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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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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里糊涂中,上海海关权就被外国人摸走了。   

  1855年6月,英国上海领事馆的翻译李泰国接替威妥玛做了上海海关的司税。小伙子厉害啊:1847年,15岁的李泰国因父亲李太郭的原因,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这年,他就是香港总督署里一个很好的翻译了。1854年4月,小伙子被派往上海任翻译。半年之后,另一位英国年轻人,19岁的驻中国编外译员、后来的中国海关第二任总税务司赫德在上海见到了这位后来的前任。他对担任上海领事馆翻译的李泰国的印象是:〃据我所知他才22岁,而看上去不过19岁。他在中国已有七年半,身体差不多全垮了。〃虽然身体不好,但小伙子干劲儿挺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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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节:上海:华夷和平共处的模范根据地(4)         

  如果说威妥玛的成功在于创造这样的先例……海关税务司是中国的官员,不受本国领事的管辖。他在执行公务时,本国领事必得把他当作中国官员来对待;那么李泰国的成功则是……凭着他的厚脸皮与充沛的精力,恰如其分地给中国的皇室金库扮演了看门狗的角色。三年后,两江总督何桂清的汇报中,李泰国治下的上海海关关税比中国人自己管理时增加了三四倍。其管理与成功足以让上海海关作为其他通商口岸的样板。这为李泰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埋下了伏笔,更为清政府近代海关制度的确立埋下了伏笔。   

  我比较赞同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原因就在于此。我认为,历史的经度与纬度,构成的是博弈之局。不能用某一个棋子的得失,来衡量全局的成败。比如,刘丽川起义,导致清政府失掉上海海关权这粒棋子。但是这种丢失也是一种收获。因为海关权丢了,换来的却是关税的增加和海关的近代化。   

  所以,明面上是外国方面摸了一条鱼,但是暗地里,这一条鱼却是献给上海当局和清政府的。   

  浑水摸鱼的故事讲完,咱们接着看修约的故事。这次修约,又换主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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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节:1856年:美国带头要修约(1)         

  5.1856年:美国带头要修约   

  大沽谈判失败,麦莲从白河回广东,路过上海时专门跟吉尔杭阿打过招呼:最迟不超过1856年,俺们还会再来的。   

  是的,1856年,中美《望厦条约》也到修约之期了。美国当然会再来。   

  不过,麦莲只说对了一半,美国会再来,但已不是麦莲本人了。1854年底,他请假回国,不久后辞职。代之而起的是伯驾。伯驾怎么说也是个中国通了,1834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做医务传教士,还给林钦差看过疝气,当然林钦差这个病号没有直接见他,而是派人上他医务室要药来着。最多的一次,居然拿走人家伯驾一打疝气带……由于中国的钦差奉行人臣无外交、不敢贰君的传统,所以没法亲自找伯驾看病,但是戴多大号的疝气带,手下人弄不准,伯驾就把自己医院里所有的疝气带都给他了,希望林钦差选取合适的之后,剩下的带子派手下人再给自己送回来。问题是,咱这边一条也没给人家送回。1844年,伯驾作为美国顾盛使团的成员参与了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1845年,伯驾做了驻华使馆的中文秘书兼翻译官。驻华委员一旦不在岗,一般由他来做代办。1855年5月,伯驾也请假回国了。几个月后,政府就任命他接替麦莲,做真正的驻华委员。   

  伯驾上任后接到的训令是:第一,可以用军事示威作为修约的后盾。第二,与英法两个国家协同合作。第三,外国公使进京。第四,无限制扩大与中国的贸易。第五,取消对外国人一切人身自由的限制。伯驾赴任前,先是跑到伦敦,与英国外相克拉兰敦会晤,希望下次修约时,三国依然能联合出动。克拉兰敦完全同意,并且表示,一旦与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他会让英国驻华海军开到直隶以示支持。伯驾又跑到巴黎,与法国外长瓦尔斯基会晤,后者表示,他无保留地赞同伯驾所提出的法国军舰开进直隶湾的建议。获得英法两国外交部的大力支持后,伯驾于年底到达香港上任。   

  伯驾到达香港后,立即与英法公使们碰头,交换修约意见。1856年1月19日,伯驾照会叶名琛,要求在省衙门会见总督,并且面递国书。十几天之后,也就是1月31日,叶名琛回复伯驾说,他没有时间。3月8日,伯驾再次照会叶名琛,请他再订个见面日期,声言除了呈递国书外,还要面商五口之事及其他要事,叶名琛不理睬他。5月2日,伯驾第三次照会叶名琛,提出修约上京等事。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内,叶名琛根本没理他,迟至6月30日才回复说:你的意思我转奏皇上,关于北京,劝您还是别去了。前年麦莲在大沽,不就被撵回来了嘛,你此时再去,更没用了。   

  伯驾于是联系三国公使,希望一块儿带军舰前往直隶。法方回答说:一条船也没有。英方回答说:驻华海军司令西马縻各厘说,他没有接到政府任何命令使他能把任何海军力量提供给包令用。伯驾无奈,只好单独带两艘美国军舰前往直隶。途中,7月15日,他在福州会见了闽浙总督王懿德并递交国书。8月1日,他到达上海。此时太平军尚没有发生天京事变,战争上还取得一系列胜利。   

  这种胜利使他认为,只要外国海军出现在白河口,清政府就会乖乖的同意修约。于是他给包令写信,希望他与法国公使可以马上带海军北上,三军会师于白河口。如果三国公使能亲临北京,那么就会有重要结果。还有,清政府说不定希望我们帮他助剿太平天国呢。包令的回复是:单独行动而没有一支庞大的海军舰队,中国是不会让步的;明年五、六月份,我们三国共同出兵到达天津,修约才可能成功;关于太平天国,我们不想干涉,只想中立。   

  英法公使虽然拒绝同行,但是包令在给自己的外相克拉兰敦的回信中,初步汇总了三国的修约意见。并说此乃法国外长瓦尔斯基按重要性的次序排列下来的。这份意见太难得,有必要列举一下:第一,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第二,中国公使常驻英法美。第三,推广中外商业关系。第四,普遍的舆论自由。第五,一切法庭的改良。包令特别注明,最后两款是伯驾博士的最仁慈的建议。包令说得对,别说五个条款全执行了,就是光后两个条款执行了,中国就走向民主自由共和了。这得打死清政府它才能乐意啊。   

  包令没有伯驾那种傻美国佬般的天真,他在信中说:用外交的方式达到伯驾的目标,难哪。而且这工作远非他的才智所能及。最后他建议英国政府,还是满足于比较实际和不抱奢望的谈判吧。①   

  包令是明智的,伯驾所提的那目标,谁也玩不转。晚清玩了那么长时间,就玩了一个流产的走向共和。伯驾乃典型的美国佬,巴不得大清像他们美利坚那样,成为自由女神的第二故乡呢。想得太美好了,大清人民一万个不同意(既得利益者),四亿个不答应(非既得利益者),他们宁要封建主义的专制与暴政,不要资本主义的民主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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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节:1856年:美国带头要修约(2)         

  闲话少说,我们接着看这傻佬的修约行动吧。英法公使拒绝同行,伯驾本就觉得没劲,现在,递给王懿德的国书又给退回来了。伯驾气坏了,那国书可是美国总统按国际惯例写给中国皇帝的。退回来,当然就是对美国的侮辱。何况那信还被开了封,上面甚至留了一些处理不经心和不予敬重的痕迹。伯驾如果知道这封国书所遭受的真正待遇,他可能更气了。   

  按照中美《望厦条约》,闽浙总督本就有代递文书的义务,事实上王懿德也照此做了,咸丰也看了。问题是咸丰一看到公使驻京的要求就恼了。他首先恼的是王懿德:王八蛋,谁让你代美国佬投递国书而不把他们踢回广东的?前年洋人来修约,跑到上海天津,人家怡良、崇纶都是这样做的。你王懿德咋就没有他们的踢球精神呢?恼怒归恼怒,遇上这么个笨臣子,皇上还得耐心教诲他。   

  咸丰这样教诲王懿德:你就说,军机处接到了国书,但是鉴于此书应由两广总督专理,所以,原信退回。皇上亲自教臣子说瞎话,所谓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就是这么回事。不过对伯驾来说,已经不需要知道那么详细了,反正国书被拆后再退回就足够侮辱了。①   

  按伯驾的脾气,想跑到白河口跟清政府理论呢。问题是海军力量不争气,就两艘船,那只蒸汽巡洋舰圣·查辛托还出了意外,不能随他的东方号北上。无奈,他只能在上海给已革职的吴健彰与他的继任者蓝蔚雯做工作。说:头断了也不能回去跟叶名琛谈了;在天津若不能见大皇帝,那太平天国要与我们立约,我就不一定不同意了。   

  吴、蓝把伯驾此情转达怡良,怡良乃踢球老手了,不但把球踢到了叶名琛那边,还表示,美国公使的事儿,他不敢代奏皇上。这时,伯驾听说了太平天国发生天京事变,分裂了,拿与太平天国合作吓唬大清官员,可能没戏了,况且天气即将转冷,白河要封冻,不如南下吧。11月3日,伯驾启程南下,11月11日经香港到澳门,却听说中国与英法之间已爆发了战争。   

  伯驾没想到,自己还在谈修约呢,英法却已干上了。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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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节:亚罗号事件,巴夏礼恼了(1)         

  第三章英法联手,美俄提着篮子来了   

  1.亚罗号事件,巴夏礼恼了   

  按包令当初给伯驾的回复,英国海军出动,当在1857年的五、六月份。但是,没等到1857年,甚至没等到伯驾从上海返回,英人在广州就与叶名琛干上了。导火线乃所谓的亚罗号事件。1856年10月8日上午,当划艇〃亚罗〃号停泊在海珠炮台附近的码头上时,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率官兵40人登船拿匪。船上有中国水手14名,梁国定拿下12人,押往他的巡船。   

  按道理来讲,中国官兵拿中国嫌疑犯,本是很简单的事儿,纯属内政。但是亚罗号的暧昧身份,使得这事儿空前复杂起来:   

  第一,这船是个绿壳船,与中国传统的沙船外形不同,单从外形上看,属欧式船只。   

  第二,这船的船主最初是中国人苏亚成,1854年8月7日,他通过丹麦驻香港领事,用一千元购得一纸香港执照。   

  五口通商之后,相关航线上海盗蜂起。中国的渔民、船民,甚至农民,生计不好的,都改行做海盗了。据说,这既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水师无能导致的;也是1939年以来鸦片走私的猖獗刺激的;更是民众对政府表示不满的一种方式。海盗兴起了,中国政府无力解决,产生两个结果:一是护航制度产生,比如葡萄牙商人一度垄断宁波方面的护航业务;二是给予私人船只外国国旗保护的制度。关于后者,我们不得不承认,不管是海盗,还是中国水师,甚至是中国的叛乱义军,都对外国的国旗表示敬畏。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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