比贾谊、严光、王粲、陈琳、辛弃疾、龚自珍的自觉怀才不遇的江南名士，使酒骂座，寻花问柳，“与里人顾悼秋、凌昭懿、沈剑双辈结为酒社，狂歌痛饮，滚跳在瓦砾场上，以至腿部受伤。”（柳无忌《柳亚子年表》）此前在与南社要人高吹万、姚石子等泛舟杭州西湖时，更是“狂态毕露，先是抚膺痛哭，襟袖俱湿，继而要跳入西湖，效屈原自尽汩罗”。（李海珉《柳亚子》）作为其中一个几近癫狂的高潮是一九一七年与同社社友、诗人朱鸳雏的那场令路人侧目的公案。当时年仅二十岁的朱仅仅因为在对宋诗的评价上与柳持不同观点，竟被认为有意向自己的权威挑战的柳擅用手中权力，将其一举开除出社，以至自尊倔强的朱愧愤交加、结郁成疾，没过两年就黯然辞世。事后柳虽然在悼念文章里自承“这是我平生所很追悔而苦于忏赎无从的事”，但深藏在*外衣内的暴力躯体一旦在现实中原形毕露，引发普遍的抗议与声讨恐怕也就在所难免。在当年的南社大会上柳的主任一职宣布落选，应该不是什么令人意外的事情。另外，仅就处理问题方法的粗暴以及手段上的残酷无情而论，也*眼人不难瞧出，这与五十年代中期发生在中国文坛的评《红楼梦》，大鸣大放、反右等触目惊心的事件，也颇多可以细加参照印证之处。
柳亚子在他三十岁到四十岁时的一个想法是：效法战国时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