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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与“德”。他所做的，就是在“道”与“德”的总纲之下，制定法度，判别是非，公正赏罚，以公正和不偏不倚推动社会进程。“政之所在，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管仲这一段话的中心意思，跟老子的《道德经》不谋而合，看得出来，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参透天地，然后寻找合乎天地民意的手段。
当然，就管仲的手段而言，谋略和权术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不过，就管仲那个时代而言，无论是他的权术也好，谋略也好，不择手段也好，还是有着大气象和大胸襟的。并且，靠着这样的大气象，管仲架构起了一个大国的管理格局。这种由谋略的广博和心机的深刻而发散开来的大气象，对于社会的进步，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只是到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权与谋变得越来越普遍，也变得越来越扭曲变形。汉武帝时代，阴鸷的权谋和善变已经让人感到心惊胆战了，只不过那时的权、势、术还支撑了国家的强大；到了三国时代，曹操可以说是将权、势、术运用到登峰造极的一个人，同样值得庆幸的是，有着分裂人格的曹操还能尽显韬略，拥有一腔热血和天地情怀，这些，还能稍稍弥补一下手腕的毒辣吧。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权术和谋略已明显是一柄双刃剑了，每每出鞘，都让人胆战心惊。而当社会普遍拥有着这种制胜权谋，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心思不再干净的时候，中国文化从总体上已显得不太健康了，它缺乏足够的元气去挣脱泥淖，也没有清澈的形而上去濯洗。当政治的核心被越来越多的权谋、谋略、权术占据之时，哪里会有善良和清明呢？整个政治，必定堕落为一块腐烂恶臭的沼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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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与实 三
在我看来，这位出生于安徽颍上的一国权臣，应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被低估的人。
与老子一样，管仲也算是孔子的同时代人。不过，管仲显然要比孔子大很多，按照时间推算，孔子出生的时候，管仲已经逝世数年了。如果把管仲与孔子进行比较，更可以看出管仲的不凡了。孔子在《论语》中自夸：“如果谁用我执政，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但事实呢，似乎不像孔子想象得那么容易。孔子五十二岁那一年，受鲁国国君重用，三年之后孔子离开鲁国的时候，根本没有出现三年有成的局面，相反，因为杀了一个少正卯，限制了鲁国的思想自由，也影响了鲁国的经济发展。跟管仲相比，孔子既不能像管仲那样教育农民怎样种庄稼，也不懂得怎样选拔人才，更不懂发展经济要用非常手段、军事要搞阴谋、外交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了。孔子只会重复那一套恢复周礼的论调，天真地以为只要实现了他所倡导的那一套意识形态，就能治国安邦平天下。一个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尽管也有他本身的价值所在，却是无法治理好国家的。
从现代政治的角度看，管仲的才华，除了表现在军事和政治上，还表现在经济、哲学、法律、外交、教育、人才、管理以及道德伦理等各方面，既有治国平天下的实践经验，也有相关的理论总结。按照常理来说，这样一个开拓政治局面，影响历史发展，并且导致社会产生巨大变化的人，应该是有崇高的思想地位和历史地位的，但在中国历史上，管仲的地位，似乎远远低于同时代那些怀才不遇的“空谈者”，比如孔孟、老庄等。连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只是将管仲列入《管晏列传》，总共只有数百字的篇幅。漫长的中国历史，只有晚清时的梁启超算讲了一句公道话，认为管仲是“中国之最大的政治家”。现在看起来，梁启超的这一说法，一点都不为过。
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在《论语》中，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有两处，一处是有人问孔子：“管仲俭朴吗？”孔子的问答是：“管子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意思是管仲将一些市租据为己有，不算俭朴，即不算廉政。另一处是子贡和子路问孔子，对管仲背叛公子纠辅佐齐桓公怎么评价？孔子的回答是：“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张开衣襟，成为蛮人统治下的老百姓了。可以看出，孔子对管仲总体上是肯定的，但同时认为管仲做人还有很大缺失，谈不上一个道德完人。一个有污点的人，是不值得大力提倡的。
管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境遇呢？想来，还是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我看来，中国文化最大的薄弱之处在于认识。对于事物的认识，在很多时候，总是由于不够深入，理解能力不够而出现偏差。中华文明一直算是农业文明，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有着狭隘而迂腐的成分。比如过于相信个人的自觉，不重视人道，理性意识淡泊，科学精神匮乏，辨伪机制、创新意识以及法制精神薄弱，等等。这当中最大的表现就是孔孟所提倡的“君子之道”更像是空中楼阁，由于缺乏对人性的深入了解，显得虚无缥缈。从现代哲学的角度来说，孔孟的君子之道是建立在“性善”的前提下的，但实际情况呢，人性本来就是无是无非的，谈不上“善”，也谈不上“恶”，它只是复杂多变。儒家的出发点有问题，决定了“君子之道”的整个哲学体系有问题，也决定了那种“君子之道”道德教化治国的方式无法实现。
与此同时，中国人重言不重行、重名不重实的习惯和传统，又使得中国文化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对实践者和操作者缺少足够的研究和尊重。管仲是一个管理者，也是一个制度的创造者。历史是由后人写就的，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诸多的思想和认识，大都体现在具体措施之中，随着岁月的流逝，真正呈现在后人面前的，已变得相当渺茫了。因此，当人们在整理某段历史时，往往会因循旧日的文字资料去寻找，很难通过当时的世俗人心去比较和鉴别。这样的方式，使得历史的整理者很难，也无法体会一些管理者的高妙和良苦用心。再加上历史的整理者往往都是没有实践经验的文人，对于曾经的管理者，很难有切合实际的判断，甚至，对于他们的位居高位，还在潜意识里怀有深深的嫉妒。因此，有关历史的评价总是隔了一层—这当中的反差，或许，还有人性阴暗的成分吧。历史是复杂的，在分析历史时，不可不正视这些隐藏在历史身后的问题。
因为这样的思维习惯和传统，中国文化对于那种实际上迂腐，却更具悲壮色彩的方式更为推崇；或者，推崇洒脱而富有游戏精神的老庄。比较起管仲的理性和实际，孔孟的方式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更符合中国文化对个人的道德要求；老庄呢，则更纯粹，更像一个完美的人生理想。并且，孔孟和老庄，一辈子都在“修身”，虽然在诸多方面不同，但都堪称道德完人；而管仲，似乎总有道德上的瑕疵。历史的记述者总是被更多的情感因素所左右，正因如此，人们更觉得孔子高山仰止，老子智慧无边，孟子英气勃发，庄子洒脱自然，他们的文化和思想地位远远高于管仲，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名与实 四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这是管子之后的老子在《道德经》上的一段话，意思是说，最善的人好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最善的人，居处最善于选择地方，心胸善于保持沉静而深不可测，待人善于真诚、友爱和无私，说话善于恪守信用，为政善于精简处理，能把国家治理好，处事善于发挥所长，行动善于把握时机。最善的人所作所为正因为有不争的美德，所以没有过失，也就没有怨咎。
水是柔弱的，正因为柔弱，所以它是最大的强者；水是卑下的，正因为卑下，所以它无所不聚。水的聚与盈皆来自于它的平淡本性，由于其性平淡，才永不自贪、不自居、不自骄，使万物之所生，并成为万物之所归。水流生万物，水流化万物，水流而使万物归于水。因而，万物皆流，无物不变，乃水的特性使世界变成这个样子。
看上去，老子这一段话是在谈论水，其实，这也是世界的至理。只有领悟了水，顺应了水，听从了水，才能得明大道，才能出现无我无私，天人合一。
管子的有关文章，虽然没有谈论到水，但从管子的所作所为来看，分明能感受到水的力量——任何思想都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是密切相连的，管子与老子的思想也是这样。在我看来，管子与老子的思想如出一脉，从他们的思想中，明显能够感受到淮河水的波光潋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与德 一
在淮北平原上信马由缰，让人印象最深的，便是那种无所不在的鸿蒙气象，既博大又深厚，既丰富又杂乱。那一种大象之气总让人有难以捕捉的困惑和胆怯，像漫天飞舞的灰尘，又如旷野里无处不在的朔风。
是的，老子就是风。无论是老子的思想，还是老子本人，都如风一样。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孔子在拜见老子并恭恭敬敬地向他讨教之后，曾这样评价说：“鸟，我知道它能飞升；鱼，我知道它能游水；野兽，我知道它能奔跑。奔跑的野兽，能够被网捉住，游水的鱼，可以被钓钩钩住，飞行的鸟类，可以被箭射中；至于龙，我就不知道，恐怕它可以驾着云而升天，今天我见到了老子，他大概就是龙吧！”
孔子对老子的评价一点也不为过，龙是离不开风的，龙盘旋起来，便有大风扶摇。在现实当中，可以说，孔子是失败者；至于老子，则是一个逃遁者。逃遁同样是因为失败，但失败者心中痛的积淤和迂回，却是逃遁者难以深切感受的。对于老子，孔子当然是难以理解的。这样的隔膜，还有地理方面的原因—孔子居住的地方，属于北方，缺少水，更有着中原的喧哗和骚动；而老子呢，居住在那时还属于南方的楚，楚地有太多的河流，河网密布，水汊纵横。在水边生活，那种流动的思维方式不知不觉地就渗入到血液当中去了。老子的思想，更像是水边葳蕤的水草。在水草当中，当然深藏着水的智慧。
是老子的思想，产生了平原的大象之气，还是平原的大象之气，孕育了老子的智慧？—这两者应该是兼而有之、相辅相成的。
道与德 二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传说，其实，关于老子的身世，并不清晰。
老子的情况，最详细的介绍就是司马迁的《史记》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对于老子，有较为明了的记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之史也。”
司马迁所说的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后来的人曾经为此产生过一些分歧。现在，在涡河两岸，有三处老子的遗址，一个是出土考证为老子故乡的安徽涡阳县郑店村的天静宫；另外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