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谁知出版的书也许是太“阳春白雪”，不合市民口味，没有一本畅销。一年后，徐志摩的小舅子张禹九来看邵洵美，说是新月书店要招新股，请邵参加。邵洵美想反正办书店都是一回事，于是关了金屋，专力于新月书店。这时新月的成员有胡适、林语堂、罗隆基、沈从文、潘光旦、全增嘏、叶公超、梁实秋、梁宗岱、曹聚仁、卞之琳等等，出版《论语》、《诗刊》、《新月》杂志，文学上是轰轰烈烈，声势很大，在1930年代的文坛，可称风头独健，然而不晓得怎么搞的，钞票总是兜不过来。新月书店股东多，人多意见杂，别人可以说走就走，经济上没有多少瓜葛，而邵洵美是大老板，只好苦心撑持，1933年6月实在撑不住了，才把“新月”结束了。
这时他又跟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几个漫画家熟悉了。当时他们在办《时代画报》，但仅出版了一期就吃不消了，跑来要求邵洵美出山接办。邵洵美是个唯美主义者，对美的事物总有“一见钟情”式的冲动。他欣然同意，在三马路的一条弄堂里租了一套房间作为编辑室，三个画家都担任编辑，邵洵美管出钱经营。叶浅予在《时代画报》上连载漫画《王先生》，颇受读者欢迎，供稿的还有曹涵美和鲁少飞。文学艺术界常来往的朋友有季小波、王敦秋、陆志庠、丁聪等等，他们的编辑部也就成了文艺界聚谈的热闹场所。邵洵美原来认为销路不成问题，售后情况果真是如此，但是由于用的是铜版纸，封面和彩色插页用三色版，印书成本也就高了，每次结算下来，还是亏本，弄得邵老板真是一筹莫展。
1934年，邵洵美在平凉路21号开办时代印刷厂，从德国引进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影写版技术设备，这是中国人自己经营的第一家采用影写技术的印刷厂。他打算将《时代画报》放在自己厂里印，以降低成本，又延揽了《良友画报》的印刷业务。结果，《时代画报》终于用自己的机器印出来了，谁知生意并不好，因为油墨是进口的，纸张是进口的，成本本来就高，而且厂里并没有聘请制版技术方面的专家，仅靠几个年轻人在苦心摸索，印出来的画报与外国杂志还是不能相比……
这给我们天真的诗人又泼了一盆冷水。原来办企业，远不是靠诗人的激情所能够奏效的。这期间，他还在平凉路新村租了一幢房子，挂出“第一出版社”的牌子，吸引了上海文学界、艺术界的朋友天天来聚会碰头，新设想、新构思、新论调不断从中冒出来，促使邵洵美永远热血沸腾，更加起劲地追加出版投资。
这段时间里，他先后出版了《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时代文学》、《万象》、《人言》、《十月谈》；自己的作品有《花一般的罪恶》、《一朵朵玫瑰》、《天堂与五月》、《诗二十五首》。出版物已蔚为大观，但邵家的老房子没有了，拆建的里弄房子同和里也没有了，钱袋逐年空了，他只好租房子住了。然而待人处世的派头依旧故我，萧伯纳来沪他掏钱在功德林请吃饭，朋友们出书有困难，都会想到这位慷慨的诗人朋友。 。。
第九章 公子天下（10）
最为世人称奇的，是邵洵美与美国女作家项美丽的异国之恋。
项美丽是个年轻、漂亮，浑身都散发着青春活力的美国青年。她1935年初到上海，出发前仅仅是出于对东方的好奇，到上海后很快就融入了这个五方杂处、东西交汇型的城市，并在外滩的《字林西报》工作，兼任美国《纽约客》杂志驻中国的撰稿人。她生性好奇、好动、好冒险，生活经历极其丰富。来中国之前，为观察和研究猿猴的生活习性，居然在刚果的丛林里生活了两年，因此对猿猴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后来在上海生活，也长年养着猴子。她这种独特的品性很快在上海滩撞出了火花，那就是认识了邵洵美。她与邵洵美的性格相辅相成，两人共同完成的最具冒险精神的工作，是在上海的“孤岛”时期，出版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英译本，并秘密地发行和赠送出去。
1936年由朋友介绍，邵洵美认识了英美烟草公司的三个经理：英国人泼拉斯、美国人斯密司、中国经理陈心惠，还有一个徐娘半老的弗丽茨。他后来常被邀请出席有外国人参加或是由外国人主办的宴会，步入上海滩洋人的社交生活圈。有一次在“上海国际艺术俱乐部”主办的晚宴上，弗丽茨带来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这就是邵洵美和项美丽的第一次见面。这第一次见面给项美丽留下深刻的印象，立即被他的容貌和气质所打动，因为邵洵美不仅长着一张类似“古罗马雕塑人物”式的鼻梁，而且英语讲得极为幽默和流利，几乎使项美丽有些震惊。邵洵美也为能认识这样一位有才华的漂亮小姐而庆幸，当即邀请她到他杨树浦的家中访问。谁知这一访问，竟导致了此后几年中邵洵美生活轨迹的改变。这对于项美丽来说，是一次更大的冒险，因为当时她在洋人圈子里极为出众，房地产大王沙逊也钟情于她，与邵洵美来往，无形中把一大群洋人朋友给甩在一边了，就不能不遭到她的国人的歧视。有人竟然寄来污辱性的信，信中是一张用过了的草纸。
如果项美丽从此不再理睬邵洵美了，那项美丽也不是项美丽了。1937年“八一三”沪战之后，她仍留在上海，而有钱的外侨都在纷纷逃离，沙逊也开始变卖财产，到上海来的次数越来越少。
“八一三”那天，邵洵美一家和他的工厂职工下午三点多才逃往苏州河河南的，他在《一年在上海》中写道：“我们的车子过桥（可能是外白渡桥，因为过了外白渡桥就是英租界了——笔者注）时将近四点半了。有两个工友当时走散了，来不及和大家一起走，他们五点多钟出来，竟然被日本兵用机关枪扫射了。他们幸亏都懂得赶快伏在地上，只有一个人的腿上受了伤。他们说当时射死的男女老少不止几十百千。不知那有三个小孩的一对夫妇会不会在里面？更不知那一对六七十岁提着小手巾包的老夫妇会不会在里面……”有人撰文说“八一三”一战，使邵洵美“变成一个无产者”，因为他们搬了好几次家，最后落脚霞飞路（现淮海中路）1754弄17号，项美丽住在9号。财产的损失是无法说清了，但这次逃难没有使他们退却，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正义感和斗争精神。这期间，邵洵美以项美丽的名义出版了两份宣传抗日的杂志，中文杂志叫《自由谭》，英文杂志名《公正评论》。《自由谭》出版到1939年3月1日第七期，后因日本人干涉而被迫停刊。秘密翻译和出版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也是这个时期的事情。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九章 公子天下（11）
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以及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系统阐述了持久战的总方针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这个重要文件很快就传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要求地下党员杨刚女士迅速译成英文，以便让全世界都能读到这部指导中国人民抗战的重要著作。杨刚是《自由谭》的作者，外语极好，为安全起见，住在项美丽家里，在翻译过程中，邵洵美与之字斟句酌，并在译出之后，首先在《公正评论》上公开发表。这部著作从1938年11月1日至1939年2月9日，分四次连载完毕，随后又出版了单行本。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为这个英译本专门写了一千字的序言，题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这篇序言后来也由杨刚同志译成英文，刊登在单行本上。另外杨刚还写了一篇“译者序”，序中对邵洵美的帮助表示了诚挚的谢意。
单行本出版之后，一部分由杨刚带走，交*地下党组织发行，另一部分则由邵洵美和他的助手王永禄，利用各种方式，把它塞进在沪外籍人员的信箱里。这些工作无疑会遭到日本人的干涉，那时日本人虽然还未进入租界，但那咄咄逼人的气势，早已不把西洋人放在眼里。终于有一天，两个日本人请项美丽“吃饭”，问她《公正评论》和《自由谭》的真正编辑是谁，稿子都是怎么来的。项美丽的回答不能令他们满意，于是杂志就被宣布勒令停刊了。
杂志不能办下去了，项美丽在日益紧张的“孤岛”无法工作，又捡起她初到中国时就有的写作计划，撰写《宋氏三姐妹》。为采访宋氏姐妹，邵洵美为其引荐，并陪她去了重庆和香港。可是在香港，项美丽却投入了另外一个男人的怀抱，并与之结婚，生了一个孩子。1941年底日本人占领香港时，她丈夫被关进集中营，她带着婴儿过了两年最艰难的日子，1943年回到美国，仍是以卖字为生，从此再也没有来过中国。
项美丽可以一走了之，可是邵洵美的情丝却无法断绝。1946年，据说他是替一家电影公司考察进口电影设备，来到了美国，并且找到了项美丽。谁也无法知道他们那次见面各自怀抱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无法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总之，那时的项美丽，经过战争的磨炼，已有了稳定的工作、安定的家和心爱的孩子，年轻时代的冒险该结束了，她不可能跟邵洵美再回中国，邵洵美只能悻悻而返。
关于邵洵美后来的生活，真正熟悉他的人，几乎都不忍说了，认为这个诗人的悲剧完全是时代造成的，与其说是一个豪门后代的悲剧，毋宁说是一个天真的知识分子的悲剧。
解放初，邵洵美的时代印刷厂的机器，全部由北京新华印刷厂收购，连同工厂里的工人一起全包了。为此邵洵美带了全家（除大儿子邵祖丞之外）也来到北京，一来他需要一份正式的工作；二来既然机器国家全部买去了，工人也全由国家包了，为什么不可以再包一个邵洵美呢？他与出版打了几十年交道了，甜酸苦辣尝尽，现在解放了，百废待兴，出版业不也正需要人吗？于是在1950年春，他在北京找了一处很幽雅的宅子住下来，然后到处拜访朋友，找工作，如果不工作，他除了那笔卖机器的钱，一无所有了，全家怎么生活呢？然而现实是，北京方面并没有容纳他的气量。他过去不晓得帮了多少朋友的忙，而如今，好像所有的朋友都对他爱莫能助。他病了，两个女儿也病了，全家只得返回上海。
第九章 公子天下（12）
朋友还是老的好。秦鹤皋在上海出版公司工作，1954年介绍他翻译了马克·吐温的《汤姆莎亚侦探案》，薄薄一册，出版后销路倒异常地好。但他不能老是在家里等活儿上门来，全家大小要吃饭、要读书呀！后来，他当年为之出过书、解过困的夏衍同志了解了他的窘况，就关照北京有关出版部门，邀请邵洵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稿酬每月二百元先预付，书出版之后再依次扣除。这样，他总算有了固定的收入，先后翻译了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又翻译了泰戈尔的《家庭与世界》、《两姐妹》和《四章书》，这三部书稿后因中印关系恶化而未获出版。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约他和余贵堂合译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邵洵美用笔名荀枚），于1959年出版。
1950年代下半期，他还莫名其妙地被投入牢狱三年半，同牢的居然是复旦大学著名学者贾植芳先生。关于这三年半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