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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开幕后的第三天，在否定国内现存一切事物的积极分子们为进入最高苏维埃而开展的选战遭遇一败涂地之后，阿法纳西耶夫和波波夫发言了。阿法纳西耶夫是国立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的院长，而波波夫则是《经济问题》杂志的主编。他们在发言中公开站在当局和大多数的对立面。假面具终于摘下来了！
阿法纳西耶夫在发言中宣称，代表大会成立的是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式的最高苏维埃，选出来的代表都水平低下。他责难与会者“大多数都是听话的打手”，阻碍了代表大会任用进步人士。顺便说一句，这种提法后来就成为“民主派”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各届会议工作期间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波波夫是未来反对派的另一位领袖人物。他对代表大会开始的工作表示失望，把大多数代表说成是缺乏智慧的群氓，不懂得思想多元化，只知道秉承组织的旨意行事。不过闹不明白这组织究竟是什么意思——指国家组织呢，还是党组织或议会组织？根据这位波波夫的意见，代表大会上“缺乏智慧的群氓”，为的就是形成一个听话的机构——最高苏维埃，然后再以最高苏维埃的名义，继续对国家领导中的“进步一翼”施加压力。
几次决定命运的人民代表大会（3）
因此，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只好想一想怎样来变更立场了。首先，莫斯科地区代表中的科研机构和文艺团体小组认为有必要退出莫斯科代表团。他建议考虑成立一个跨地区的独立的代表小组，并号召代表中所有的志同道合者都参加这个小组。
果然，1989年7月末，在莫斯科的电影之家召开了第一次跨地区组合代表会议。选出了组合的联合主席，他们是阿法纳西耶夫、叶利钦、帕尔姆、波波夫、萨哈罗夫⑤。跨地区代表会议得到了媒体，特别是电视的广泛介绍。还成立了协调委员会，其成员包括索布恰克、特拉夫金、斯坦凯维奇、波尔托拉宁、布尔布利斯这样一些人⑥。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共和国的代表表示，希望他们的组合成员身份不要正式登记。
这样一来，我们国家合法的反对派组织就正式形成了。他把许多具有反对派思想的代表团结起来，形成了基本力量，它就是80年代末破坏活动的组织者，最后导致了国家的解体。组合及其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人过了大约两年都进入了政权机构，开始领导俄罗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起初，看来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组合的领导宣布的目标是有节制的，即对共和国和地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他们的文件说：组合将准备对苏联最高苏维埃以及代表大会文件的修正案提出新问题，“不要把自己同最高苏维埃对立起来，而是相反，要使最高苏维埃激进化，要促使它更加迅速地彻底转变成表达人民要求的机构”。
又过了不多久，情况变得明朗化了：跨地区代表组合虽说是一个议会党团，但却并没有打算把自己局限在议会活动上。它越来越觊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从这个组合的头几次会议开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同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同当局的地方机构，以及同政权机构的人民代表，都发生了对抗。可以清楚地看出，把少数人民代表团结起来的组合，它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要反映大多数人民的意见并成为与“尸位素餐的党内官僚”进行对抗的实际力量。在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跨地区组合成员宣布，他们同与会大多数代表之间存在着原则分歧。受跨地区代表组合的委托，阿法纳西耶夫在会上作了一个正式声明，指出了推动组合走向反对立场的具体分歧。
其实，跨地区代表组合这时已经采取了反苏和反联盟的立场（它把苏联叫做“帝国”），并开始对民族分裂分子的领袖表示支持。从他们形形色色的要求当中，可以分析出两大主要要求，后来在摧毁伟大国家的过程中起到了可怕的作用，这就是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内容，以及罢工合法化的内容。组合提出了一个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其目的就是要打破苏共的主宰地位，后来又宣布苏维埃是党内官僚的避难所，到了1993年1月则干脆消灭了苏维埃。
不久，跨地区代表组合的领导人之间开始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阿法纳西耶夫凌驾于组合之上的企图以失败告终。其中有一个不算不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的日本之行。他在那里把被称为“北方领土”的我国的几个岛屿“奉送”给了日本。而就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在进行着复杂的谈判，在谈判桌上，俄罗斯当今的领导坚决不同意把这些岛屿移交给日本。可是在当时，阿法纳西耶夫的立场却引得右翼势力狂喜不已，也引得几乎全国都非常不满。
阿法纳西耶夫最出风头的时间要数他在第一届大会上发言的时候。后来虽然他还是跨地区代表组合的联合主席之一，但他的社会活动却变得暗淡了，他热衷于出国访问，答记者问，在各种各样的政治集会上担任主席。而且，据我所知，对于自己的代表职责履行起来也是马马虎虎。总之，他已经不再工作，而是头顶着侥幸得来的光环睡大觉了。
在发生这些事情之前，阿法纳西耶夫多年来一直领导着我国的一个少年先锋队性质的组织，以社会主义精神、热爱党和祖国来教育孩子们。正是这样一些双重道德的人物，在公开性和多元化的年代里，开创了叛卖行为的先河。
几次决定命运的人民代表大会（4）
在阿法纳西耶夫领导的学院里，有过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在那里学习。但后来这些下一代竟欢天喜地地把他们的父辈通过斗争得来的一切踩到了脚下。再往后，在取得学院领导和教育部同意之后，学院又被金融寡头涅夫兹林出价一亿美元收购，涅夫兹林也就成了这所学院的头头，虽说跟学院并没有任何关系。不过他的“领导”倒也没能持续多久。现在他正从“神圣的”以色列土地眺望着我们祖国，而阿法纳西耶夫则在不久前离开了学院，临走还重重地摔响了身后的门。
阿法纳西耶夫是否明白，在他的学院，事物肯定会这样发展，而且全国的情况也是一样？从最近的消息来看，他一定尝到了失望的苦涩。
跨地区代表组合的领导人为了扩大自己面前的人物，就一定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架构。他们本想创办一份自己的报纸，但没有得到支持，于是转而利用一家由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出版的发行量很大的报纸《苏维埃物理学家》作为基地，出版以《人民代表》为名的专刊。报社设立了编辑部，又设立了人民代表首创基金。无数专家和助手小组实际上已成为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的办事机构。
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由于内部矛盾而消磨了积极性，它没有为第一届代表大会的工作作出什么建设性的贡献，对第二届（1989年12月）也是同样，它也没能制订出现实的行动纲领。不过它却成为一个核心，把各种各样反对力量都团结起来，并于1990年1月正式组成了激进运动“民主俄罗斯”。它公开把极端反共定为自己意识形态和行动的基础。
当时国外媒体对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的建立和活动得出了有趣的结论。
加拿大《多伦多之星》写道：“组合的成立表明，在改革过程中，共产党内部的危机已经达到了何等深刻的地步”。
《印度时报》指出：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大杂烩……他们所说的一切，同任何实用主义态度都少有共同之处，看来这个组合相互联系太少，以至难以收到足够的效果”。
英国《每日电讯》指出，组合的要求“远远超出了戈尔巴乔夫总统提出的改革。新组合的信心由于矿工罢工获得成功而有所增强，这次罢工迫使党和政府屈服。罢工行动明确地告诉激进派，他们的目标同工人相吻合。组合的建立证实了党内的两极分化”。
不过，前面我曾保证过，要回到政权归苏维埃这个问题上来，并从另一个侧面，即从民主派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现在是该履行诺言的时候了。为了能把某些思想印象表达得比较完整，我先要请读者原谅可能出现的重复。前面说过，跨地区代表组合在最初阶段曾拾起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来武装自己。我想，这绝非偶然：因为在许许多多人心目中，“苏维埃”一词至今仍被看做是人民的政权。正因为如此，当那些过去的共产党员摇身一变成了反共分子之后，才会在将近20年的过程中，不断通过报刊、电视、广播把苏维埃政权骂得狗血喷头。
遗憾的是各种事件演变的结果，逐渐把苏维埃的政权功能搞得越来越成为形式，这是因为这些功能都渐渐集中到了党的领导机构手上。所以当改革导致把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实实在在地归还给我国社会的任务出现时，解决这个任务的最重要的方向之一自然就成了国家的全面民主化，而且首先是把实实在在的权力归还给人民代表苏维埃。因此，在1988年的我国政治生活中又重新响起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这个口号是戈尔巴乔夫在19次党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当时口号所表示的内容同20世纪初革命前的内容有所不同，意味着要把权力由苏共中央的手中转交给人民代表苏维埃。
当然，“一切”这个词本身所表示的要求，在80年代的环境下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而且就总体而言，也是错误的。这个口号反映了一个主要之点，就是在苏维埃的面前正展现出一个新生命。从1989年开始，苏维埃逐渐摆脱了历史形成的弱点和缺点，克服了浴火再生和发展的困难，正在成为一种比较现实、比较有效率的政权。
几次决定命运的人民代表大会（5）
当时国内许多政治家都相信，站在新起点面前的苏维埃具有巨大的潜力。我也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我经常会想起人民代表萨哈罗夫院士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他的口才并不怎么样，口齿又不清，说起话来总是含含糊糊，但同时却又把苏维埃的作用讲得那么明白，他说苏维埃应该在各共和国、各州、区、村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上。
这位跨地区人民代表组合的联合主席萨哈罗夫在国家的社会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我认识他，但并没有什么私交，而且我们的政治观点在许多方面也并不一致。就是这位献身科学的人，氢弹制造者之一，作为一个人民代表，自打代表大会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在会上起着显著的、重要的作用。他号称“民主之父”，正是把民主同苏维埃国家制度形式结合起来的第一人，他在自己提交的宪法草案中为这一点备了案。我还保存有这份文件的副本，上头有作者的批注。这位上了年纪的科学院院士，三次荣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得过诺贝尔奖金的人，就是他，在胸口挂了个好大好大的牌牌，上头大字写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来理解那些一直以萨哈罗夫的名义发誓，而掉过头来又消灭苏维埃政权的人们呢？……
我要提醒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