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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英同志在工厂就当过党总支的副书记，他当小组长最合适，我选他。”张养吾第一个发表意见。
“小郭同志，你的意见呢？”彭德怀问郭洪光。
“我赞成，同意张秘书的意见。”
“那好，我也没意见，我同意毛岸英同志当小组长。可以说这是我们志愿军的第一个党小组。你们都知道毛岸英的情况了，今后要多支持他的工作，还要注意保密。”彭德怀把脸转向毛岸英，“岸英，你说要起个化名，我看不必了，今后总部的老同志多，想保住这个密是不大容易的。你在山西跟康生下乡搞土改的时候化名小曹，说是曹轶欧的侄子，后来不还是被乡亲们看出来了，说你不姓曹，是毛主席的大儿子。我看这样吧，平时不要叫名字，就叫秘书吧，对外也可以叫参谋。”
毛岸英看了看彭德怀，腼腆地笑着说：“大家选我当党小组长，我就不客气了，在这非常时期，恭敬不如从命。不过，以后有事大家多商量。不管怎么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党员都要听党的话，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志愿军党委的决定。养吾同志，你是老大哥，经验多，你可要多帮助我哟！东北我还是第一次来呢！”
“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听说东北人和西北人的性格差不多，粗犷、豪爽，都能吃辣子。岸英同志，我一出学校门就搞行政工作，不懂军事，现在要从头学起，我们互相学习吧！”张养吾毕业于张学良兼任校长的北京民国大学，到彭德怀身边当秘书前是西安市教育局局长。
党小组会刚刚结束，毛岸英就找郭洪光谈心。郭洪光汇报思想时，流露出不愿在机关工作、想回部队带兵的想法。毛岸英当时想批评他几句，但考虑到刚刚认识，对他的情况还不太熟悉，所以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第二天，他找张养吾商量：“小郭的思想好像不对头，你看我们该怎样帮助他呢？”
“郭洪光原来是廖汉生部队的一个连长，也许当警卫员不太习惯。再说，这次跟彭总出来，谁也没料到要出国打仗，他可能感到太突然，就有了点想法。”张养吾沉吟着说。
“彭总事先没给你们讲清楚？”毛岸英不解地问。
“嘿，中央派飞机到西安接彭总，我们还以为是去北京参加经济工作会议的呢，脑子里装的还是如何开发建设大西北。”张养吾笑着说，“彭总把我这个行政秘书给带来了，反倒把军事秘书留在了西安，到了北京我们才知道是要去抗美援朝。”
“哦，原来是这样！”
“是啊！”张养吾点了一下头，“所以，小郭有点想法也不足为怪。你再跟他好好谈谈，多做些开导工作，我也找他聊聊，我想他的思想疙瘩是能够解开的。”
毛岸英接受了张养吾的建议，像老朋友似的再次找郭洪光谈心。他首先就这次战争该不该打、愿不愿打、能不能打、敢不敢打谈了自己的看法，接着又结合自己在苏联当兵驾驶坦克打到德国的经历，谈了打赢这场战争的信心和决心，最后谈到自己刚结婚一年，妻子生病正在住院，为什么还要坚决请求参加志愿军……
郭洪光听后非常感动，他握住毛岸英的手十分真诚地说：“毛翻译，我想通了，你是地方同志，还主动要求到朝鲜来。我本来就是军人，理应服从命令听指挥，党员在关键时刻不能后退，请党组织看我今后的实际行动吧！”
以后的事实证明，郭洪光没有食言，他尽心尽职地照顾和保护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熬过了最艰难的阶段，一直到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才回国。
虽然还是仲秋季节，但是沈阳的十月已经十分寒冷，瑟瑟秋风，挟裹着几分严冬的肃杀。夜已经很深了，毛岸英仍无倦意。因为是头一次来到祖国东北，又很快就要投入抗美援朝的战争中去，他的心情格外激动。看了一会儿书，他坐在床上开始写日记。火热而又激荡的年代，人们的语言也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他的日记第一句就是：我又全身心地投入为正义而战了……
挂钟的时针指向凌晨三点，彭德怀背着手踱进毛岸英的房间，看到他背靠铺盖卷还在写东西，不由心疼地说：“岸英，天不早了，怎么还没睡？”
“彭总，你不是也没睡吗？”毛岸英要穿鞋下地。
“别动！你我都该睡觉了。”彭德怀走到窗前把窗帘拉严实，然后走回自己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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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参加志愿军（12）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初升的太阳像一个羞涩少女，正红着脸向他问好。毛岸英不禁心中自责：“日上三竿我独眠，太不应该了。”他赶忙起来洗漱，冰冷的凉水振作了他的精神。他悄悄来到彭德怀的房间，只见彭老总正面对地图凝眸沉思，不时用铅笔在地图上勾来画去，于是问道：“彭总，你一宿没睡？”
“我想你也不会睡好的，打仗差不多都是这样，没打之前不饿不困，等打完了仗，饿得胃翻滚，困得连衣服都不想脱。”彭德怀指着地图说，“岸英，朝鲜是个狭长的半岛，三面环海，纵长约九百公里，横宽约二百公里，北部山高林密，地形狭窄，峰峦起伏，沟壑纵横，我一直在想这个仗该怎么打呀！”不待岸英回答，他又吩咐，“听说国民党军队败退时扔在沈阳不少图书资料，你发挥一下你的优势，去看看有没有用得上的。”
“是！”毛岸英挺身立正，领命而去。做这种案牍工作，毛岸英可说是驾轻就熟。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岸英很快就找到了国民党败退时未及带走的大量英、俄文军事资料，他淘沙拣金，挑出有关二战以来美军的发展变化、麦克阿瑟其人及作战经验等方面的内容，直接对着原文翻译给彭老总听。彭德怀听得很认真，每每听完一份资料介绍，他都会慨叹不已：“哎！我老了，不然我也要学外文。”
在沈阳，彭德怀夜以继日地同东北的党政军领导同志研究后方的粮草、军械、医疗救护、民工担架等问题。他对岸英等人说，这些工作，本来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了，但我们是领兵率将干具体工作的，对各个环节都要了解透彻，胸有成竹才敢排兵布阵。这出国打仗，要说粗就得像榴弹炮出膛那么有劲儿，要说细就要看得清士兵刺刀尖的颤抖。
在东北军区第三招待所会议室，彭德怀和高岗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洪学智、副司令员韩先楚、参谋长解方、政治部主任杜平以及该兵团所属的各军军长和政委。邓华介绍了参战部队各军的领导，彭德怀与他们一一握手。会议由高岗主持，彭德怀宣布了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
彭德怀在讲话中首先阐明了当时形势和我国出兵参战的必要性，接着说：“这次率兵出征，不同以往，美军海、陆、空三军都是现代化装备，而志愿军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加上异国作战，朝鲜幅员狭小，不像我们国内活动余地大。而且地理民情不熟，语言不通，部队作战所需物资绝大部分要靠国内补给，这就加重了后勤方面的困难。但是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们必须打好这一仗。”
最后，彭德怀提高嗓门以洪钟般的声音说：“敌人的进攻速度很快，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中央派我来到这里，也只是三天前才决定的。现在我命令：所有参战部队从现在起，十天之内作好出国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要保证一声令下，立即跨过鸭绿江！”彭德怀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震撼着参战将领们的心房。
短短几天的时间，临时指挥所的同志就领教了这位彭大将军工作起来的拼命精神。所有人员都在彭老总的指令下陀螺般地飞快旋转着，那种大战将临时的紧张节奏和严肃气氛，使他们的神经始终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每个人都忘记了疲劳。直到快离开沈阳时，彭德怀才抽出时间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乘吉普车参观了一下沈阳市容。说是参观市容，其实只是在铁西区转了转。只有这个时候，人们始终绷紧的神经才得以舒缓。
吉普车开出不久，奉命刚从西安赶到沈阳的彭总的军事秘书杨凤安指着窗外惊奇地喊道：“你们看，沈阳的房子和我们西安的房子不一样，都是四四方方的像个火柴盒。”
彭德怀也显得兴致勃勃：“你看那房顶，大大小小的烟筒多像大西北的树林子，沈阳不愧是重工业基地。咱们走出国门在外打仗的人，也要时常关心祖国的经济建设呀！”
彭德怀非常羡慕这块黑烟滚滚、机器隆隆的风水宝地。他的思绪从即将挥兵杀敌的紧张状态中游离出来，忽然又想起了几天前还在为之殚精竭虑建设大西北的蓝图。
身为统帅千军万马的战将，彭德怀约束部队很严，对自己的约束更严。离开沈阳时，地方领导送给他一件挡风御寒的上等貂皮大衣，说它是关东“三宝”之一，在上面落个雪花立刻就化成水珠，吹口气能烧干嘴皮子。彭德怀撇一下嘴说：“老伴儿刚给我捎来毛线背心，你这东西太火了，我这身子骨恐怕抗不住烧，你还是拿回去吧！”
彭德怀并非完全拒收“礼物”，他把貂皮大衣退回去了，却欣然接受了军区首长配给他的一个警卫连。因为这是军事需要，又是军委批准了的，他不得不破例接受这个对他来说既实惠又及时的最“珍贵礼物”。
第二章 参加志愿军（13）
沈阳的夜，静谧、安详。久经战阵的军人们却敏锐地嗅出，这里的空气中仿佛浸透着一种血腥与硝烟的味道。
张养吾：彭总，我看你会成为打败美国军队的第一人。
十月九日，麦克阿瑟在对北朝鲜劝降无效的情况下，又通过无线电波发出最后通谍：“为了以最少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贯彻联合国决议，我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最后一次要求你们及你们指挥的军队，不管位于朝鲜什么地方，都放下武器，停止敌对行为。……否则将马上着手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以实施联合国的决议。”
其实，麦克阿瑟对北朝鲜的军事行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他发布第二个声明的时候，西线沃克所属各师正在向朝鲜首都平壤进军，东线的韩国第三师也在快速向元山接近。
第二天，作为答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拒绝了麦克阿瑟的要求，并向他的军队发布了一份挑战性通报：命令朝鲜人民军战斗到底。
在中国的东北大地，一列火车如蛟龙出窟，自辽宁省城沈阳向中朝边境呼啸而去，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向中朝边境挺进。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征的第一列火车，车上所有官兵都各就各位，紧张而有序地工作着。
彭德怀临窗伏案，戴着紫边老花眼镜，正在聚精会神地批阅文件。戎马生涯几十年的老将军，此时忽然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仓促上阵的紧迫感，方方面面的工作在他脑海里奔来涌去，各种必办的事情纷至沓来，让他应接不暇。
作为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毛岸英一直守侍在侧。彭德怀有点见老了，他脸上的纹路就像他曾经在那儿长期战斗过的黄土地。看着被岁月黄沙打皱了面额的彭总，毛岸英几次想提醒他休息一下，但又怕打断他的思路，影响司令员的工作，只好埋头看自己的外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