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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前科的“济远”舰又第二次临阵脱逃。
方伯谦报告说:“舰炮被击坏,舰体严重损伤,凭自力脱离战线,勉强开到大连湾。”
“济远”舰舰炮确实毁坏了,但据说并不是被日本舰队击中,而是他自己炸毁的。舰上的弹痕也都是用巨锤故意砸出来的。如果这是事实,那可太骇人听闻了。
战后,也有人认为方伯谦是无罪的。
黄海海战之后,未过一个星期,9月23日,接到丁汝昌的禀告,李鸿章决定将方伯谦处以死刑,于两日后拂晓执行。在这种迅速判决并执行的背后,有人怀疑肯定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孔广德编的《普天忠愤集》中有一篇《冤海述闻》,说处死方伯谦是丁汝昌、刘步蟾和汉纳根三人的阴谋。他们都同方伯谦有私怨,如丁汝昌在海军基地刘公岛盖了许多房屋,租给高级将领居住,只有方伯谦不租用。
其实,恐怕是黄海的败战需要找个替罪羊,而方伯谦被选中了。当然,他能够被选中,也一定有理由。
《冤海述闻》也为方伯谦作了辩护,说:在丰岛海面,“济远”力战,炮击日本“吉野”舰,打得它倾斜,挂起白旗和黄龙旗逃遁(黄龙旗是清朝的国旗)。“济远”准备追击,但舵机损坏,不能跟踪,只好返航。
这可是倒打一耙的偏袒。东乡平八郎的日记是可靠的。日本官方的报道是清舰在丰岛海面首先攻击日舰,而东乡记为日本方面先发制人地发起了攻击。他不管官方怎么说,如实记录,因此,“济远”挂起白旗和日本舰旗逃走的事实是可信的。
逃回大连湾的“济远”舰的损伤是人为制造的,对此,泰莱的回忆录中也有记述。
大本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声名狼藉,毫无威信。可是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是受到日本国民的绝对信任的。明治二十七年9月18日下午四时三十分,以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的名义公布的大本营战报说:前16日午后五时,本舰队第一游击队“赤城”、“西京”等十二舰,经海洋岛向大孤山海面进发。17日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发现敌舰队“定远”、“镇远”、“靖远”、“致远”、“来远”、“经远”、“威远”、“扬威”、“超勇”、“广甲”、“广丙”、“平远”等十二舰及水雷艇六只。
◇欢◇迎◇访◇问◇BOOK。◇
第67节:下一个时代(2)
这项战报与伊东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电报——“敌舰队十四舰及水雷艇六艘”相比较,大本营发表的少了两艘,伊东电报中无舰名。实际上,这时北洋舰队堪称战舰的有十二艘,另有“镇南”、“镇中”两艘炮舰和四艘水雷艇。把炮舰也算在军舰里,确实是十四艘,但伊东把四艘水雷艇看成了六艘。如果大本营把炮舰当成水雷艇,数目就相符了。大本营公布的“威远”,这时并不在北洋舰队里,可能是把“济远”误认为“威远”。
此外,还有五艘运输船,也可能是把它们当中的几艘错认为军舰或水雷艇了。
不过,别的舰名都对,单单把“济远”搞错,很可能是“济远”在战场的时间不长,致使日方无法确认。
牺牲一人而救众生,佛教叫“一杀多生”,可以套用一句:一杀多戒。“广甲”的吴敬荣等人,按说也算是临阵脱逃,但有了方伯谦这个靶子,其他官兵引以为戒也就行了。怎奈他继丰岛海面战役之后再次脱逃,作为杀一儆百的牺牲者,实在是非君莫属。
“还真不能掉以轻心呢!”袁世凯不由得摸了摸后脖颈。
这次战争责任最大的,岂不就是我!——想到这里,方伯谦的处死,与他并不是毫无关系的了。
黄海海战的次日,李鸿章写了一篇奏折,送往北京。他在奏折中说:
“北洋人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唯有严防渤海,力保沈阳,然后厚集兵力,再图大举。请另简重臣,督办奉天军务。”
李鸿章的意思是,这次战争简直不是日本对中国之战,而是日本对李鸿章之战。事实上,动员的军队大部分是淮军,出动的海军则是李鸿章一个人惨淡经营的北洋舰队,只有他一个人在拼命战斗,别人都若无其事。奏折中充满了抱怨情绪。
返回旅顺的汉纳根来电报说:各舰或多或少都受了损伤,修理大约需要三十五天。就是说,自今而后的三十五天,北洋舰队的战斗能力等于零。究竟会怎么样呢?李鸿章陷入沉思。
武器弹药不足。光靠北洋一隅是不行的,必须集中全国之力。李鸿章打电报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希望他尽量多弄些武器送来。李鸿章觉得刘坤一比湖广总督张之洞通情理,当然也给他的胞兄——两广总督李瀚章打了电报。弟兄之间,遇到这种事就顾不上客气了,何况谁都知道李瀚章能当上总督是沾了弟弟的光。李鸿章要求哥哥给予报答也无不可,一开口就借用步枪六千支,随后又打电报,“希望尽可能多借一些”。
李瀚章确实为弟弟尽了最大努力,甚至做过了头,惹下祸患——为筹措军费,他竟想使用“闱姓捐”。
所谓“闱”,本是宫廷侧门之意,也指科举的考场。科举规定,乡试在各省会进行,合格者称“举人”,有资格参加北京的会试。会试合格,便是进士。
会试,是从全国会聚而来的举人的考试,谁将怎么样,无从知晓。但以省为单位的乡试时,对参加考试的人几乎都熟悉。他是谁家的第几个儿子,能考得怎么样,等等,事先都有评议。于是,对谁能考上下赌注,这就是“闱姓捐”。
拿神圣庄严的国家考试赌博,成何体统,因此废止了。李瀚章想把它复活,不管是什么样的赌博,设赌抽头的人总能捞到一大笔钱。李瀚章打算用官办赌场的钱充当军费。
他本人也许认为这是一个绝妙的方案,但是,没有充分估计到民众对赌博的反感。是李鸿章的哥哥,这一点使他有所倚仗,但同时又是他的弱处所在。李鸿章的政敌很多,他们觉得攻击戒备森严的弟弟,不如攻击漏洞百出的哥哥。于是,恢复闱姓捐的提案遭到舆论的全面攻击,李瀚章竟被逼到辞官的边缘。反对者,确实是有的,但也不难推测有人从旁煽风点火。
九月二日(阳历9月30日),李鸿章坐在天津的公署里,整天思考着计策。这时,户部尚书翁同龢来访。翁在一个多月之后当上了军机大臣。十年前,他曾当过三年的军机大臣。现在,他侍从天子左右,成为朝廷的重臣,是人人皆知的反李鸿章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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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节:下一个时代(3)
这样的时期,这样的人物,特意从北京赶到天津来,当然是为了公事。原来,他是奉西太后之命来会李鸿章的。
翁同龢时时提醒自己:这次是奉皇太后之命而来,将她的命令传达给李鸿章,再把李鸿章的答复转报太后,如此而已……
总共有几件事,其中之一是非常简单的。
“要严厉责问:这回为什么把事情搞得这么糟?”西太后说。
尽管这么问,实际上她比谁都相信李鸿章。翁同龢把西太后的这句叱责传达给李鸿章,心里感到很痛快。
清朝,把军机大臣当做天子的秘书来使用。到了清末,有实权的总督也参加进来。清朝的制度原来是把大学士作为国家最高领导者的,不论是军机大臣还是总督,都兼任大学士,所以极有权势。大学士的定员是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体仁阁各一名,协办大学士两名,计七名,也可以缺员。例如文渊阁大学士自光绪帝即位以来二十年间一直空缺。七名大学士中,文华殿大学士为首席。
李鸿章身为文华殿大学士已有二十年。在此之前,曾任协办大学士三年、武英殿大学士三年。
翁现在还不是大学士,他当上协办大学士是三年以后。
在朝廷的席次,翁同龢也很低。但这次是奉西太后的懿旨而来,所以进了天津的直隶总督公署,他大模大样地坐在上首。
李鸿章垂头听了西太后的叱责之词。
“水陆各军均遭惨败,臣无可辩白。”李鸿章说道,但心里却在说:这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吗?辅佐国政的并非我一个人!北洋军确实是我创建的,在我之外,又有谁创建过军队?我从来不反对别人建军队。
“沈阳可是陪都!”翁同龢说道。
现在的国都是北京。满族人入关之前,有一个时期曾以沈阳做国都,顺治帝以前的太宗和太祖陵均在那里,因此,把沈阳视为陪都。
“臣知道。”李鸿章仍低着头回答。
“那是重要的地方,皇陵也在那里,一旦发生意外,你能担待得了?”
“老实说。奉天兵不足恃,臣没有把握。”
李鸿章口气生硬,翁同龢有点犹豫了。他预感到,再加申斥,李鸿章会提出共同责任的问题来。于是,他立刻改变话题。
“问问李鸿章:是否可以借助于俄国?”西太后曾说过。
她非常希望快一点结束战争,想同李鸿章商量,可否借助俄国的力量,促成议和。按照翁同龢个人的意见,在陆海失利的情况下,议和有失中国的脸面,又不能指望得到好处,所以不能同意。要等前线取得一些反攻胜利,再进行议和。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现在议和,就得不怕举世唾骂。
“这都是皇太后的懿旨,我只是传达一下。你的答复,我也将不置一词地照样转奏。”翁同龢故意添了这么一句。
“俄国公使因病回国尚未归任,同他们的参赞倒是不断来住。俄国对日本侵占朝鲜非常愤恨,喀西尼伯爵也经常提及。臣以为,往俄国派一特使也是个办法。”李鸿章答道。
“依靠俄国行是行,但很难说他们就没有阴谋。假装亲近,然后占领东三省……实际上,占领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吗?”
“请圣上放心,我敢保证绝不会发生这种事。”
李鸿章一贯是亲俄派。当他说保证俄国没有野心时,脸上露出自信的微笑。
“总之,我是代表皇太后来办事的。刚才我已说过,我要把你的话,一字不差地上奏。”翁同龢说完,回北京去了。
这一天,朝廷任命了一个前线总帅——“命宋庆节制前敌各军”。
宋庆是七十五岁的老将,曾在袁甲三手下,镇压太平天国有功,赏给“毅勇巴图鲁”称号。
巴图鲁,满语是“勇敢”之意。对军功显著者,授予这个称号。后来宋庆的军队被称为“毅军”,他的部将马玉昆已经率军出征朝鲜。
宋庆是山东人,既不属湘军,也不属淮军。最初,他给同乡前辈的安徽亳州知州宫国勋当仆从。那时正是镇压捻军之战最激烈的时期。捻军的一个将领孙之友前来诈降,计划在清军内部暴动。不知什么缘故,竟被宋庆看破了。得到主人宫国勋的许可,他杀死了孙之友,接管了孙之友的部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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