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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发出鼾声睡过去。接着给大腿消毒，军医切开腹股沟部位，用钳子拉出动脉，插进针头，一头是大口的瓶子，采血就这样开始。
最初，血汩汩地向外流，以后血流慢慢变细，“圆木”遂产生很厉害的痉挛，连固定身体的床都嘎吱嘎吱地响动。更残忍的是，这时会有人穿着皮靴去踩“圆木”的心脏，于是，吸管里出现血泡，这是最后的一滴血，采血这才结束。采后的血放到哪里，也许是培养室，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这级士兵不可能知道的。一个人的血液大体有四到六杯左右，尸体就丢进处置室旁边的电气焚烧炉烧掉。烟从烟筒冒出，外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臭味是闻得到的，油也滴在外面的马路上。剩下的骨灰在军官学校对面挖坑埋掉。
松本在这里服役十个月，亲见有四五十人被全部采血，以人体作为细菌制造器，然后“收获”污染的血液，再用这血去培养更多的细菌。
原731航空班队员八十岁的松本正一直接参与了多次细菌的飞机撒播。航空班班长是石井四郞的女婿增田美保，先后有八名飞行员参加细菌对中国的攻击。这些人后来或因飞机失事而死，或因感染了细菌而死，只有松本正一活了下来，并把战时的许多照片保留至今。这一天他向法庭提供了一个多小时的证词。
松本正一证言
1940年夏秋，我被派往杭州，航空班有三分之二的人乘97式重型轰炸机、97式单引擎轻型轰炸机从哈尔滨来到杭州。干部们把这次行动叫作“杭州作战”，用的是国民党在笕桥的机场。
1940年秋，增田美保驾单引擎97式轰炸机，卫生兵今村为轰炸手，把两箱染过鼠疫的跳蚤放在机下撒布到衢州。“衢州作战”只有一箱撒布成功，另一箱撒不出去，在途中把箱子扔了。后来在“宁波作战”中吸取了这次教训，把装有跳蚤的箱子做成小的流线状，把跳蚤分装在五层扁平的箱子里，投下时靠电磁石打开箱子的前后方，靠风使箱子里的跳蚤飞出落下。
有一次在攻击作战时，准备将染过鼠疫的跳蚤用飞机撒布下来，但箱子后部打不开，里面的跳蚤成漩涡状落不下来，只好返回。可是飞机在机场停稳后，箱子突然打开，大量跳蚤飞了出来，于是急忙进行消毒处理，结果连飞机都烧掉了。
1941年秋后，我在南京待了大约六个月，我所在的航空班去了30多人，所有的97式单引擎和同型的双引擎轰炸机都去了。另外山口班队员也来了很多，与在南京的南京1644部队合流。我记得南京细菌攻击进行了三次。平泽驾97式单引擎轰炸机，把从哈尔滨搬来的鼠疫跳蚤撒在了湖南常德的街上，后来听说效果不错。
1945年8月，我又回到哈尔滨，11月前后，长官命令部队转移，航空班可以马上离开，因此让我们销毁证据。我们把机要库、宿舍、破飞机全部烧掉。
从活体解剖、细菌制造到细菌攻击，几个亲历的老兵将一幅幅历史的场景复原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1931年到1945年发生在中国的真实而黑暗的历史。没有这样的复原和讲述，谁能够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没有这场细菌战诉讼，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这世间大恶面对人性的审判？
在这种时候，法律的判决已经不重要了，在讲述的那一刻，已经有了判决，这判决永远都无法更改和抹杀，因为这是人类良知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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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需要向世界诉说（1）
8月6日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忘记的特殊的日子，这是日本的受难日。这一天广岛受到了原子弹的袭击。8月9日，又一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日本人几十年来一直以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向世界言说。
原子武器在瞬间将这两座城市夷为平地。但在长崎市的浦上教堂一尊女神的雕像却神奇地保存了下来，1976年日本将这尊雕像送给了联合国。这尊被命名为“长崎天使”的女神眼睛望着没有目标的远方，成为见证过原子武器杀戮的象征。
8月6日是王选的生日。王选觉得她的出生和原子弹爆炸日同一天，是一种冥冥中的安排。“在我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日本都在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日本人用各种方式向世界讲，自己受到了怎样的伤害。”
有一年的8月6日，王选在广岛参加一个纪念活动，她在发言中说：8月6日是日本民族的受难日，但是你们知不知道对中国人来说，这一天也是受难日？1940年8月6日，日军开始对中国的浙江进行细菌战攻击！中国受细菌战之害的人远远高于广岛的原子弹，中国的二十多个省一百万人死于细菌战。
8月6日，一个黑色的灾难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发明了两种骇人听闻的杀戮方式：原子武器和细菌武器。原子武器是瞬间的毁灭，细菌武器是长久的对所有生命，包括人类、动物、植物等一切生命的慢性的灭绝。但是当今世界没有人不知道原子武器的危害，但细菌武器的危害为大多数人所未知；原子武器受害者的声音为世界所闻，细菌武器的受害者却被整个世界所忽略。
1996年12月王选在美国演讲，她说：“今天我站在这里，是要给世界带来一个信息，这就是，我们是人！我们整整沉默了五十多年，但今天我要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些成千上万死得痛苦、肮脏而屈辱的中国人，那些甚至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的细菌‘试验体’，曾经在地球上尊严地活过。”
中国人为什么整整沉默了半个世纪之久？当中国人试着向世界诉说的时候，才发现整个世界对这段悲惨历史的淡忘和漠然，对于很多人来说那是一段早已过去的旧事，对于更多的人来说，细菌武器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人们全然不知其中的残酷和可怕。不仅仅是世界，还有中国人自己。除了那些战争亲历者和受害者，更多的人对于曾经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大黑暗，也所知甚少。
中国人需要向世界诉说，中国人需要让世界倾听，但是中国人怎么才能让世界倾听？怎样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应该问问我们自己
2001年12月5日，王选带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吴世根和731老兵筱塚良雄参加在香港举办的“日军暴行见证会”。一次在报告会上，有人问日本律师：“如果我们的官司一审输了，二审又输了，我们还应该告吗？”
王选一把抢过话筒：“这个问题不要问日本人，应该问我们中国人。中国是受难者，讨不讨公道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应该问问我们自己。很多人说这是一场永远打不赢的官司，我说，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世界知道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有人说我们是弱势群体，我问你，什么叫强什么叫弱？手里有正义就是强大的，邪恶才是弱者，他们心虚才不敢出来认错。”
中国20多个省受到细菌战攻击，100万人死于细菌战，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让人动容的数字。但是相对于中国受难的情况来说，细菌战受难者诉说的声音还是太微弱，可以诉说的渠道还是太少。
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是个国际性的民间组织，由世界各地五十个草根基层团体联合组成，成立于1994年，宗旨是保存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历史真相。
当王选知道了史维会时，就找到了史维会的电话号码，将电话打到了美国：“我是王选，是中国细菌战受害者，我们在和日本打细菌战的官司。我们掌握大量日本细菌战的证据，你们史维会开会，怎么不叫上我们？”
就这样，王选和史维会取得联系，为中国受害者在世界上发出声音打开了一条通道。
1998年10月12日至18日，史维会在多伦多召开第三届大会，王选作为日军细菌战受害诉讼的中国原告代表参加大会，并就中国细菌战受害和细菌战诉讼作了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闻黎明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他第一次认识王选。闻黎明说：
王选在这个会上并不是中心人物。当时对日民间索赔问题在北美的呼声很高，但影响最大的是慰安妇。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内地、台湾和韩国的几个慰安妇。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张纯如和她写的书《南京大屠杀》。
王选的个子很小，双肩背着一个大包，见了人就说细菌战，不管别人爱不爱听，说完了就从她的大包里拿出材料分发，也不管别人要不要。有的材料是油印的，很简陋。她用英语、日语、中文在众多的陌生人里自己介绍自己。
每见一个人她都毫不吝惜地重新说一遍，每一次讲都很激动，充满激情。她的语言能力使她无论什么人都能说上话。
来参加史维会会议的有中国内地和台湾两岸政府人士，有来自美国、日本的和平人士，有战争的受害者，来自中国、韩国的慰安妇、劳工，还有受德国法西斯迫害的犹太人。会议涉及了两岸三地，在有些问题上大家还有分歧，但对待历史的大问题上大家都是一致的，都是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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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需要向世界诉说（2）
1998年被看成是中日关系转折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时中日关系从友善到出现了恶化的苗头。
闻黎明说：“我们觉得这是一场没有希望的诉讼。王选和中国的原告们在走一条没有底的路，细菌战诉讼开始已一年多，基本上是处于无依无靠孤军奋战的状态。但他们自己不觉得。”
1998年，史维会邀请以土屋公献为团长的“日本暴行见证报告团”前往多伦多、温哥华、纽约、华盛顿、旧金山举行报告会，王选带着筱塚良雄等侵华老兵前往作证。
报告团从芝加哥进入美国时，王选带着的日本老兵筱塚良雄、东史郞等被美国海关以不欢迎战争罪犯为由拒绝入境。虽然一再申诉他们来美国是揭露战争犯罪的证人，但还是不能入境。
王选在这次报告会上是一名演讲者，也是一名组织者联络者，还是一名翻译。
创造奇迹
在王选的努力下，史维会带着“被遗忘的浩劫”图片展来到中国，在义乌、丽水、宁波、衢州、江山、常德之间传递展出。中国的受害地又将自己有的图片加进去。
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郞说：这是一场持久战，从目前情况来说我们是弱者，我们就是要一边打官司一边扩大影响，让对峙的双方力量能够变化，你动员了更多的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日本政府才会害怕，才会重视。
王选说：
一开始我被允许去大学演讲时，谁也不知道细菌战，我就使劲讲啊讲，讲到大家稍微有点感觉为止。……2000年4月，我到南京，去了荣1644部队细菌战基地。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原址上建了一座大型的现代化医院，里头还保留着几栋过去的旧建筑。我和几位一起去的同伴想到医院里面去看看，被门卫拦住不让进。于是，像喜剧里发生的情节那样，我的同伴和我走过几个街区，绕到这座医院的后面，见没有人看门，我们就进去了，认出了当时的一些建筑，进入当年的“副楼”，一层一层寻旧，那里已经改为资料储存室，没有发现任何南京1644部队及它过去的痕迹。
南京大屠杀以美丽的仪式被纪念，还有一座纪念�