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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悄悄地观察一个阶段才行！”今天的袁世凯已经不似往日，变得很稳重了。
东京，外务省。
外相陆奥宗光给汉城的大鸟发电报：“停止登陆碍难照准！”开战之事，已写进日程表，不能更改。
陆奥在其著作《蹇蹇录》中说：“该公使（大鸟）频向政府来电，意谓目前阶段派如此众多兵员来朝鲜，使朝鲜政府及人民，尤其是第三者之外国人，抱无谓之疑团，在外交上实非上策。然而，视我国之内情，业已形成骑虎之势，中途不能改变既定兵员数。而且，综观清政府之外交手段，近期如何逞其谲诈权变之策，最后将如何欺我，均难预卜。”
地方各自为政，中央予以控制，是后来日本的大陆政策的主要模式，但这时还不是那样，起码大鸟公使是个例外。代理公使杉村等人仍然是强硬派，他们责难大鸟的软弱无能。
接到外相复电，大鸟再一次发电报说：
“让过多士兵登陆，必然招致外交上的物议。务请命令本使认为多余的士兵全部撤至对马待命。希与陆军大臣商议后，训令大岛（旅团长）执行。”
“大鸟公使的心情我十分理解，但……”陆奥把电文反复读了多次，自言自语。
在朝鲜，欧美外交团及侨民们如何看待日本，陆奥是十分了解的。他也是外交官，比谁都更为担心。
进驻汉城的日军，不管军纪多么严格，不管行动多么稳当，军人毕竟是军人，一个武装团体绝不会被看成是和平的。日军从仁川往汉城调动，外国使团和侨民看得一清二楚。在牙山登陆的清军却原地不动，所以，他们没看见，甚至也没意识到。
而且，即使知道清军两千人登陆，用陆奥的话说，外国官吏及商民等“不拘表面上如何，内心里仍然默认朝鲜是中国的属国，而且相信这次清政府出兵是依据朝鲜国王的请求”。
陆奥感到遗憾的是，日本把朝鲜当做一个独立国，两国间缔结了《济物浦条约》，却不为外国所详知。
谁都认为朝鲜国王或朝鲜政府决不会要求日本出兵，相反，清军出现在他们眼前，他们会认为这是应朝鲜政府的请求而来的。
“他们（外交团与侨民）不问我国政府出兵之名义及其真意如何，错误地认为这是日本政府平地掀起风波，利用时机，企图侵略朝鲜。因之，他们对中国比对日本更多地抱有同情心。欧美驻朝鲜的外交官、领事官，将他们的推测分别报给本国政府。至于那些商民，更加胡猜乱想，向本国报界宣扬。在日清事件之初，此事必将触动欧美各强国之感情。”陆奥在《蹇蹇录》中已经承认国际舆论对日本非常不利。
他深知大鸟公使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在该书中，陆奥还写道：“大鸟公使所请，虽极稳妥，但……”
陆奥承认大鸟的要求是正当的，但是，正如他所说的，目前正处于骑虎之势。
当然，日本外务省也不断接到日本驻各国外交官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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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山雨欲来（10）
驻英公使青木周藏来电：“英国外相言外之意暗示，日本如以阻止俄国南下为目的，则承认日本此举。”
这“言外”二字，是奇妙的表现手法。外交官在正式发言以外，有时也依据社交礼节，适当地做些闲谈，不过是些花样罢了。事后才弄明白，青木公使的这个报告是一厢情愿的观测。
日本政府最担心的是俄国的态度。俄国驻日公使希德洛夫曾以相当严厉的口吻，质问日本出兵的理由，态度极其傲慢。
然而，据在西伯利亚单枪匹马闯出了名的参谋本部大佐福岛安正的情报说，俄国远东兵力比想象的要弱得多，没有充足的军事力量介入朝鲜。俄国不足惧，而英国也终将默认。
与青木公使截然相反的情报也接踵传来。上海大越总领事报告说：“英国准备以再次占领巨文岛为条件，默认中国吞并朝鲜。”天津和北京的电报说：盛传中国为往朝鲜增援，正在动员军队。
陆奥外相向川上参谋次长征询：
“我很了解大鸟公使的处境，但国家利益必须高于一切，不得不如此……假如现在丢掉这个战机，你说……”
“事不宜迟，现在动手都已经迟了。随着西伯利亚铁路接近完工，俄国的态度会越来越强硬。现在的傲慢还只是在口头上，等到下一个机会，谁知道会怎样呢？再说，这次的动员计划已经完成，到了这步田地，还能缩回去吗？这一点，我想你也是很了解的！”
川上操六微笑了，那意思是说：出兵朝鲜，是我们两人共谋，到了此时，还提什么假定问题，简直是浪费时间。
6月12日，大鸟来电希望把混成旅团撤到对马之日，大本营决定把第五师团动员起来，开赴朝鲜。
设立了大本营之后，动员、作战等均服从于统帅，即使内阁有意见，也无法介入。
大本营的决定属于一级机密，在汉城的大鸟公使自然不得而知。
大鸟公使正在同袁世凯进行撤兵谈判。
这时，一户大队已经开进汉城，驻防日军达到一千人。大鸟、袁世凯采取了阶段性撤兵这一现实的方法，意见趋向一致。即：日军撤走四分之三，留在仁川二百五十名，清军撤退五分之四，留下四百名，从牙山移防到仁川附近。一旦“乱匪”被扫荡干净，则全数撤走。
然而，在谈判的进程中，大鸟接到东京驳回他的提案的指令。
双方的意见取得一致是在6月15日，只等互换正式文本了。
李鸿章发电报给派遣军，命令做好撤退准备，是在双方会谈当中的6月13日。
派遣军总司令是直隶提督叶志超，副司令是太原镇总兵聂士成。他们正在仁川以南、成钦以西的牙山构筑阵地。
李鸿章比在朝鲜当地的袁世凯更乐观。迄今为止，他的政治都是注重于人事关系，他非常相信伊藤博文。
他还估计，日本议会一定会阻止日本政府的乱闯。这一点，应该说是李鸿章的无知。这时的日本议会中对外强硬论占主流。对那个超越政府、超越议会的“大本营”的性格，李鸿章更缺乏正确的理解。
李鸿章心里所强烈盼望的，是“只有战争，无论如何也要避免”。倘若现在同日本掀起战争，首当其冲的将是他多少年来惨淡经营的淮系北洋军。北洋军是他唯一的政治资本，若受到损伤，必将危及他的政治地位。
李鸿章虽然是清政府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但政敌也不少。如果他的立场动摇起来，就再也无法防御政敌的攻击。很明显，政敌可能会高唱对日强硬的论调。
李鸿章这么一反往常，急于采取撤兵的和平措施，正是因为他意识到政敌的动向。
“整备归装！”这封电报没有明言立即撤兵，但谁读了都会想到是要撤兵。
李鸿章给牙山的叶志超提督发出这封电报的同时，东京的驻日公使汪凤藻的一封电报发到了天津。
“伊藤博文首相表明，在平定民乱以后两国共同撤兵，但言外之意含混不清，似有驻留军队、协商善后措施之意。”
又是一个“言外”，把李鸿章的乐观情绪给动摇了。好像不完全撤兵，而且，是被视为最稳健的伊藤隐约透露出来的！莫非也是为了防备政敌攻击，不得不做些违心的事？李鸿章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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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山雨欲来（11）
然而，现实情况并不是按照他的主观臆断来发展的。
6月14日的阁僚会议上，李鸿章寄以希望的伊藤博文提议：“朝鲜内乱应由日、清两国军队共同合作，迅速剿平。乱民平定后，应由日、清两国向朝鲜派出委员，进行内政改革。”
他高唱镇压内乱，却只字未提撤兵之事。
汪凤藻算不上一个很有能力的外交官，但他却能感觉并把握伊藤首相的“言外”之意。
陆奥外相经过一整天的深思熟虑，断定日本政府在外交上已经到了不得不转向“机动多变”的时期。他估计，对于日本的提案，清政府十之八九不会同意。于是，在第二天的阁僚会议上，他表示原则上同意伊藤提案，但提出两项补充：
“一、同清政府进行谈判，不管其是否同意，不看其结果如何，我国派往朝鲜的军队决不能撤回。
二、如果清政府不赞同我国的提案，帝国政府应以自身力量担当促使朝鲜政府进行改革之任。”
经首相上奏，获得批准。
这件事陆奥曾大吹大擂，认为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为什么估计清政府不会赞成共同改革呢？因为陆奥确信，清政府对朝鲜肯定要坚持宗主权，只能由它来改革朝鲜，指挥朝鲜。
清政府有这种想法是很明显的。因为认可了同日本共同去改革，不啻否认了对朝鲜的宗主权。《蹇蹇录》中写的是“十之八九”，实际上，陆奥肯定是认为清廷百分之百的不会同意。
日本的报界也不断地煽动强硬论调，甚至挖苦说：“大概不是为了搞一次阅兵式，才派兵去朝鲜的吧！”
陆奥外相把这次内阁会议的决定照会给中国公使汪凤藻，是在6月17日。汪公使立刻电告天津：“日志（日本的意志）留兵，在于协议善后。其布置若备大敌，似应厚集兵力，隐伐其谋。”
汪公使建议：事已至此，应集结兵力，以备日本。然而，李鸿章不认为这是上策。
次日，袁世凯也给李鸿章发来长文电报，提出：倘若日本无撤兵之意，中国也应增兵。“日本知道今年我国有慈圣（西太后）之庆典，以为我国必然忍让。如果看出我方准备大举，或可易于结束。请先调水师速来，严加防备，然后陆续派来陆军，以为后备。与此同时，请各国驻我国公使从中斡旋，或可不致立即决裂。”
袁世凯当然很清楚李鸿章不愿开战，所以说服他一边增兵，派遣海军，一边在各国外交官中活动，多做些工作，这样才可能避免战争。
这期间，日军不断在仁川登陆。大鸟公使的呈文在6月15日送到内阁会议上，内容是“让四千名士兵侵入汉城的理由难以找到，日本政府的这种措施只能有损于外交关系，若政府为实现出兵之素志，具有应付一切后果之决心，则不必顾及”。
陆奥复电说：“我军驻留汉城乃最高目的，不惜采取任何借口。”
日本在朝鲜的负责人软弱，而本国政府的首脑极强硬。中国正相反，在朝鲜的袁世凯不断催促派兵，而天津的李鸿章是尽量回避。
就斗争意志来说，双方的中枢部门从一开始就有很大差别。
袁世凯督促驻在牙山的叶志超提督做出进入汉城的姿态。他认为：“日本人跳梁之意图，在于防我。我若一振，则日本必自衰。”
“倒不必立即进驻。先散布我军进驻的谣言，等对方行动后再动，岂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