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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柳在“万死投荒”的流放中，本想采蘋花送经此地的故人曹某以表友情，然而，在谪居的险恶处境中，他不能不感叹连采花赠友的自由都没有。
在新旧交替之时的陈寅恪，将“欲采蘋花不自由”改为“不采蘋花即自由”，以为只要退为“不采蘋花”、甚至连“采蘋花”之“欲”都没有，便不难保持一个寻常读书人的独立、自由身份，最多，是与政治、时事所涉无多，“落后于时代”的“旧朝遗民”。不过以后的事实证明，他对此想得过于简单了，或者说，此时他对这一“新旧交替”之意义的认识和理解，还远远不够。
这次“新旧交替”与往常的任何一次都不一样，意义可谓非同小可。因为这并不仅仅是一次简简单单的政权更迭，而是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彻底的“革命”。按照当时的新式逻辑，一定的社会基础一定要有相应的“上层建筑”与之配套，一个“全新”的社会必须要有“全新”的上层建筑。所以就有了随之而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拔白旗，插红旗”、“批判白专道路”、“兴无灭资”等一系列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所有知识分子，因为当时所有读书人都是“旧学校”培养出来的——的运动。“文革”中，进一步认为连解放后十七年新学校培养出来也基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没完没了的改造运动最后一直发展到“要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不仅触及“灵魂”而且触及“皮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个严密的逻辑中，不承认任何学术乃至自然科学的独立性（当时的主导观点是“科学也有阶级性”），认为从金文甲古、词章考据到遗传学、相对论等等都具有政治性，是分为“无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教师、学者、作家、工程师、医生等各种独立的“专业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却又统统被重新定义为高于一般“群众”的“干部”，必然要受到比“群众”更为严格的要求和改造，在这种“全能主义”社会结构中，根本不许有“不采蘋花”的自由。这样，作为集旧学——即所谓“封”“资”——之大成的一代宗师陈寅恪，与决意要“破旧立新”的新时代之间，注定要有一场“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
有关陈先生的道德文章、学问人品和遭遇，学界可谓尽人皆知，无需笔者在此置喙。仅想指出的是，从陈寅恪在50年代初期提出的担任中科院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的“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两个条件开始，到“文革”中虽被抄家，但并未受皮肉之苦而病逝为止，相对而言，他的遭际其实还算幸运。以陈氏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思想言行，只被定为“中右”而未被打成“右派”，虽被“批斗”，但未受红卫兵和“专政组”的酷刑，实属万幸。这种万幸，是多种偶然因素造成的。如他晚年的双目失明和足不能行，是躲避政治的最佳理由；周恩来的有关讲话对他起了保护作用，胡乔木等一些中共高级“秀才”对他的造访也使人对他不敢轻举妄动；有“南天王”之称的陶铸的开明，在“文革”前顶住种种压力对他进行了最基本的保护和特别关照。这些，使寅恪先生经受的压力和苦难，比其他“普通知识分子”少得多。然而，尽管有这种种偶然因素，他还是长期被批判、被迫自我检查、交代思想。他被认为是“中山大学最大的一面白旗”，因“历史唯心主义”、“保留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受到猛烈批判。“文革”中，几次被抄家，大量文稿与家中物品被抄走；被勒令交代个人历史和社会关系，一次次写“思想和体会”，甚至在病榻上仍不能免……事实是，“不采蘋花”也没有自由。
正是在这种即便“不采蘋花”也没有自由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何以会有“陈寅恪热”。局外人的确很难理解，像陈寅恪先生这种一生只做专论、可谓“教授中的教授”、纯象牙塔中人，如何会成为一种热门的公众人物。实际上，当一种“泛政治”无孔不入地侵入、渗透到一切领域时，一切学术都被政治化，都会成为“热点”。谁想得到，“红楼梦考证”这种原本与政治无涉的学术会有那样大的“政治意义”，以至于由此引发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这样重要、严厉的政治运动！在这种背景下，坚持“考据”就是默默的反抗，放弃“考据”就是默默的顺从，二者都无法摆脱政治。学术就这样无可避免地被编织进政治的符码之中，这是“纯学术”“纯学者”的尴尬，更是学术和学者的不幸。当任何学术都成为政治的工具时，学术自然难以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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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不采蘋花即自由”的意义（2）
所以，为了学术的进步、知识的积累和文化的繁荣，必须承认“最低限度”的学术独立性，使学术在这个范围内能自由发展。更进一步说，也就是必须承认当代英国思想家以赛亚·柏林（IsaiahBerlin）关于“消极自由”（negativeliberty）概念的引入和阐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所谓“消极自由”针对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限度内，一个或一群人可以而且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角色，并不受他人的干涉阻碍。这一概念涉及的是人类最低限度基本自由的范围问题。与此相对的是“积极自由”（positiveliberty）的概念，这一概念针对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干涉，并有权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积极自由”关涉的是个人与社会体制间的相互关系。
要言之，正如柏林所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积极自由”的观念，即是对于“谁是主人”这个问题的回答；而“消极自由”的观念，则是对于“我是主人的范围有多大”这个问题的回答；两者并不一样。也就是说，“消极自由”更关注的是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积极自由”关注的主要是由谁统治的问题。柏林强调，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我们不但对社会的法律与行为应该积极要求发言权；而且应该有一个范围，如果必要，这个范围甚至应以人为之力划分出来，每个人都在这个范围内当自己的主人。这是一个“消极”的范围，但却十分重要。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个“消极范围”，不仅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都会枯萎，而且个人将丧失最基本的尊严。
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结构渐渐发生重要变化，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虽然几经波折，“不采蘋花”的“消极自由”毕竟从无到有、由少渐多。尽管人们现在对“积极自由”状况容或非常不满，然却不能否认“消极自由”产生与扩展的意义，毕竟这是更为根本、更为重要的“自由”。只有在“不采蘋花”之自由获得充分、坚实保障的基础上，才会有“欲采蘋花也自由”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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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李鸿章的最后时光（1）
李鸿章的最后时光
东山再起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协助光绪皇帝发动的戊戌变法，在慈禧太后的铁血镇压下灰飞烟灭，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远走海外，一批支持维新派的官员受到严惩。少为人知的是，晚清重臣李鸿章，虽然并非维新派，但其实对维新派的主张非常认同。虽然李鸿章在戊戌政治风云中能自保平安，但他的观点、态度悉为慈禧所知，戊戌政变后他自然不可能再获重用。不仅如此，他还受到变相惩罚。
黄河自古以来就水患不断，地处下游的山东更是深受其害，河道时常决口。1898年夏秋，山东黄河再次决口，数十县被淹，受难乡民无数，甚至浮尸蔽水。这时，慈禧出人意料地命令实龄已七十有五的李鸿章前往山东履勘山东河工。派李前往任此苦差，慈禧当有自己的考虑：一是自己通过政变重新训政，想以派如此重臣前往灾区，显示自己对灾情的重视、对灾民的关心，以收买民心，稳定局面；二是李鸿章毕竟同情维新派，且有多人上奏要求弹劾，借此变相惩罚李。
此时已是初冬，而当李鸿章到山东时将是隆冬季节，对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来说，确实难以忍受，所以李鸿章在万般无奈中，上折请求慈禧太后另选他人，但未被慈禧批准。11月30日，李鸿章一行离开北京，他特邀比利时工程师卢法尔（Armａｎｄ Rouffart）随行。12月11日，他们到达济南。李鸿章接受卢法尔的建议，决定采取近代西方科学方法，首先测绘全河情形，研究沙从何处而生，水由何处而减，探寻根治办法。在有些地段，他还亲率卢法尔及一些官员一同勘测。1899年3月31日，李鸿章返京复命，距他出京正好四个月。在这四个月中，他不顾隆冬严寒，不辞劳苦，驰驱两千里，认真查看，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拿出了治本、治标两套办法，确比许多敷衍塞责、贪图享受甚至以河务谋私利的官员强不少。
不过，李鸿章关于治河的意见却未受到朝廷重视，许多具体建议都被朝廷和有关部门以种种理由推托、否决。李鸿章对此忧心忡忡，生怕水旱之灾会激起民变。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担心地说：“沧海横流之受，不得谓一隅为灾，不关全局也。”
从山东勘河回到北京后，李鸿章仍然未受重用，闲居了八个月后却突然时来运转，东山再起，重任封疆大吏，被任命为两广总督。从勘河到督粤，这种官运的大伏大起看似命运捉弄，其实是李鸿章一直耐心等待、不断窥测方向、最后果断行动的结果。
原来，虽然慈禧已发动政变将光绪皇帝囚禁起来，但光绪皇帝活着对慈禧和守旧派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因此慈禧曾打算以“帝病重”之名谋害光绪。但此时的中国已是“半殖民地”社会，慈禧不能不先试探各国对此的态度。没想到各国纷表反对，甚至表示要派医生到宫中查看光绪皇帝究竟是否确实病重。而且，国内亦舆论哗然，尤其各地绅商纷纷发电，有时甚至数万人联名，要求慈禧归政，确保光绪平安。面对强大反对，慈禧只得打消谋害光绪的主意。但她又于心不甘，打算“废掉”光绪，另立新帝。但这废立之事仍需试探外国的态度，而慈禧等守旧派与洋人交恶，无从打探，于是与李鸿章私交不错的荣禄便走访李鸿章，请李打听外国人的态度。李鸿章认为自己东山再起、重获大权的机会终于来临，便不失时机回答说，这是内政，如果先询问外国人的态度有失国体，但如果派我到外地当总督，外国使节必来祝贺，这时可顺便探问外国态度而又不失国体。除了想重掌大权外，李鸿章提出外放当总督的另一个考虑是远离京城，以避开废立这一至为敏感甚至有关身家性命的宫廷权力之争。荣禄为李之说法所动，所以几天后李鸿章就被任命为两广总督。
李鸿章再获重用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