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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不妥之处？”张荫桓问道。
“我国和中国目前已断绝了国交，没有国交的国君之间不能交换文书。可以拒绝接受没有外交的国家君主的信件，这是外交常识。我们要问：你们是否真从皇帝那里得到了全权？你们所说的国书，不过是介绍信而已。”
陆奥宗光的话被流利地译成汉语。他早就估计到这种情况，所以翻译事先也做了准备。
“请你们看看，这是我国皇上给我们的敕谕。”
张荫桓双手把敕谕举过头顶，递给日方。
“着派尚书衔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头品顶戴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与日本派出之全权大臣会商事件。尔仍须一面电达总理衙门，请朕旨遵行。随行官员须听尔节制。尔其殚竭精诚，谨以行事，勿负委任。尔其慎之，特谕。”
“这只是一纸命令。上面虽写着会商事件，但究竟是何事件却没明写出来。是通商问题，还是渔业事件？未免太含混不清了。而且，要用电报一一请示总理衙门，这能算作全权吗？”
陆奥宗光看了“敕谕”之后，低声命令随员：“把那个拿来。”他设想了各种情况，做了多手准备。他又继续说下去：
“日方全权大臣的权限同中方全权大臣的权限不相同，就不能开始谈判。只凭口头，是不能作为日后的证据的。所以，要先用文件形式确认这件事，谈判以后再说吧。”
他把话一停，日方的随员立刻分发给每个代表一份文书。分发完，陆奥又追加一句：
“请在刚才发给各位的备忘录上写上书面回答。”
这份备忘录的内容如下：
“在缔结媾和条约方面，日本皇帝陛下授予日本全权大臣一切权限。根据相互对等之原则，中方全权大臣是否也由清朝皇帝陛下授予了缔结媾和条约之一切权限？请以书面明确答复。”
对此，中方全权大臣不能当即作答，这天的谈判便结束了。
次日，2月2日，中方送来答复文书。其中写道：中方全权大臣被授予为媾和会谈、签字、盖章之全权。至于各项条款，须以电报奏闻本国，请准敕旨，定期签署，然后将条约带回，经皇帝御览，批准后施行。
“这怎么能称做全权？”日方以此为借口停止了谈判，并把责任推到中方身上。正如袁世凯所看穿的那样，日方企图再来一次凶猛的打击，获得有利的地位后，再进行媾和谈判。
◇。◇欢◇迎访◇问◇
第77节：驱逐使节（2）
即使中国的全权委任书是完备的，陆奥宗光也会提出苛刻的条件，使谈判中断。不过，为了不驳居中调停的美国的面子，与其用盛气凌人的态度，不如借口中方手续不完备更好些。事态正是按日方的意愿进展的。
接受答复的当天，两国代表再次在广岛县政府会谈。伊藤首相演讲一通，宣告停止谈判。
“两阁下的委任权极不完备，足以证明清政府尚无求和之诚意。”
这就是中止会谈的理由。
张荫桓大吃一惊。如果因意见不合，谈判决裂，无计可施，倒也算是完成了使命。可是，现在还未进入谈判阶段就停止，岂不是白来一趟？他恳求道：
“委任书不够完备，我可以致电本国政府，授予完备的全权。务请设法促成会谈。”
这简直是哀求。对此，陆奥冷冷地回答：
“我不愿同我拒绝过的人再进行谈判。”
中方代表们垂头丧气地站起来，准备离去。这时，伊藤首相叫住随员之一伍廷芳。
“伍先生，久违了，请留步。”
伊藤博文十年前去天津谈判时，伍廷芳是李鸿章的幕僚，见过几次面，可算是老相识。
伊藤首相向敌国代表的一个成员这么亲昵地打招呼，使会场的紧张空气顿时缓和了不少。
“为什么您没当上全权大臣？”伊藤博文用英语说道。
伍廷芳是广东人，年轻时曾在香港英国人办的法律学校学法律，后来又去美国留过学。
“哎呀，我怎么行……像刚才说的那样，我完全不够资格。”伍廷芳答道。
“不，您是法律专家，今天问题之所在，您最明白。如果最明白法律的您直接来谈判，或许事情就好办得多。”
“恐怕是一样吧！”
法律专家伍廷芳清楚，清政府的全权委任书的确有问题，但那只是手续上的问题，可以随后补齐，并不妨碍先进入谈判阶段，这在外交活动中也不乏先例。伍廷芳看穿了日本是想再打击中国一次。袁世凯靠直觉，而伍廷芳是凭法学家的眼睛及所处的外交地位来观察。
伊藤苦笑了。他明白，今天为拖延时日耍的把戏被伍廷芳看穿了。他想起十年前在天津谈判朝鲜问题时，曾被伍廷芳从法律的角度顶得张口结舌。
那时的《天津条约》规定了从朝鲜同时撤兵，将来派兵之际相互通告。结果，依据这个条约却产生了这次战争。
“请转告中堂。”伊藤说道。
“转告什么呢？”
“这次中断谈判，绝不是因为日本好战，务请说清楚。我盼望两国尽早恢复和平。这次谈判虽然中断了，但具备合法资格的全权代表来日本时，我们将高兴地再次开始谈判……唔，因为同阁下是老相识了，所以才说了这番话。不是正式发言，就不必告诉那两位全权大臣了，算我们两个人的悄悄话吧。”
“明白了，谢谢，不过，我还有一事不明……是不是这次全权大臣的官位和名望不够，让您不满意？”
“不，不是，若持有完备的全权委任状，我是不能拒绝举行谈判的。当然，代表的爵位、名望越高就越好些。老实说，最好是国政的最高负责人，如中堂或者恭亲王。他们当全权大臣，我们甚至愿意前去谈判。因为同地位最高的人会谈，就不会成为纸上空谈，能负责到底，彻底实行。”
“我全明白了，一定转告给中堂。”
伊藤和伍廷芳的私谈结束了。表面上只是几句简短的应酬语，但伍廷芳立刻明白了，这是希望李鸿章亲自出马的意思。
1月5日，张荫桓、邵友濂两大臣又接到敕谕，其中言及：“关于各项交涉，须随时电奏，待旨办理。凡有伤国体、中国力所不及者，不可任意许诺。”
日方要求中方使节团早日离开广岛，理由是这里乃大本营所在地。
张荫桓等人不得已迁到长崎，2月12日从长崎归国。
这简直是“驱逐”。
清政府两大臣访日期间，威海卫形势紧急。
那年除夕是阳历1月25日，日军在1月20日攻陷山东荣成，这是进攻威海卫的准备。李鸿章给丁汝昌发电报：“日军拟除夕、正月初一攻击我军，年末年初不可如例年……奋心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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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节：驱逐使节（3）
1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中将向丁汝昌发出“劝降书”，是委托在威海卫海域的英国军舰“塞万”号带给的，用的是英文。开头写道：
“谨呈一书致丁提督阁下：事局之变，致使仆与阁下互为敌对，何其不幸！然今日之战，乃国与国之战，非个人结仇也。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
这是一篇有名的劝降书，说中国陆海军连败，绝非君臣某一个人之罪，其原因乃是墨守陈旧政治之弊。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抛弃旧政治，逐渐崛起。最后，劝诱丁汝昌逃亡日本，以期东山再起。
“贵国曾有雪会稽之耻，以成大志之先例。在我国，如槺竞＞薪⒋蟮菏嗝芄宋使伲渚倥哑欤盏蒙饷猓椅痪酉砸磺鸥伞０苷侥司烧沃峁歉笙略鹑巍Ｓα粲杏嗔Γ酝妓铡薄 �
丁汝昌当然不听这种劝告，把劝降书原封不动寄给了天津的李鸿章。
这时，李鸿章的电报到了。
“如水师之力不支，莫若出海一战如何？若能取胜，可使铁甲舰退避烟台，蓄积战力。……”
因旅顺失陷，12月17日朝廷作出决定，查问丁汝昌，被李鸿章反对：“威海卫处于与敌人对峙的第一线，防备最为紧要，我认为应当暂缓议处，等有了适当的继任者，再查问不迟。”
新任钦差大臣刘坤一正指挥江南军向山东半岛转移，他也认为，“应当暂缓对丁汝昌的处分，令其立功赎罪”。
海军人才少，若以旅顺之败问罪丁汝昌，则找不到后任。丁汝昌的脑袋险乎哉。
陆军很容易找到胜任者，所以败将卫汝贵的命运就悲惨了——“临敌退缩，贻误大局，即行处决。”1月16日，卫汝贵被斩首。
丁汝昌咬紧嘴唇，心想：不管怎样，我可不能像卫汝贵那样死掉！
卫汝贵在众人围观下被处死，留下的只有耻辱。
丁汝昌提醒自己：万一不行了就自尽，要自尽，决不被人在闹市上砍头！
“镇远”舰管带林泰曾在军舰被水雷击中后从容地服毒自杀，当时丁汝昌还觉得他未免死得太早，现在看来，他实在有先见之明。
1月30日，威海南岸炮台落入日军之手。
1月31日，守卫威海北炮台的清军逃散。次日，为了不白白送给日军，北洋舰队开炮轰击北炮台和弹药库，那里存有大量弹药。的确，与其留给敌人，不如自己毁掉。这一天，日、中两国大臣正在广岛县政府会晤。
濒临山东半岛尖端的荣成湾的荣成，在1月20日失陷。从荣成往西到威海卫，只有五十多公里。
威海卫湾头有个刘公岛，北洋海军司令部就设在那里。
日军对威海卫的攻击，在2月4日夜晚开始。是用水雷艇攻击。中方在海面上设置了防线，但是有间断，日本的第二、第三水雷艇队便从那里挤了进来。第一水雷艇队担当西口的警戒。
北洋海军原是优秀的部队，军官们受过新式训练，水兵们大都是沿海出身，习惯于大海。可是，陆军官兵不断溃逃，使海军官兵的士气急转直下。
日军乘胜前进。水雷艇夜战是日本海军的拿手戏，而清军的六炮台不能予以有效的打击。后来有的外国军事顾问指责：威海卫失陷的主要责任在统领六炮台的刘佩超身上。
2月4日的夜战中，北洋舰队损失了引为自豪的“定远”舰。“定远”漂在海面上，勇敢的水兵们要用它做炮台，坚持战斗下去。可是，在水上不能动的巨舰成了最好的目标，日军炮弹纷纷飞来。
“装好炸药，准备离舰！”听到命令，水兵们离开了军舰。五分钟后，二百五十磅炸药引爆，“定远”舰沉了下去。
日本海军损失了两只水雷艇。
2月5日，日军又来夜袭。
北洋舰队又失掉了“来远”和“威远”两舰。
“已经尽到最大努力了！”
2月5日夜战之后，在“镇远”舰上督战的丁汝昌疲惫不堪，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